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女”看到“韩女”

采写 | 实习记者 关哲

编辑 | 黄月 潘文捷

韩女生活

一种理想人生范本

凭借着极富魅力的角色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擅于讲述浪漫爱故事的韩剧赢得了众多中国女性观众的喜爱。不少人在观剧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代入感，作为重要视觉要素的服饰和妆容也持续吸引着观众的视线。

从《来自星星的你》中千颂伊使用的某品牌玫粉色口红直接被命名为“星你色”，到《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中被挂上“鬼怪女主同款”标签而热销的红色围巾和牛角扣大衣，在韩剧之外的现实生活中，购买同款的热潮一浪接着一浪袭来。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这类模仿主导的消费一方面满足了美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使消费者的部分感情投射得以实现，即通过模仿的方式与剧中人物建立一种奇妙的联系，以间接获得剧中梦幻和浪漫的情感体验。

近年来，快速发展的视频平台和自媒体创作将中国观众对“韩女”认识慢慢拓展至现实生活。“4小时过完一本真题，5小时学完一本书”的博主UDAN是一名韩国公考生，她把枯燥疲惫的备考视频剪辑得生动有趣，观众在为她极强的专注力赞叹不已的同时，也忍不住感叹她剪辑视频时的精神状态，她因此被亲切称为“发疯姐”。目前，其被搬运至bilibili平台的学习视频播放量已突破百万。

韩国女性博主bogyung因经常“极限备考”被观众称为“超人姐”，考前通宵“四天只睡三小时”，复习期间还能够兼顾健康外貌管理。这一类韩女博主的视频配文通常洋溢着进取心和信念感，比如“体力上感觉到了极限，然而总还是有野心”，“你需要的一切力量，其实都在你自己身上”。

这类视频的爱好者一般是年轻的中国女性，许多人也正置身于备考的迷茫和痛苦中，她们称这些韩女博主为“精神咖啡”和“动力源泉”，受到她们的激励，开始反思并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与学习策略，从尝试模仿她们高效的日程安排、整洁的学习空间布置，到学习“韩女”面对挑战时向上自我管理的心态。

无论是浪漫爱情剧里的“韩女”还是YouTube上的“韩女”，她们的形象、故事和生活状态为年轻女性观众提供了某种理想人生范本，在模仿和学习的背后，是这群可能身处异国的女性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对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渴望。

韩流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现已超出流行音乐、影视等特定领域，韩国文学这些年在中国大陆也掀起了一股翻译出版热潮，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较早走入我们视野的韩女文学作品是作家赵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界面文化的《韩国作家赵南柱：推荐<82年生的金智英>的女明星被谩骂，男明星被夸有想法》一文曾介绍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82年生的金智英》，那就是“一个虽然很努力，但依然被嫌弃的韩国女人的前半生”：小时候偷吃弟弟的奶粉被重男轻女的奶奶打骂；在学校里被男同学欺负，老师非但不批评男同学还说男生是喜欢你才打你的；女生们揪住变态狂反而被老师责骂不要脸；在公司里对厕所中的偷拍摄像头心惊胆战，做同样工作收入却比同级男性同事低；婚后每逢节庆都要陪丈夫回公婆家下厨做家宴，尽管自己的父母同样也住在首尔，却从来未能陪他们一起过节；生了孩子被迫辞职成为家庭主妇，丈夫完全撒手不管；带孩子去公园里散步，捧着咖啡坐下休息一会，路过的男职员指指点点：“我也好想用老公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闲逛，妈虫还真好命……”

《82年生的金智英》
[韩] 赵南柱 著 尹嘉玄 译
磨铁·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8

“82年生的金智英”来自于这样一个现实背景：1980年代的韩国社会高度重男轻女，技术进步带来的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让许多夫妻选择流掉女胎，主人公在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不景气和裁员潮，又在2012年韩国“无偿保育”政策开始时经历生育和育儿；“智英”是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早期最受欢迎的女孩的名字，再冠以韩国最常见的姓氏“金”，因此便有了“金智英”这个名字。

由SBS拍摄的同名纪录片《82年生的金智英》记录了现实中“智英们”的生活。在纪录片中，87年生的智英在硕士毕业后也曾畅想和丈夫一起在学校做老师的生活，然而在结婚并担任全职妈妈两年后，她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面试时他们会问，你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孩子有突发状况怎么办？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智英说道。

SBSspecial纪录片《82年生金智英——世界绝大多数的故事》图片来源：老弱病残字幕组

在韩国，这种现象被称为“强力断工”，即女性生育后突然陷入职场和社交双失的困境。据统计，约有45%的韩国女性在生育后经历“强力断工困境”，平均持续时长达8.4年，第一胎孕后有中断工作经历的女性占总体的81.3%。

另一位孩子已经上小学的智英说，“教授曾两次向我提议作为正式员工不错的职位，因为孩子犹豫了，最后还是拒绝了，那种时候令人感到非常难受。”因为需要承担接送和放学后照顾孩子的工作，她只能选择兼职工作。拍摄时她正在医院担任研究护士，负责收集分析数据。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和位置，每天的办公场所是随机分配的，这已经是她断工后换的第三份工作。她的一天几乎没有可以休息的时间，路上也要小跑着。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陈立行在对东亚女性的研究中指出，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女性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三从四德”的儒教规范影响。她认为，即便是在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儒家文化仍然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渗透在政策导向、社会系统的运作中，影响着女性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角色。在女性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社会文化中，女性被视为是无法建立主体性的存在，被以男性为主导的父系社会家庭捆绑在一起。因此，面临工作与家庭的严重冲突时，女性通常会选择中断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而让步于家庭照顾。

SBSspecial纪录片《82年生金智英——世界绝大多数的故事》图片来源：老弱病残字幕组

在文学世界中，所谓韩女文学积极地与现实社会现状进行互动。在社交媒体上刮起一阵“夏天之风”的金爱烂作品《你的夏天还好吗？》聚焦于三十岁左右的都市年轻女性，讲述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多重角色和复杂情感。202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韩江在《素食者》中用女主人公英慧的拒食行为来展现女性内心的伤痕，表达女性对社会暴力和压迫的反抗。

金爱烂、韩江、赵南柱等韩国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日常和微妙情感，让出身于相似的文化背景，扮演相同性别、家庭和社会角色的中女读者们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身边的女性。

近年来，在面对社会资源压榨与权力关系压迫时，韩国女性的一系列社会抗争也吸引了全球目光。

在席卷全球的反性骚扰浪潮中，2018年，韩国女检察官徐智贤实名举报法务部高官性骚扰，这也被视为韩国反性骚扰运动运动的开端。此后，不断有韩国女性站出来讲述被同事或上级性骚扰的经历。这场运动还助推了另一场名为“脱下束身衣（탈코르셋）”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脱下束身衣”寓意着打破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束缚，希望女性获得自由。

在韩国，在洗手间、更衣室和酒店等公共场所秘密安装针孔摄像机偷拍的现象十分泛滥，这些偷拍视频往往还会被上传到网络上进行传播和售卖。利用Telegram等具有较高保密性的即时通讯软件传播女性被性虐待视频的“N号房”事件的揭露，更是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女性的不安与愤怒。面对一个无法有效惩罚或预防针对女性的犯罪和暴力的社会，约5.5万名韩女走上首尔街头举行反偷拍集会，她们高举“My life is not your porn（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片）”的标语对偷拍犯罪行为表示抗议。

当地时间2018年6月9日，韩国首尔，显示韩国女性每月在首尔举行一次抗议活动，抗议偷拍的色情内容。（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舒服的勇气会改变世界”是这次运动中的韩女宣言。在社会抗争中，韩女的身影无处不在，有唱响韩国女团少女时代歌曲“再次重逢的世界”的梨花女子大学抗议不正当入学事件和“姐姐来了”游街活动，还有2024年年底同德女子大学反对男女合校事件等。

被归于私人“情感纠纷”的约会暴力和家庭暴力，屡禁不止的偷拍，受害者有罪、施暴者隐身的性骚扰、性犯罪事件等等，很多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意识到，发生在韩国女性身上的恶性事件其实也正在自己身边的社会中上演。韩女勇于打破社会规训的束缚，通过抗争为自己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反抗形象，让更多人在她们身上看到了抗争与改变的可能。“韩女”不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她标签，女性以感同身受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将彼此联结在一起。

这种联结背后所体现的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似乎与伍尔夫在其作品《三枚金币》中所言遥相呼应——“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就是整个世界。”然而，学者刘慧英在其著作《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中指出，今日妇女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伍尔夫的表述已不足以充分阐释二者的关系。

《女权、启蒙与国家话语》
刘慧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3

在2024年有韩国男性利用Deepfake技术将女性面部合成为不雅视频并传播或售卖的事件曝光后，有韩国女性因担心事件被掩盖而在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求助。就在中女积极响应、帮助转发之时，一位求助者因点赞了有关厌中内容的微博而激起讨论。这被不少网友视为对中女的“背刺”，还有网友提及这并不是韩女第一次“背刺”，之前就有发生过韩国女性漫画家把在国外社交平台上发布的“N号房”漫画的反派改成中国人的事情。有人因此认为韩女不值得同情，也有人坚持不应被这些杂音遮蔽掉更关键的女性安全议题。上述立场也折射出了不同的人对于性别和民族/国家身份关系的不同态度。

从宏观角度讲，“女性”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处境。在这一点上，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主张，女性主义必须要看破和超越所谓近现代女性国民化的国族主义幻想，还要跨越国民国家的界限，从而实现各国女性的连带。只有这样，女性才能突破现代以男性为中心的国民国家框架，实现真正的解放。韩国学者任佑卿对此持有异议：“即使同意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国族主义的正当性，它也无法可以超越民族/国家这一生存的现实基础。”她认为，民族/国家的确是作为女性存在的现实基础，其同时也是女性自我认同形成的重要基础。然而，女性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并不仅来源于性别或民族/国家一方，而是处于二者交织的复杂关系中。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实习记者 关哲，编辑：黄月、潘文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