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大美之地，因他回归祖国怀抱！

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趁新疆局势动荡，非法占据伊犁地区。清廷得知消息后，先后多次派遣伊犁将军荣全、总理大臣奕䜣分别同俄国公使、驻京东正教大司祭就收回伊犁问题进行交涉。但俄国却故意拖延谈判，试图扩大侵略利益。

▲伊犁将军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左宗棠在伊犁被俄国非法占据的当年，就提出“ 重在陇右、简用边才、错落防御 ”的积极备战方略。

1873年，荣全赴俄国谈判后，左宗棠提出“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的整体方略，主张“从内布置、从新揣度”，具体为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能将统帅，以此来转弱为强，制服强敌俄国。

对于中俄关系，左宗棠驳斥国内的“英俄夹攻清朝说”。他认为俄国虽然侵占了伊犁，但英俄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从中国获取最大 利益 以及对于土耳其的争夺才是双方的关注焦点。

因此左宗棠主张利用英俄利益冲突来牵制英国，稳定中俄关系，渐次收回伊犁。

其间，俄国政府派遣索思诺夫斯齐等人赴兰州军营卖粮，左宗棠从中觉察到其探察清军战备情况的企图。因此左宗棠以重价现银收购，为清军西征囤积了大量粮食，稳定了中俄关系。

在中英关系中，由于英国采取外交干涉的方式插手伊犁问题，胁迫李鸿章、郭嵩焘等大臣对清廷施压，企图借阿古柏政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干涉清军入新疆平叛。左宗棠则是在维持中英相对稳定关系的同时，坚决抗击侵略。

在收复新疆期间，面对英俄的无理要求和阻碍清军西征的行径，左宗棠与之灵活周旋，以保证西征的顺利进行。

▲哈密左公文化苑浩然正气厅内的《浩气长存》画作。（图片来源：天山网）

清军进军南疆前，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以“马嘉理事件”为借口，企图代阿古柏乞降“立国”，显露出保留阿古柏政权的险恶用心，左宗棠认为英国代为请降乃是担心俄国威胁其在印度的利益，予以了坚决的反击。

1878年初，南疆西四城被清军夺回，新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国土，达成了左宗棠索还伊犁战略的初步构想。

但此后崇厚擅自签订的《交收伊犁条约》，出卖了大量国家权益，使得清朝陷入被动局面。

1878年7月，清廷任令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收回伊犁等事宜。左宗棠针对俄国胁诱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等各部族归属俄国的行径，指出俄国侵占蚕食他国的野心，多次提醒崇厚要注意界务和商务，不可轻易许俄。他还希望崇厚利用清朝收复新疆后短暂的中俄形势逆转期，以武力为后盾据理力争。

崇厚到达俄国圣彼得堡后，俄国政府先以优厚的款待来笼络迷惑崇厚，后以通商、分界、偿款为条件要求立即禁止边境通商。清廷要求崇厚力持定见，总宜通商、分界、偿款议定与伊犁交还并举。

▲擅自签订《交收伊犁条约》的崇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879年10月2日，崇厚无视清廷的旨意，擅自同俄方签署《交收伊犁条约》，另附《陆路通商章程》17条和两个专条。

条款内容中，俄国虽然归还了伊犁九城，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素尔山口等要地，切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地的联系，使得伊犁陷入北、西、南三面被包围的不利境地。此外，清政府还要支付五百万卢布的“代守费”，并准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七处设立领事，给予俄商在新疆、蒙古从事贸易的免税特权，开辟俄国至汉口、天津的陆路通商路线，试图将俄国势力扩展至中国腹地。

条约内容传回国内后，朝野舆论哗然，纷纷谴责与弹劾崇厚。在此背景下， 左宗棠统筹全局，权其利弊，认为崇厚忽略了清军收复新疆后中俄军事地位的逆转，即“当强者不可示弱”，以及受俄方诱迫而过度迁就其无理要求。

因此，左宗棠主张首先应当废除约定，重新谈判。再者，备战西北，静待时机，以武力平定伊犁，认为伊犁的界务问题不可让步。

左宗棠上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清廷若能在对俄谈判上处理好“理”和“势”的关系，定能成功索还伊犁。

左宗棠认为，以目前边事而言，论“理”固然是清朝一方的长处，论“势”也非清朝的短处。 希望清廷内外坚持已经制定好的政策，先同俄方周旋，再向其施加兵威。

经过内部的激烈争论后，清廷拒绝批准约定，将崇厚革职拿问（后定为“斩监候”），并于1880年2月12日，派遣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为 钦差大臣 出使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