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真实的数据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凡是做过科学实验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数据只能无限逼近真相，无法完全等同于真相。就算我们那个尺子去测量长度，也要多次测量取平均值。但是，这个平均值就是真实的长度吗？显然也不是。那我们会因此就不测量了吗？也不行，测还是要测的，知道数据有误差就好了。
放到疫情数据上，那就更加复杂了，我们更加需要容忍误差。因为这个统计数据是从下往上报的，每个地方的检测标准是否一致？每个地方的检测范围是否一致？每个地方是否存在主观上的瞒报行为？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各国的数据离真实，离真相，还差得很远。是的，所有国家。但是，我们因此就不看数据了吗？当然不是，即使这样的数据，还是能揭示出很多问题，也能帮助我们大体上判断疫情的严重程度。否则，我们如何得知疫情的严重程度？我们没有其它办法。
其实，我们去读任何一篇研究报告，任何一篇科学文献，我们都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数据离真相有多远？是的，我们从来不问数据是不是真相，因为数据肯定不能揭示真相。我们问的是数据离真相有多远，也就是这个数据怎么获得的？它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当然，这些事情，文科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只会去谩骂，数据不真实。
现在，我们再讨论瞒报的现象。由于所有的科学数据都是人测量的，因此所有的数据，我们都要防范，是不是有人为瞒报的现象。这个在科学界长期存在，就是数据造假。
比如说，对于新冠的确诊，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标准，核酸检测阳性。但是，各个地方会出台一些政策，使得确诊病例的人数偏少。
这些政策包括：“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国外旅行史“，”轻症不检测”，等等。这就是主观瞒报了，因为提高检测标准，必然造成数据偏少。
武汉最初就是这样的标准，我认为本质就是主观瞒报，结果就是医护人员感染肯定不能算确诊的，即使核算检测阳性也不能算，因为医护人员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
国外有没有瞒报？当然是大量瞒报，只要是存在主观提高检测标准的现象，都是瞒报。因此，国外的数据我也一般只看数量级。甚至很多国家，数量级都不可信。
凡是做过科学实验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数据只能无限逼近真相，无法完全等同于真相。就算我们那个尺子去测量长度，也要多次测量取平均值。但是，这个平均值就是真实的长度吗？显然也不是。那我们会因此就不测量了吗？也不行，测还是要测的，知道数据有误差就好了。
放到疫情数据上，那就更加复杂了，我们更加需要容忍误差。因为这个统计数据是从下往上报的，每个地方的检测标准是否一致？每个地方的检测范围是否一致？每个地方是否存在主观上的瞒报行为？
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各国的数据离真实，离真相，还差得很远。是的，所有国家。但是，我们因此就不看数据了吗？当然不是，即使这样的数据，还是能揭示出很多问题，也能帮助我们大体上判断疫情的严重程度。否则，我们如何得知疫情的严重程度？我们没有其它办法。
其实，我们去读任何一篇研究报告，任何一篇科学文献，我们都要时刻提醒自己：这些数据离真相有多远？是的，我们从来不问数据是不是真相，因为数据肯定不能揭示真相。我们问的是数据离真相有多远，也就是这个数据怎么获得的？它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当然，这些事情，文科生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只会去谩骂，数据不真实。
现在，我们再讨论瞒报的现象。由于所有的科学数据都是人测量的，因此所有的数据，我们都要防范，是不是有人为瞒报的现象。这个在科学界长期存在，就是数据造假。
比如说，对于新冠的确诊，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标准，核酸检测阳性。但是，各个地方会出台一些政策，使得确诊病例的人数偏少。
这些政策包括：“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国外旅行史“，”轻症不检测”，等等。这就是主观瞒报了，因为提高检测标准，必然造成数据偏少。
武汉最初就是这样的标准，我认为本质就是主观瞒报，结果就是医护人员感染肯定不能算确诊的，即使核算检测阳性也不能算，因为医护人员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
国外有没有瞒报？当然是大量瞒报，只要是存在主观提高检测标准的现象，都是瞒报。因此，国外的数据我也一般只看数量级。甚至很多国家，数量级都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