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博拉·R·库恩
“没有‘奥地利理念’，为了‘欧洲与人类的利益’也要将它发明出来。”
本文摘自《气候与帝国想象：哈布斯堡科学家如何跨尺度丈量世界》。
哈布斯堡君主国统治后期遭遇了意识形态危机。一直以来，王朝都自称其统治乃神的旨意，这片王土实现了中世纪大一统的梦想，是与“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的“基督教堡垒”，是沟通“东”“西”的枢纽。但进入18世纪，奥斯曼帝国式微，对欧洲的威胁减轻了，这些说法的说服力也随之下降。此后，哈布斯堡家族又将自己塑造为人文艺术与科学的赞助者，启蒙运动的孵化人，立下豪言壮语要保护它治下的各种文化。套用20世纪民族主义的框架回看，“多样中的统一”这种观念太过脆弱，根本不值得思想史学者关注。A. J. P. 泰勒(A. J. P. Taylor)在经典史学著作中写道：“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是个没有思想的皇帝，这恰是他生存下去的力量。但19世纪以后，只有思想观念才能成就一个国家，并推动它发展壮大……因此必须有一种奥地利理念。这个词组尽人皆知，却还没有人真的将其付诸实践。”
吊诡之处在于，泰勒虽然拥护“小国”，却和19世纪德意志国家主义者立场相同。后者也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普鲁士保守派的反犹主义者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希望普鲁士能统治整个欧洲，因此他在1853年写道：“当前，奥地利缺乏一种凝聚诸邦的理念。”他随后告诫道，没有统一的“理念”，奥地利势必陷入“唯物主义”。拉加德说，奥地利是一具庞大的动物躯体，等着普鲁士这个理性的头脑让它活动起来。
但也许泰勒和拉加德一样，也局限于构想这个“理念”是什么，可以到哪里去找寻。泰勒认为新理念应该蕴于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中，于是一直在基督教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跨国意识形态中寻找灵感。更宽泛地说，历史学家已经从四个方面回答了19世纪奥匈帝国的合法性问题，分别是军事防御、政治原因、文化原因与经济原因，下面就让我们依次考察一番。
奥地利君主国疆域概览图，1803年
对19世纪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奥地利仍然是一道军事防线，哪怕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它也可以抵御俄国。忠于哈布斯堡家族的匈牙利政治家安德拉希·久洛(Gyula Andrássy)伯爵在1897年说过，奥地利在18—19世纪的扩张，使得匈牙利对帝国的安全更加重要。他把加利西亚、波希米亚和蒂罗尔比作Vorwerke，也就是中世纪时城池外围的防御型城堡，同时把匈牙利比作Festungskern，也就是君主国国防的核心地带。“奥地利各邦在地图上伸入了他国的境内，彼此之间联系很少”，敌人“能轻易将它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但有了匈牙利，“奥地利的防御工事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系统”。不过奥匈帝国的军事力量难以组织起来，因此奥匈帝国存在的军事理由站不住脚。
1867年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将帝国一分为二，奥地利与匈牙利彼此独立，只在财政、外交和军事政策方面保持一致。哈布斯堡联合军是同时效忠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唯一官方组织。当时军队实行的还是普遍征兵制，因此也是唯一对帝国大多数男性公民有潜在影响的官方机构。不过，根据帝国官方语言形式平等的原则，应征入伍的士兵有权选择用母语受训，因此出现了十二个各不相同的哈布斯堡语言军团。国内外批评不断：现在已经是拿破仑的将军安托万-亨利·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所说的“国家战争”时期，还组建这种多语言军队实在太过落伍。这些批评者怀疑，像普鲁士与法国这样的国家，普遍征兵的效力其实取决于民族主义调动民心的潜力。
来源复杂的帝国各族士兵
第二种为超国家帝国正名的理论将帝国视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将它当作维护国民公民权的工具，不过更多情况下它维护的是特定阶层的权利。以奥地利-斯拉夫主义(Austro-Slavism)为例。最接近这一立场的当数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决议建立泛德国家，帕拉茨基拒绝参会，他给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他是捷克人，不是德意志人；第二，奥地利保持独立具有政治必要性。他写道，哪怕没有“奥地利理念”，为了“欧洲与人类的利益”也要将它发明出来。帕拉茨基在他1866年出版的《奥地利国家概念》(The Idea of the Austrian State)中说奥地利的现代目标是捍卫境内各族平等的政治地位。帕拉茨基认为君主国的目标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这使得他提出的奥地利合法性意识形态与后来的两种很不一样，后来的两种在奥地利都享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一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认为君主国是未来工人民主联盟的基础。与之相对，第二种意识形态——基督教社会主义认为哈布斯堡中央应肩负起击败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使命，主张超国家帝国是天主教工匠与小商贩的庇护者。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在于，三者都认为哈布斯堡治下的统一乃出于政治需要。
第三种观点是，奥匈帝国具有文化上的合法性。这一观点与帕拉茨基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它也肯定民族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并认定奥地利有能力保护这种多样性。19世纪80年代，皇储鲁道夫领导出版的二十四卷巨著《奥匈帝国图文集》提出了这一主张，该系列作品依次称颂了哈布斯堡境内每一种独特文化。有时，奥匈帝国文化合法性的论点也会强调奥地利的精神作用。例如，奥地利理念的根基是基督教价值观，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而消亡。“一战”爆发后，受政府委托创作爱国散文的诗人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极富感召力地发扬了这一传统，他颠覆了拉加德笔下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关系，现在普鲁士象征着高效与服从等身体德性，奥地利则成了“普世主义精神”传统的捍卫者，守护着欧洲对和平的渴望。
利奥波德二世，天使托着皇冠从天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