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当你第一次与某人见面,你可能会问的第一个问题不再是“你在哪里工作?”,而是“你正在做什么?”,那是因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几十年来最具戏剧性的转变之一。
无论是经济上必需这么做或者出于选择,多达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现在从事非固定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正在从事独立承包商、临时工、自由职业者,或者投身所谓的共享经济。
从某方面看,这一现象并不新鲜。美国政府最近一次的官方调查发现有5000万非固定工作从业人员,这数字与共享经济尚未出现的2005年持平。
技术和全球化强化了雇主的能力,不仅让工作从办公桌解放出来,还可以将工作进行分解,外包给身处各地的各种人。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创新有着巨大的好处,令员工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和时长。个人能力货币化,使得员工有了补充家庭收入的新机会。
然而,这些变化是双向的:如果我们想要分享更多的自由,我们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现存美国企业中旧的社会契约模式,比如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退休和其他社会保险福利已经不适用于目前从事非固定工作的人员。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共同责任发展在过去的75年里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
所以问题是:“我们如何改进为以前设计的社会契约,来更好地满足当今经济的需要?”
这种新的交易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是一个过程,需要实验来解决新旧的挑战。
例如,失业保险对于像 Uber或Lyft司机选择是否工作有什么作用?长期习惯于由雇主提供福利和工作场所的员工,在同时从事多任务工作或加班时,如何建立自我保护机制?
即使处于经济革命的进程中,特别是现在——认识到员工一些基本的需求和权力其实并没有改变是至关重要的。人们仍然需要获得医疗和退休保障,防止工伤和被压榨。我们需要找到创造性的方式,在不破坏新经济模式灵活性的基础之上,提高非固定员工的经济保障。
相比以往,我们有更大的责任去强化社会契约。太多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经济持续处于巨大的转变之中。社会契约的目标,包括稳定和安全,依然不变,但是需要现代化的方法来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我们必须鼓励同行创新。解决这些挑战需要相同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的创造力,来推动新商业模式。
我们应该立即采取行动来设计模型,以支持许多人的新工作方法。无论个体在一天或一生中从事多少份工作,可靠的福利体系都应该与个人相关联。
在有些地方,这样的实验已经开始了。例如,在纽约的国际机械师及航天工人协会已经创建了一个由Uber独立认证的的司机协会,把这一行业源于11世纪的管理模型重建,为司机提供有潜力的福利和保护机制,以适应随需应变的经济形式。
我们也可以参考建筑行业使用60多年的“小时银行”的概念,这种制度由可信任的第三方收集个人为多个雇主或承包商的工作量,基于总工时,为雇主制定员工培训、保险和退休计划。
仅仅5年前,甚至没有人听说过Uber或Airbnb。虽然不清楚明天的颠覆性技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无人驾驶、无人飞机和3D打印技术已经近在眼前。
结论显而易见:经济变化速度之快超乎我们想象——然而我们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