文明竞争思路的开启——郭嵩焘西洋立国本于政教说的时代语境与历史意义

1875年，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西洋立国“其本在朝廷政教”的观点，向被视为“超前”于时代。然而，若置诸时代语境中，其观点却是在“师夷”和“务本”两种自强方案中所取的折中，在推进对西方认识的同时，又回归到关注“政教”的中国传统认知框架中。这种观点蕴含着认为中西之间道一理同的预设，使郭嵩焘认识到中西之争不仅是力量对抗，更是文明竞争。这也恰是他异于同时代人的思想特征。郭嵩焘打破了西方有“器”无“道”的印象，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中西之间，道是异还是同。这个问题为后世中、西学之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郭嵩焘；洋务运动；海防六条；中西关系

郭嵩焘在光绪元年（1875）上陈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著名的观点：“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研究者对此多有关注，认为它超过了当时主张洋务者单纯对西方器械的仿效，是对西方十分“超前”与“先进”的认识。郭嵩焘常被研究者视为“超时代”者，与这个观点也密切相关。

然而，郭嵩焘做出这个表述时，尚未出使西洋，未亲见西方之“朝廷”，何从认识其“政教”？我们常认为近代中国人是随着对西方知识的增加而深化对其认识，郭嵩焘这个观点却并非以其亲历西方的经验为知识基础。这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它究竟如何从时代语境中生发出来。我们更多要考虑的或许不是它如何“超前”，反而是它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以及它和郭嵩焘个人的思想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能会对它在近代史上的开创性影响有进一步认识。

《郭嵩焘全集》第四册“奏稿”收录了《条议海防事宜》

首先，就其与同时代思想的对话而言，西洋立国本于政教与其说“超时代”，不如说走的是一条折中的道路。《条陈海防事宜》针对的是同治十三年（1874）总理衙门的海防六条意见。在既有研究中，海防六条引起的争议一般被看作“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中西之争。然而，海防六条的实质是一种异于传统的治国之术，朝野的批评除了在其“用夷变夏”，更在其过于注重船炮器械的“舍本逐末”。而郭嵩焘的观点在“师夷”和“务本”之争中走的其实是一条折中道路：一方面，他同意“师夷”，认为西方能够成为中国效仿的某种典范，更将对西方的认识从器物层面推进至政教的层面；但另一方面，他又同意“务本”，认为富强根本应在朝廷政教，应该从受西方坚船利炮影响而学习原本不被重视“末艺”，回归到学习西方“政教”这种中国传统更看重的“本务”上。对西方认识的推进和对中国传统认知的回归，这二者居然可以并存，这种悖论值得更深入的探讨。

其次，就其在郭嵩焘自身思想发展理路中的地位而言，当同时代其他人更关注华夷、道器等强调中西差别的观念时，郭嵩焘则更注重中西共通的一面，认为西方立国并非别有异道，故忧虑的不仅是在对抗中中国的力量不足，更在中国的失“道”。这既上承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他坚持可以“理”与西方相处的思想，又下启了他后来出使海外能看到西方种种制度、文化得三代之意的眼光。以西方立国本于政教这一观点为桥梁，郭嵩焘看到了中西之间不仅是力量的对抗，更是文明的竞争，进而接受了西方“文明”（civilization）的观念。

最后，就其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西洋立国本于政教的观点开启了甲午以降众多中西新旧之争的可能。郭嵩焘的观点打破了原来认为西方有“器”无“道”的印象。而一旦西方可以有“道”，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在中西之间，道是异还是同？不管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说，还是严复的中西各有体用说，它们共同面对的恰是中西异同和“道”的关系问题。

中国画《洋务风云》，作者：张国琳

一、自强之方：师夷还是务本？

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借台湾土著杀害琉球难民之事，进兵台湾，中日濒临战争，经过一系列交涉，最终于秋间议和。对于总理衙门而言，这次中日交涉是一个不小的冲击：“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何况尚有其他列强之窥伺，“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痛定思痛，总理衙门于是年九月提出了筹备海防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建议。

大要而言，总理衙门的简器、造船两条皆从军器上立言，关注枪炮、舰船的置办问题，其中明确以“师夷”为指向：“明知效彼之长，已居于后，然使并无此器，更何所恃！”“明知（造船）费用浩繁，及所制不及西人之精，局外亦颇有异议，甚且欲行停止……停止以后，更何从别求精进以资防御；而人之伺我正切，势又不能不办，是以定见坚持，未如所议”。筹饷一条围绕“以上各层”，讨论的是练兵简器造船的经费何所从出。用人一条复围绕“以上各事”，着重“简派知兵重望、实心办事、熟悉洋情之大员，为之统帅，责成经理，及遴派得力提镇将领为之分统”。至于持久一条，则是号召“局中、局外同心切筹，坚持定见”。六条建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整体，其中总理衙门最为看重的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四条；用人一条，其实只是作为前四者的辅助（这一点和反馈者形成鲜明对比，详下文）；至于持久一条，则表明了总理衙门之所以要将这样一份计划提请各督抚讨论，其根本用意在于寻求共识，希望在讨论中共同达成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定见”。

奏上后，朝廷照其所请，饬下南、北洋大臣及滨海沿江督抚筹议；复在参考督抚的意见之后扩大了参与者的范围，令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讨论，海防六条遂成朝野热议之事。

总理衙门

总理衙门的六条建议和各督抚的复奏内容，关涉到了诸如海防塞防之争，建海军，置办铁甲舰等诸多问题，既有研究多从这些具体内容上进行了探讨。然而，这次海防大讨论有个特殊性常被忽略：它是一次命题作文。由于总理衙门已将主题集中在简器、造船等六个方面，又自己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解释，它们变成了各督抚复奏时首先需要应对的意见。如果我们不止从字面去理解各个复奏，而更体察其委婉而言的内容，比较督抚们私下言论与公开言论的异同，则会发现，督抚的复奏对海防六条其实有不小的偏离。

这种偏离，突出表现在对总理衙门本末次序的不认可。已有研究者指出，这次争论中，没有人敢公然反对总理衙门提出的六条，但以务本为理由提出反对，却是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一套以练兵、简器、造船、筹饷为主体的治国方案，其实违背了儒生对治国之本的认知。

两江总督李宗羲的反对是相对易见的。他“伏查总理衙门原奏六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四条之要领，由末溯本，用意至为远深”，实际上点出了简器造船等是“末”。对于简器一条，李宗羲申明：“臣闻自古觇国势者，在人材之盛衰，而不在财用之赢绌；在政事之得失，而不在兵力之强弱；未闻以器械为重轻也。”至于造船一条，李宗羲曰：“据臣愚见，船炮不可不办，亦宜量力徐图，稍蓄财力，以练陆防之兵，以备有事之用。而仍汲汲以修政事，造人材为本。”他再三致意的，仍是所谓的修政事、造人材，而劝谏朝廷不当亟亟以兵、器为事。

李宗羲诗作

浙江巡抚杨昌濬也有和李宗羲类似的表述方式。他一方面按照原奏六条开列陈明，并且也承认：“承饬议各条，洵为当务之急，而用人、筹饷二者尤为紧要，足食乃能足兵，有治人乃有治法。而持久之道，亦即写乎其中矣。”但随即下一转语：“抑臣更有请者。从来天下之安危，视乎民心之向背，外夷惟强，遇百姓齐心，即不敢显干众怒，故必整顿吏治，以固结民心，庶于自强之根本更有裨益。”一个“更”字，孰轻孰重，显然可见。

江西巡抚刘坤一的态度则要圆滑一些。他在复奏中声明“今外洋之于中国，标证已急，诚如王大臣所奏，舍练兵、用人、制器、造船，以及筹饷，别无善策。我皇上与王大臣既有成算，既以各事分责疆臣，谁任练兵，谁任筹饷，谁任制器造船，不效则治其罪，孰敢逞臆说以摇国是乎”？表面上非常支持朝廷之“国是”。但在私下的信函中他却说：“时议造船铸炮，未始不是良图；然中国之所以自强，恐不全在乎此。”可见对于自己奏折中的说法，刘坤一暗中并不认同。

实际上，海防六条这样一整套措施的问题是容易看到的。有如湖南巡抚王文韶所说：“若各省竞言海防，专恃此为备敌之计，而全力尽注于此，一战而胜，固可暂清洋面。倘有不利，则数载经营，悉归无用，而势力已殚，他无可恃。竭天下之财力精神，以决成败于俄顷之际，其机可谓至危。”总理衙门这一整套包括简器、造船在内的洋务措施，需要刚刚从动乱中走出来的清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这样将整个国家的“财力精神”聚焦到海防上来，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总理衙门希望局中局外坚持定见的“持久”一条上，王文韶申说的却是“始事规模，不宜过宽，但期我力有余，自可随时恢扩”，如此来持久与自强。这实际上已和总理衙门的初衷有别。然而后来当讨论扩及六部九卿时，他们却与王氏一致，认为“为今之计，仍以王文韶所称‘始事规模不宜过宽’之言为持久要著。”

刘坤一

王文韶所说也正是同光时期清朝在引进洋务时所遇到的问题。在意识到只有引进和仿制洋船洋炮才能抗衡西方之后，清朝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不办则我国不能耦敌于他邦，既办则年有巨费之支，实历来所全未见者也。”这给“国计空虚，人民凋敝，其势不能兴大役，动大众”的清政府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而这样大的花销更是直接挑战了向来政治理念接近于“小政府”的儒生，人们常担忧“今欲使中国之炮船足比西人，则轮船必以数百计，铁甲船必以数十计，大炮必以千计，次小之炮必以数千计，加以洋枪、杂器、火药、煤炭之费，将士薪粮之费，非数千万万金不可……今中国民穷财尽，必不能有此巨款，势必横征暴敛，多结民怨，或凿山开矿，广立利孔，以冀集事，窃恐事未成而乱已生矣”。

对于督抚各种委婉的批评和反对，总理衙门其实也能够觉察。在总结各督抚的复奏时，总理衙门专门申辩道：“若夫自强大本大原，在于用人行政，并非此举（按指筹备船炮）有成即置诸政于不问。”由此申辩，恰见简器造船等项在中国传统的认知中并非自强之本原。而总理衙门汲汲于此“末务”，甚至通过朝廷向各督抚传达，其实是在推广一种挑战传统的治国思路。

王文韶

也正因为其挑战了传统，以练兵、简器等为主义的自强之策不能得到许多人的认可。一些不是督抚而悉知此事的人，反对意见要激烈很多。方濬颐就批评海防六条“弃本务末，舍己从人，变乱成法，不明利害”。他作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机器论》，就“本末”二字陈明曰：

彼之人无礼乐教化，无典章文物，而沾沾焉惟利是视，好勇斗狠，恃其心思技巧以此为富强之计。而我内地奸民遂与之钩结煽惑，陈书当道，几几乎欲用夷变夏。夫岂知中国三千年以来，帝王代嬗，治乱循环，惟以德服人始能混一区宇，奠安黎庶，虽武乡侯之木牛流马，亦仅能行于蜀汉鼎足三分。而所谓天锡勇智，表正万邦者，要不在区区器械机巧之末也，曰有本在。本何在？在民。

朱采同样诉诸本末之说：

自强之要之本，人固不能尽知也。简器、造船、防陆、防海末也；练兵、选将、丰财、和众，方为末中之本。修政事、革弊法，用才能，崇朴实，本也；正人心，移风俗，新主德，精爰立，方为本中之本。得末中之本者尚难勉支强敌，得本中之本者足以永奠苞桑。

没有官守言责的限制，方、朱表现出的是和海防六条基本精神的异撰。对于朝野各种或委婉或直接的舍本逐末的批评，我们不能简单以“顽固”“落后”囊括之。总理衙门原本焦点明确，就在海防一事，而讨论者却每每溢出范围，其间反映的是当时朝野一种普遍的焦虑。他们的本末之说看似滥调陈词，实际上反映了朝廷饬交众议的海防六条，在他们看来是一套本末倒置的方案。清朝当时问题众多，而练兵、简器诸条，却都没有说到当时人最关心、最希望朝廷做出改变的地方。

分歧之所以会产生，自然和西方有关。总理衙门明确以西方作为效仿对象，这一点也受到了许多士人的批评，有如刘锡鸿所说：“自强者，自立也，非谓当如外洋，日以兵为事，自示强悍也，赏罚严明，用人得当，以立天下之纲纪，则人才自奋，吏治自修，民生自遂，财赋自裕，兵力自强，外夷亦自慴服，何事纷纷他求。”总理衙门从西方借鉴的、朝廷有意推广的，却是一种异乎儒生常道的治国方略。这种“纷纷他求”的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抵制。

刘锡鸿像

正因为有这样的分歧，当朝廷将讨论者的范围扩大到六部九卿时，更直接的反对意见就出现了。总理衙门号召效仿的，是一个长于机器的西方。这样的西方容易激起反对者双重的反感。其仍未超脱的“夷狄”身份，使反对者容易感受到“用夷变夏”的危险。而反对者同样担忧的，是汲汲于器械末艺所导致朝廷“失道”的危机。如王家璧所说：“我国家之自强，正在用人行政，毋庸虚耗中国以徇外洋，使无数帑金掷诸沧海，徒得备而不用之虚器，而失我悉索敝赋之实银也。且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之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盘剥，搜山竭泽，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这个观点出自向被视为顽固保守的王家璧，却得到向被视为“洋务派”代表的左宗棠的同意。左氏谓“泰西艺事之精，自昔已然，效其长以制之可耳。若并舍弃所学，妄自菲薄，惟怪欲闻，诚所未喻”。可见这种逐“器”舍“道”、逐末舍本的做法，是许多人都在批评的。

当然，对总理衙门观点的偏离，不只可以是偏向保守，也可以是向更激进的方向偏转。这尤以李鸿章为代表。李鸿章看到了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是故“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为此，李鸿章做出若干激进的建议，特别是在“用人”一条上，他完全不依总理衙门挑选统帅将领的思路，转而提出自己著名的“另开洋务取进一格”的建议，“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使此途“与正途出身无异”。其意是要从改革登进之途来扭转士人对“器”的贱视态度，这比总理衙门的海防六条更加激烈。后者的回应是“尚非仓促所能举办”。

如此激烈的意见自然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通政使于凌辰就直接批评李说“用夷变夏”。经李鸿章提携的刘秉璋也对李氏有所劝谏，一则谏其不当拟“洋学局”之名，生人“用夷变夏”之疑；再则责其“于枝叶上刻画，未于根本上推勘”。夷夏之界、本末之别，是刘秉璋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当时人普遍敏感的问题。

郭嵩焘的筹议海防条陈，诞生于这种众声喧哗的背景中，而其西洋立国本于政教的观点，也是在这种语境中对夷夏、本末问题做出的回应。

青年郭嵩焘像

二、折中道路：西洋立国，其本在朝廷政教

郭嵩焘在退居江湖有年之后，于同治十三年应朝廷特召复出。光绪元年春间，朝廷将海防六条的讨论者范围扩大到六部九卿，使其成为京师焦点议题，郭嵩焘此时恰到京。新授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没有放过发表意见的机会，于三月上总理衙门条陈，条议海防事宜。

总理衙门六条聚焦于海防，有鉴于此，郭嵩焘在条陈开头首先陈述的是筹防之策，指出筹防需要因地、因时、因人。在筹防三策之后，嵩焘进一步指出，当时处理中西关系，有四个重要的举措：一是急通官商之情，二是通筹公私之利，三是兼顾水陆之防，四是先明本末之序。最后，郭嵩焘强调所有的措施，都是积渐缓进而来，欲速则不达，需要长期的坚持。

和总理衙门汲汲于备防不同的是，在郭嵩焘看来，当时的中西关系非必通过军事的方式解决不可。他认为，“沿海各口环集数十国，而英、法、弥三国互为主盟，其利分而势散，必无敢公然发难者”，更重要的是，“洋人之利在通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所以尽管列强“蓄谋在求日进而有功”，但“非积憾以求一泄，无肯构兵”者。这种窥伺中国却不悍然侵犯的情势，使得主动权其实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只要“中国百年治安，英、俄各国亦必百年无事”。基于这种判断，郭嵩焘认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法”，“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总之，当务之急别有所在，并不在简器造船之上。

郭嵩焘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

在郭嵩焘看来，那是一个亟须务本之时，他所说的“因时”，正是缘此而发：

今海疆绥谧，民商乐业，可云无事矣……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时处乎变，则从其变之数以治其末而匡救之，而本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纲废弛，民气郁塞，盗贼横行，岂为海上强敌莫之能支？一方告饥而已虞束手，一夫称乱而相顾哗然。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

郭嵩焘的这种判断，和其他海防六条的批评者并无太大区别。然而总理衙门的练兵、简器、造船的富强之方，却显然与这种务本之方相忤，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和民生拉开了距离。针对于此，郭嵩焘乃强调要“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其继而提出急通官商之情、通筹公私之利的意见，都依循这种思路。对于总理衙门从军备立言的简器、造船之策，嵩焘转移了焦点：“窃谓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他希望朝廷发挥商人的积极性，自造轮船，而政府设市舶司以统筹之，庶“恃官民上下通筹，合力为之”。这实际上就把总理衙门军事上的关注转移到了民事上。

海防六条汲汲于练兵造船，郭嵩焘则专门指出了要“先明本末之序”，历代“及衰且乱，则必纪纲法度先弛于上，然后贤人隐伏，民俗日偷，而边患乘之。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海防是末，政教才是根本。

郭嵩焘出使英国及其所整理的《使西纪程》

而就海防而言，“边防一事，又有其本末存焉”。通考六条，“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然而如前所说，总理衙门的“用人”本是指如何在办理练兵诸事上妥善用人，郭嵩焘却把焦点放在了培养人才之上：“求人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朝廷念念以培养人才为心，邪正公私较然不能掩，则士大夫之精神自振，而吏治之功效亦必月异而岁不同。人民日就安，边疆自臻绥谧，必然之应也。”将“用人”的焦点转移到培养人才上来，郭氏这种做法又与李鸿章相近。郭嵩焘改换了“用人”的概念，申说的其实是六条中未言的人才培养问题。而在这个问题面前，整个海防的筹议却“数者皆末也”。所谓的“先明本末之序”，实际上在婉转批评这次海防筹议舍本逐末。就此而言，郭嵩焘和其他许多人其实分享了相同的意见。

郭嵩焘得知这次讨论海防或许有赫德的影响，“其意盖欲以西洋之规模，施之中国，而以海防引其端”。西方可以是中国效仿的典范，郭嵩焘对此并无疑问，问题在于西方应该成为怎样的一种典范。他并不认可“以海防引其端”的看法，以为仅仅效仿器械，“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是不可能“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的。所以郭嵩焘做出了那个非常大胆的议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富强，又末中之一节也。”

在后人看来，这样的观点颇为激进或“先进”，因为它几乎是第一次指出了西方富强不在于坚船利炮，而在于政教。但置诸当时的语境中，其观点却可以说是走了一条折中路线。一方面，相对那些还怀持着“用夷变夏”的疑虑的人，郭嵩焘和总理衙门一样，都已经认可了西方能够成为中国效仿的某种典范。而另一方面，相对于海防六条中透露出来的认为西方富强的秘密在于坚船利炮的观点，郭嵩焘却又和许多批评者一样，指出仅仅依靠器械并不能达成富强，富强之根本仍在于朝廷政教。

赫德亲笔签名照

条陈中的议论反映了郭嵩焘的担忧：仿效器械会对朝廷政教造成干扰。所以在条陈的最后部分，他再次批评了造船简器的自强之方：“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利，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之所以自治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在他看来，自强不过如《礼运》所说的“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而已，绝非别有异术。

朝廷收到六部九卿的复奏后，饬交总理衙门会议，其中包括了反对意见比较激烈的于凌辰、王家璧两折。而总理衙门就在此时主动提交了郭嵩焘的条陈，指出其“语有可采”，且认为郭嵩焘“中外情形，夙有体会，非比空言”，可以说是将他援为同道。在将西方视为某种程度的典范这一点上，郭嵩焘和总理衙门是有相近之处的。

然而在对朝廷舍本逐末的批评上，郭嵩焘却并未与一般被视为“落后”“顽固”者有太大的差别。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皆视“道”高于“器”，而后人一般指称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朝廷将“器”放在那么重要地位的时期。清政府在由上而下地推广“以器械为重轻”的治国方略，依循的是一种不兼容于中国人认知习惯的思路。批评者并非只是一味地排斥西方，更是对仅靠器械就可以自强的想法充满了疑议。

郭嵩焘所撰，曾国藩作序的《湘阴郭氏家谱》书影

而郭嵩焘在这时提出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的看法，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对西方的认识不仅限于“器”，而更关注接近于“道”的层面西方的“政教”。相对于一般的“用夷变夏”之论，郭嵩焘的观点指出了西人并非无“道”之夷狄；但相对于要将大量人力财力施用于洋务上的朝廷，郭嵩焘观点的意义则在于指出了西人并非于圣人之道外别有异“道”，凭借坚船利炮之“器”、商贾之“利”未必即可富强。

过分强调郭嵩焘观点的“超前”，容易忽视它和其同时代的对话关系。郭嵩焘的上述观点不仅是对学习西方器物的“洋务派”观点的发展和超越，而同时也分享了那些向来被归为“顽固派”的观点。进而言之，在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期，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希望朝廷从政教根本处下手治国的巨大声音，它和当时朝廷推动对西方器物的学习是不和谐的。由于这种不和谐，它被后人视为与“洋务派”对立的“顽固派”的观点，被排除在主流的“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叙事脉络之外。但这样的声音其实同样在历史上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和“维新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诚然有别，但在反对朝廷“以器械为重轻”的治国方略上，在希望从更根本的政教人心处下手治国的理念上，却是相通的。由于这种共通性与是否向西方学习并不等同，故常被忽视。然而，如果尝试转变视角，或许有助于呈现之前被遮蔽的某种历史联系。

而在视角转换之后，郭嵩焘西洋立国本于政教的观点就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在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上，郭嵩焘认识到西方不仅器物值得师法，政教上也值得学习，从而将对西方的认识引入到了中国人更加关注的“道”的层面；而在国家治理的问题上，他又摆脱了西方冲击带来的治国“以器械为重轻”的“异端”思路，力图回归从政教人心下手这样的“正道”。而这二者的交汇，却意味着向西方学习和儒生心目中的“正道”是可以并存的。后世“趋西”风潮的形成，恰是沿着郭嵩焘的思想方向发展下去的结果。

“维新变法”运动

三、中西同理：西方亦有道

和同时代其他人相比，郭嵩焘观点的独特之处在于将“师夷”和“务本”这两点结合在了一起。从其个人思想发展的理路来看，他能得出这样的观点，来自于他对道和中西的关系有着不同于时人的看法。

要意识到西方治国的道理其实不外乎古圣之道，需要看到中西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恰是常被当时人忽略的问题。近代西人之到来，作为非夏之夷，凭非道之器，借非德之力，嚣嚣以战为名，攘攘以利为事，十分符合当时中国人对于“夷狄”之想象。因此，当时人惯言西人是“犬羊之性”，认为“可以威箝，不可以理喻”，中西交涉被当成难以讲理的纯粹势力对抗。陈庆松就将中西对抗拟为两人忿斗，“全恃乎气。彼既寻殴，我即扑打。此期间着不得思议。一着思议，便是逡巡退让”，其原因正是“中外倚伏，全视乎势。中国得势，则中国强；外夷得势，则外夷强”。至于视西方富强之秘在于异术，“其为学无所谓道也，器数名物而已。其为治无所谓德厚也，富强而已”。同样包含着对西方的强烈异己感。

在同时人大多以为“中外倚伏，全视乎势”时，郭嵩焘则强调可以与夷人讲“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郭嵩焘之所以大力游说僧格林沁，坚持不可开战，其原因即在于他相信“夷人之来有辞，当求折冲樽俎之方，不足与用兵。即势穷力战，要使理足于己，庶胜与败两无所悔”。所以他经常引用班固的话说道：“班固言：制御夷彝之道，当使曲在彼。程子亦曰：与夷狄相接，常使理足于我。此道今人不讲久矣，所以终无自全之道也。”

僧格林沁

郭嵩焘的说法暗示了一种心同理同的假设，认为西人亦可以理服之。对今人而言，此已为常识，但当时则未足以信人。王闿运即曾驳斥郭嵩焘曰：“《匈奴传》论和战二端，既谓夷狄兽心，不可以理义法度论，而又欲使曲在彼。譬如与犬羊斗，而使犬羊负曲名，欲其不我觝噬，不可得也。郭筠仙最好班氏此论，以为得制夷之要，谬矣。”以理自处本是儒生待人接物的基本态度，在处理中西交涉时，却需要郭嵩焘专门强调，而且还会引起其他人的反对。可见中西、华夷的差别感对心同理同的理念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处理洋务之“理”不应该被中西之差别所间隔，郭嵩焘持之甚坚。这也是他在马嘉理事件中不恤清议，径直参劾岑毓英的原因。在他看来，“今人之视洋务，惊忧骇愕，莫测所为，而其实只是一理。凡事一折衷以理，顺者应之，逆者拒之，须使心目中无有洋人之见存，而随之以为轻重，即所处裕如矣”。郭嵩焘之所以在其时代谤毁满身，实因在中西同异问题上，他的观点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人。

中西同理的看法，不仅影响到郭嵩焘对具体实践的处理，更影响到他对既有思想资源的理解。他不止一次说过：“往与何愿船部郎论洋务，深中肯綮。问以曾涉历洋务乎，曰未也，经史传记、先儒百家之言，昭著灿列，奚待涉历而知之。嵩焘惊叹其言，以为极古今之变，不越此理而已，苟通其理，万事万物，无弗通者。”坚信理可以超越中西的差别，使郭嵩焘在中西、华夷成见巨大的时代，却能看到中西相通的一面。他看到西方立国同样以政教为本，实以此为前提。

王闿运

尤其重要的是，《条议海防事宜》写作于郭嵩焘出使之前。郭嵩焘后来就说，出使之前“有谓嵩焘能知洋务者，其时于泰西政教风俗所以致富强，茫无所知，所持独理而已”。但这种“茫无所知”，并不妨碍他在《条议》中得出西方立国本于政教的论断。换言之，它并不以对西方的亲身见闻为必要条件。这看似可怪，其实不难理解：立国以政教为本的道理，本就超越古今中外的界限，且不待涉历即可知。这种认识更多源于中国人自己思路的改变：中西的差别——不管是“夏”与“夷”的差别，还是“道”与“器”的差别——并不足以使“道”被中西所间隔。

如果把这一点纳入到对郭嵩焘的理解中，那么他和同时人相比真正的特异之处，并非等他得到了亲历西方的机会之后，在出使的见闻中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正确”的西方形象；而是在他出使之前，便已能从与同时人相近的时代经验，以及“经史传记、先儒百家”的思想资源中，觅得一个新的看待西方的视角。新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一种回归，相比于认为西方富强之秘在于奇技淫巧的同时人，郭嵩焘提出了不应以异样的标准观察西方：西方之富强，不外乎古昔圣贤之道。

这种视角反而是郭嵩焘后来海外见闻的出发点。既有研究多以他在海外观察到西方的议会制度、科学技术等为“先进”。然而郭嵩焘努力在做的，却是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寻找理解新事物的方向。他常有拟西方于三代的做法，比如在英国期间，郭嵩焘参观了牛津、剑桥大学，了解到西方之学制，乃看到：“所学与仕进判分为二。而仕进者各就其才质所长，入国家所立学馆，如兵法、律法之属，积资任能，终其身以所学自效。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汉魏以后士大夫知此义若鲜矣。”

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插画

又如，在了解到西方的预算制度时，郭嵩焘同样将其与三代进行了对比：

三代制用之经，量入以为出，西洋则量出以为入。而后知其君民上下，并心一力，以求制治保邦之义。所以立国数千年而日臻强盛者，此也。

“制治保邦”典出《尚书·周官》，周成王称古之圣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其实就具体制度形式而言，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是完全相反的；然而，西方制度那种防范未然的精神，却深得古圣之意，这也才是郭嵩焘最为赞赏的。可见他更加看重的不是西方具体的制度形式，而是其中蕴含的和三代相贯通的理念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