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学术界》2月号发表了中岛敦的《山月记》和《文字祸》两个短篇，继而5月号又发表了他的《光与风与梦》，反响颇佳，后者更获推荐为第十五届芥川奖的候选作品。借此声势，筑摩出版社7月推出了中岛敦的首个小说作品集，除收录了前述三篇作品之外，又增补了《附体》《木乃伊》《斗南先生》《猎虎》等4篇未曾发表的新作，作为单行本出版在这一组小说，可视为新晋作家中岛敦正式踏足日本文坛的“投名状”。
作品集以《光与风与梦》冠名，这篇中篇小说的内容与构成均令人眼前一亮。小说运用叙述与日记穿插交错的文体，多主线地勾勒出苏格兰知名小说家史蒂文森定居于南太平洋萨摩亚岛的人生最后阶段的宏大画卷。小说的主线之一是描绘热带南洋雨林的风土气候和粗犷劳作环境如何令史蒂文森的病体迎来奇迹般的新生，重拾生活和创作的热情；然而，十九世纪末西方殖民势力侵蚀下的南洋海岛不纯然是质朴宁静的桃花源，小说的另一条主线便是萨摩亚岛国长达多年的政局动荡。白人对土人的欺压、部族间的龃龉、外国势力的介入和挑拨，令萨摩亚岛国陷入傀儡人战争的混乱。史蒂文森也不自觉地卷入了其中，他抨击政要高官的贪婪和不公，为土人打抱不平。这使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在当地白人社会里频频被孤立，而人微言轻的徒劳也一再令他深感挫败。但恰恰是这种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拗，彰显了这位“政治素人”作家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第三条主线，则是史蒂文森在病魔袭扰和政治烦嚣的夹击下，顽强反抗悲剧命运的“豪赌”——“在死亡冰冷的手捉住自己之前，究竟能编织出怎样的‘幻想和文字的织锦’”？作为今日读者的我们，不难在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森喃喃独语的字里行间，读出作者中岛敦本人的焦灼：生死须臾时不我待的绝望感，拖着病体顽强编织文学梦锦的悲壮感，对主流的文学模式的质疑，对自身文学才能时而自信、时而陷入自我怀疑的矛盾心理，等等。中岛敦仿佛是把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预感，注进了史蒂文森瑀瑀行走在南洋海岛的身影。这种性格命运的交叠，无疑是小说最打动读者的地方。
以《古谭》为总题的《附体》《木乃伊》《山月记》《文字祸》四篇，是一组奇幻的寓言体小说，以古代异域的怪诞故事为载体演绎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抽象命题。小说《附体》描写主人公夏克因兄弟惨死的刺激而打开了想象之门，成了上古部落中的第一个讲故事的人，却也因此沦为寄生于听故事者群体的多余的人，一旦失去了听众便什么也不是，被毫无顾念地分吃弃掷，是一篇寓意于文学起源及与社会的关系的作品。小说《木乃伊》把现代人对“我是谁？”的疑惑拓印在千年前的古波斯人身上，主人公面对似曾相识的异域文化，不由自主地陷入深刻的自我怀疑，最终在无止境轮回的文化叠影中迷失崩溃。《山月记》改写了唐传奇《人虎传》，让人性迷失的主人公自我解剖因沉迷于追求文字功业以至于沦为怪物的悲剧，突出了“人性”向“兽性”异化过程中的迷惘和痛苦，在志怪灵异的旧瓶里加入了现代心理分析的新酒。《文字祸》用拟人化的手法讽喻文字对人类社会的逆袭。故事里的老学者奉王命调查文字精灵的存在与否，却赫然发现了文字精灵对人类记忆及思想拥有可怕的主宰力，结果受到精灵的报复——数以百计的楔形文字瓦片倒塌砸在他身上，将他活活压死了。在中岛敦的笔下，这些有意识或无意识落入“文学/文字”精灵彀中的主人公都不由自主地堕入人生悲剧，结局非死即狂，影射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和迷惘。
《猎虎》和《斗南先生》的创作时间较《古谭》和《光与风与梦》为早，取材于中岛敦自身的生活经历。《斗南先生》记述了中岛敦陪伴照顾大伯父中岛端最后病逝的日子。中岛敦以“三造”的名字出现在书中，初时，三造对大伯有着莫名的嫌恶，觉得老人言行奇矫，感情冲动，不谙世务，只知道愤世嫉俗，认为伯父频频去中国大陆旅行及对东亚时局的关切并非忧心国事，纯粹是“被异国风情引诱”的嗜好浪游。但在近距离目睹伯父步向死亡的痛苦过程中，他渐渐涌发对老人的亲情，意识到自己精神上性格上与伯父的相似，进而对伯父那一代人以“国士”自命的精神和言行有了较客观的理解。这篇小说在1933年已基本完成，但一直只作为私人记录未公开发表，及至日本侵华、日美开战后，中岛敦为伯父生前对东亚时局的预言“恰中正鹄”感到惊讶，遂于1942年补充介绍了伯父《中国分割之命运》一书中反对日本参与分割中国，主张“唯有挺身挽回中华民族被瓜分的命运一途”才是大和民族之天职，鼓吹“驱逐白人出东亚的绝大理想”的主张，以及预见到日美必有一战，立遗嘱要将骨灰撒在熊野浦，将化作“巨鯱”吞噬来犯之敌等内容，把这篇小说收入集中公开发表。
《猎虎》是中岛敦1934年应募《中央公论》杂志征稿的参选之作。小说透过日本少年“我”与同班朝鲜少年的交往，透视出朝鲜人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内心抵触和反抗。昌和苑内供人围观的老虎，虽然闭目昼寝于铁槛之内，仍然给人倨傲冷视的感觉；其后出现在京郊山林的野生猛虎，更主动向人袭击。“虎”是朝鲜人被迫隐忍但骨子里不肯驯顺的象征。但是，精神上的倨傲难以改变现实中的软弱。内心矜傲的朝鲜少年赵大焕，遭受他所鄙视的高年级日本人学生的暴力欺凌后，痛苦地发出“什么是强？什么是弱？”之问，这不仅仅是他对自己此时此事中处境的感慨，也是朝鲜人对亡国后的处境和前路的求索。此后，赵大焕便突然消失了，多年后再出现在东京街头时，他身上已无复“两班”贵族后代的痕迹，其穿着和形象则让读者联想到早前“他参与了某个社会运动团体并且活跃其中”的传闻。小说中表现了日本少年的“我”对朝鲜少年赵大焕的善意和同情，同时也揭示，这种个人交往层面的善意和友情，始终无法真正填平殖民者与殖民地民众之间基于身份立场的理解鸿沟。在这一意义上，小说批判了日本政府鼓吹的“日鲜共融”政策的虚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