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世纪初，在摆脱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政治精英持续发起了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改革，并表现为19世纪的政治现代化、20世纪的经济现代化两个阶段。持续两百多年的现代化改革，并没有推动拉美社会的发展进步。20世纪60年代后，依附理论揭开了西方对拉丁美洲支配的历史与现实，解构了以西方为核心的“现代化”的普适性与合法性。人类学研究继承了依附理论的批判主张，重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多元面向，并通过微观的民族志研究，确定了土著、农民等社会大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基于拉美社会杂糅文化之上的“文化现代化”的主张得以生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安第斯国家发起了以本土文化为依托、以大众为主体的本土现代化实践。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面临平衡本土文明的弘扬与现代化的发展，文化现代化能否推动政治经济变革以及全球资本、统治精英的持续抵抗等诸多挑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应当增进中拉文明的交流互鉴，丰富中国式现代化与拉美本土现代化的内涵，推动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更新，为全球发展和全球安全夯实基础。
【关键词】
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 共生共识； 积极社会
现代化是国内外拉丁美洲研究的核心问题。既有研究对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从政治现代化到经济现代化转型的进程有着较为清晰的梳理。
①
基于个人主义基础上法律体系、共和制和选举体系等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是独立后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1]
。20世纪后，以经济发展、工业化扩张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现代化成为拉美现代化的重要战略
[2]
。20世纪70年代后，在美国的渗透下，拉美国家相继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却进一步加剧了发展危机
[3]
。学界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是失败的。殖民时代形成的依附体系
[4]
、内部社会秩序
[5]
和社会文化
②
等结构性困境是拉丁美洲现代化失败的根源所在。
对拉丁美洲“失败的现代化”的判断有着明显的进步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立场，折射出的是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西方对全球社会发展的单极想象。这一想象认为，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广大非西方社会的唯一出路在于复刻西方现代化的路径与模式。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发起的现代化实践，无法达到西方社会的发展水平，由此是“失败的”。正是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使得学界忽视了对近年来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实践的关注。在依附体系理论、发展人类学对西方现代化批评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多个区域兴起了以大众为主体的、建立在拉美本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实践。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的实践，在多个维度上实现着社会行动规范与社会制度的生成，以及社会制度合法化的目标
[6]
,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现代化理论的丰富与革新。基于这一认知，本研究在对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梳理中，对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实践兴起的进程、主张、特征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在对现代化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多元现代化的路径与可能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政治现代化到经济现代化：19世纪以来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发起的现代化变革
19世纪初，在摆脱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完成国家独立后，拉丁美洲多国的政治精英持续发起了效仿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改革，并表现为19世纪的政治现代化、20世纪的经济现代化两个阶段。
拉丁美洲政治现代化的实践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殖民地人民反对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的独立运动。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克里奥尔精英率领殖民地人民掀起了反抗殖民者的独立运动
[7]354
。拉丁美洲独立后，除了巴西建立了君主制的国家外，其他国家大多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共和制度。自由主义的精英认为，个人主义之上的法律体系，包括共和制和选举制度在内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都将有效推动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他们颁布了法律，承认公民的个人权利，取消或限制教会、土著社群等的权力，试图在经验层次上削弱、切断殖民体系对新生国家的影响
[7]351-352
。
独立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政治改革形式多于实质。初级农产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使得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对欧美国家的依赖加剧，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
[7]354-356
。此外，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克里奥尔精英表现出强烈的种族主义理念。他们强调白人的优先地位，限制混血人种的政治参与，否定黑人与土著人的公民权
[7]327
，
这在阿根廷和墨西哥等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8]
。
国内外矛盾加剧使得拉美多国频繁爆发政治冲突与战争，欧美国家也趁机插手拉美事务。19世纪30年代后，巴西陷入长达二十余年的混乱中
[7]727-745
。1836年德克萨斯州的脱离与1846年美墨战争的爆发，使墨西哥失去了大片国土
[7]446-448
。1865年，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同盟与巴拉圭爆发了战争。1879年，智利与玻利维亚、秘鲁同盟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战争的持续爆发，加剧了拉美国家的不稳定，造成持久动荡的发生。
20世纪后，拉丁美洲现代化改革转向经济领域，并表现出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支配下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和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改革两个阶段。20世纪初，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国家放松了对拉美的控制。拉美国家的统治精英试图通过土地分配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济计划的实施，实现国家的整体发展。这在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等国表现得特别明显。20世纪30年代后，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迎来了政局稳定的阶段，墨西哥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政府、阿根廷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政府、巴西热图利奥·瓦加斯(Getulio Vargas)政府等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威权政府。他们大力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战略，试图通过本国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斩断殖民主义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支配，在土地分配和收入调节的基础上，建立相对包容的社会秩序
[9]
。
20世纪50年代后，欧美国家强化了对拉美的控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美苏二元争霸的语境下，美国在拉丁美洲发起了一系列现代化计划，以此抵御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其次，为了确保欧美国家对世界的支配，欧美国家在技术层面上强化了对拉丁美洲的封锁，导致许多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陷入困境。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衰退使得拉美多国政府无力满足这些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的诉求，最终导致社会矛
盾与冲突的大规模爆发。
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应对社会危机,拉美多国在美国资本的推动下开始了新自由主义改革｡1973年,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独裁政权对休克疗法的引入,拉开了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
[10]
。
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等多个拉美国家相继开启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程,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
[11]
。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进程可以概括为三波私有化的浪潮。第一波是针对国有企业和消费品的私有化；第二波是基础设施与通讯行业的私有化
；
第三波是养老金､健康和教育等领域的私有化。一系列私有化的改革虽然将这些国家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拯救，却给这些国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简称CEPAL)”的报告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持续推进
，
导致了拉丁美洲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
，
由此造成生产力水平､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持续分野
，
对妇女､青年和土著族群等最为脆弱的群体产生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12]
｡在墨西哥､巴西等一系列国家,导致抗争运动的持续发生。2019年的智利骚乱,对其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从19世纪初的政治现代化到20世纪的经济现代化，拉丁美洲的统治精英或是主动进行对欧美国家的追随，或是迫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持续发起了一系列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改革。然而，持续两百多年的现代化改革，不仅没有推动拉丁美洲政治文明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加剧了拉美国家的动荡，使拉丁美洲多个国家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区域。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知与批判。
二、本土的显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知与批判
20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越南战争的爆发､拉丁美洲解放神学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激起了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反思。在依附理论和发展人类学对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分析中，揭开了西方对拉丁美洲支配的历史与现实。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中,拉丁美洲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逐渐得到承认｡
依附理论对拉丁美洲现代化历程的剖析，从历史根源上对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困境进行了解释。20世纪60年代后,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和恩佐·法雷图(Enzo Faletto)
[13]
等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主张,认为殖民时期的掠夺和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在根源上造就了殖民地社会的发展困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强加的不平等的全球秩序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的发展困局
[14]
。拉丁美洲政治精英效仿西方的现代化改革，实质是对殖民时期已经形成的､以西方社会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的再确认，自然无法从根本上实现拉丁美洲的发展
[15]
。此外,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效仿，无法回应拉美社会的事实，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持续衰退
[1]
｡
依附体系理论进一步表明西方社会试图通过一系列发展和现代化项目的推广，继续确立其对包括拉美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支配，实现中心-边缘格局的再生产
[16]
｡蒂博尔·门德(Tibor Mende)从世界秩序的视角,对发展作为资本主义战略累积的特征予以剖析。他认为,虽然细节上存在差异，但美国和苏联发起的一系列发展与援助计划，以及二者支配的国际组织，是打着利他主义的幌子，确保和维持二者世界强国地位，实现扩张的新形式
[17]
。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的再生产，使得诸如拉丁美洲之类的后发达国家没有能力打破资本主义的奴役与控制
[14]
。可以说,依附理论在世界体系的纵深脉络中呈现了西方社会对第三世界支配的历史与现实，建立在依附体系之上，以西方为核心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在吸收依附理论的相关主张后,拉丁美洲学者逐渐承认了拉丁美洲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并对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可能进行思考。墨西哥著名学者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继承了依附理论的主张，指出了权力分配不公对公平发展的限制。强调只有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民主化才能实现现代化
[18]
。多个维度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的主张，显示出冈萨雷斯对拉丁美洲现代化主体地位的认可，为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维度以及探索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新的思考。
依附理论对拉丁美洲发展和现代化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西方中心论支配下发展与现代化的合法性。然而，殖民时代西方对拉美根深蒂固的渗透，使得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仍然具备相当的影响。阿根廷社会学家吉诺·杰尔玛尼(Gino Germani)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拉丁美洲是区域发展差异极大的社会。政治精英发起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城市化、世俗化的特征，这与拉美社会发展状况完全不符。此外，拉丁美洲社会大众正在通过非制度和非民主的方式参与社会决策，这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民粹主义对现代化的挑战
[19]
。杰尔玛尼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知识分子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赞同依附体系的批判，强调拉丁美洲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对精英发起的、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现代化表示相当的认同，不愿正视大众发起的现代化实践，而是简单将其定义为民粹主义的威胁。
20世纪60年代后，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人类学者继承了依附理论的批判主张，对拉美现代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事实上，现代化是早期拉丁美洲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议题，人类学者甚至参与到一系列现代化项目的制定与实施。20世纪初，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下，墨西哥、巴西、秘鲁和阿根廷等国的人类学者参与到国家认同的塑造和对土著、农民的政治动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者是美国在拉美一系列现代化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以墨西哥为例，20世纪50年代，包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在内的多个机构的学者与墨西哥本土人类学者在恰帕斯、尤卡坦等地发起了包括扫盲、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等数个区域社会发展计划。除了参与这些项目，人类学者亦帮助这些区域的民众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他们主张通过社会变量的引入，缓解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突与问题
[20]
。
20世纪70年代后，拉丁美洲土著、农民运动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他们对多元的主张与诉求和现代化一致性、均质性的张力关系在相当程 度上揭示现代化项目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意涵。文化冲击与回应模型无法对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的变化做出解释，一系列以国家干预为特色的现代化计划面临失败的风险。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洗礼后，人类学对知识生产权力关系的批判、对多样性的主张和认同在认识论层面上为其对现代化的批判做好了准备。在此影响下，发展人类学以发展话语为切入点，对发展概念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对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进行剖析。进而，在对横向的权力维度和纵向的殖民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发展人类学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彻底解构了“发展”的合法性，作为发展实践、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也即失去了普适性的意义
[
21]
。
人类学研究剖析现代化的权力关系的同时，更通过理论和微观的民族志研究，将现代化理解为基于地方社会主体性之上，融入政治参与、经济生态发展和文化身份建设的地方性实践。在这一进程中，土著、农民等社会大众也走上前台，成为现代化的重要主体。诺曼·隆恩(Norman Long)批评了现代化理论民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为在西方经济发展基础上构建的现代化模型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并无关系
[22]
。纳什(Nash)对墨西哥南部泽尔塔(Tzeltal)土著社区土著政府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的研究
[23]
，呈现出土著、农民等主体如何在对全球化的回应中，重建、创造他们生活的起点，编织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生活图景。就此而言，发展人类学对现代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解构和对拉美地方社会本土现代化实践的呈现，不仅赋予了那些长期以来被西方社会否定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大众主体性，更从全球社会的视角，呈现了人类社会多元现代化的路径与图景，重构作为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多元面向。
在对拉美社会多重主体性认知的基础上，人类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基于拉美社会杂糅文化之上的“文化现代化”的主张。立足拉美社会多元族群共生交融的事实，坎克里尼(Canclini)认为西方社会主导的现代化本质是征服、剥削与对抗，这造成了世界的分裂与冲突。杂糅(Hibridacion)是拉美社会的根本性特征，不同于“规范性认同”与“混血杂交”，“杂糅”不是对“混血”的强制性认同，而是建立在多样
性认同的基础上，对他者和自我身份的弹性认同
［24］
。拉丁美洲的杂糅文化并没有切断主体与不同身份来源之间的联系，而是在对多元身份与主体认同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混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认同、异质性和跨文化共识的生成。对主体性的承认、对差异性的尊重使得杂糅成为一个充满创新性的活力进程。在实现人类文明赓续创新的同时，以文化的方式开辟了新的公共协商的空间，构建不同于资本、市场建构的边缘与中心的现代化图景，推动全球多样性本原的恢复。杂糅文化的提出，意味着坎克里尼彻底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下对拉丁美洲社会文化落后的判断，在拉美独立性与主体性确立的基础上，为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文化转向”做好了铺垫。
三、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实践：基于文化之上积极社会的生成
依附体系对于现代化的批判、发展人类学对现代化的解构和对拉美社会主体性的承认以及文化现代化主张的提出，明确了一个事实，即现代化并非西方化，而是建立在地方社会主体性之上的社会制度建设与社会行动规范生成的过程。基于这一认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土著族群、政治精英等拉美社会的多元主体，发起了基于拉丁美洲本土文化与发展观之上的多元现代化实践。这在墨西哥萨帕塔自治运动和安第斯地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两国“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1994年1月1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第一天，墨西哥南部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简称EZLN)”。在与政府多次合谈失败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意识到权贵与精英阶层不可能承认土著族群的基本权益，无意于解决土著人面临的贫困、落后和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2003年7月，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宣布了一项在“善治委员会(Junta de Buen Gobierno，简称JBG)”系统下建立“事实上的土著自治”运动。他们以玛雅地区传承的祖先文化为依托，在恰帕斯州高地地区的拉坎顿丛林里，发起了以土著为主体的本土现代化实践。
萨帕塔主义者重申个人的主体地位，将社区视为具备人性与能力的主体，将地球母亲视为社会发展的核心，以玛雅传统中人与土地的依存关系为起点，重建自然与社会的联结。在土著传统文明观与世界观恢复的基础上，实现一种不同于货币交换、金融权力支配的现代社会的建构。这一建立在玛雅文明循环时间之上的社会，具备民主、正义、公平与和平的属性。在对多样性、差异性强调的基础上，萨帕塔运动消除了资本主义对当地历史主体的配置，否定了殖民主义、发展主义对当地的歧视性评价，构建了区域社会包容性、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秩序。
萨帕塔运动以土著文化多样性的恢复为基础，将土著文化传统与对多样性的识别融合在一起，在对“新的普遍团结”的寻求中，推进政治体制的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首先，在政治层面上，萨帕塔主义者以社区为载体，以人民为基本权力单位，主张“行人民之意而率民(Mandar Obedeciendo)”。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通过蜗牛系统(Caracoles)和善治委员会，以手段、过程和资源的自主建设，打破科层制的权力体系的束缚，实现政治体系的更新与发展。其次，以土著为切入点，萨帕塔运动肯定了农民、妇女、工人等大众的主体性，强调大众具备自治、自决的能力。在行动合法性确立的基础上，萨帕塔运动将培养完整、正直的公民与团结、民主和公平的权力机制作为土著自治运动的目标，主张建设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强加、干预的政治经济模式，以此建设自由、民主的新墨西哥。第三，在对差异性、流动性和不可通约性的话语生产中，萨帕塔主义者反对封闭性的民族主义，主张异质的、分裂的、开放的社区经验。在对精英政治和土著公民权利冲突情景的呈现中，在对现代社会合法性策略的讨论中，寻求基于包容、多样性和尊重之上的积极社会生成的可能与路径。
与萨帕塔自治的区域实践不同，厄瓜多尔、玻利维亚两个安第斯国家从国家整体发展的层面，开启了对西方式现代化替代的实践探索。“美好生活”是安第斯文化传统的哲学根基与文化理想，是一种关联性、互补性、互惠性与对应性的生活秩序，追求的是理性、情感和本能间的平衡。在安第斯地区，自然、社会、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宇宙秩序。人类只是这一宇宙秩序中被动的、下属的存在。基于自然、社会和人类互补性的等级秩序，构成了指导人类行动的基本准则。在此之上的集体情感与认同，成为塑造、影响和支配个体行动的基本动力。以口头方式传承的祖先智慧，是社会整合与建构的重要支撑，由此形塑了这一区域以祖先文化、自愿民主和社区参与为特征，具备历史性与当下性的社会发展机制。
2008年，厄瓜多尔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新宪法彻底抛弃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中将自然作为资源的理念，第一次将大自然的权利写入宪法，将自然视为人类繁衍的“生命空间”。在实现宪法“生物转向”的同时，提出自然的恢复权(Derecho a la Restauración)，主张自然具备对其损害获得补偿的权利。宪法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维度，主张“个人、社区、城镇和民族有权从环境和自然资源中受益”，实现“美好生活”。进而，厄瓜多尔将“美好生活”定义为法律结构的一部分，目的是在理性和平衡的框架内维持人类、自然资源和发展之间的平衡，主张国家通过发展计划引导社会走向美好生活。厄瓜多尔《2009-2013年美好生活国家计划》直接指出了这一事实:“发展”这一主导概念已经陷入了深刻的危机，这不仅因为它是建立在殖民主义的基础上，更因为它在全世界产生的不良结果”，建议用“美好生活”实现对发展的代替
[25]
。《2013-2017年美好生活国家计划》进一步认为：“美好生活是我们的视野。它提供了建设公平社会的替代方案，它超越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性。这一传统观念将发展视为线性的进程，具有连续的历史阶段，并将其简化为经济增长的排他性概念”
[26]
。
与厄瓜多尔相似，2009年，玻利维亚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多民族、自由、独立、主权、民主、文化、分权和自治是玻利维亚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并以基本法的形式确认了“美好生活”为国家的规范原则。玻利维亚新宪法将美好生活阐释为“统一、平等、包容、尊严、自由、团结、互惠、尊重、互补、和谐、透明、平衡、机会平等、社会性别的平等参与、共同福利、责任、社会正义、社会产品分配与再分配”等具体内涵，以国家、公民和土著社区义务的方式反映在诸多法律条款的制定中。主张通过美好生活计划，将个人技能、智力成长与多样性的尊重与保护融合
[27]12
。倡导多元的经济模式，实现个人与社会美好生活的创造，将个人利益与玻利维亚人的整体生活融为一体
[27]121
。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两国将“美好生活”作为社会发展的规范性原则与公共政策的指导性原则，以此实现国家秩序与社会发展路径的重塑。首先，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对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美好生活”的恢复，是文化主权与民族尊严的确立。其次，以美好生活为基础的立法变革，实质是在殖民时代以来被否定的土著文明主体性与合法性的恢复中，打破了西方为主体的单一现代性思想的封闭取向，用自然与社会整体的平衡取代榨取主义式资本积累方式，探索人文主义的现代化路径的可能。第三，两个国家将“平等、主权、尊严、互补、团结和公平”等原则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并通过对国家义务、个人和社区责任与权利的确认，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与相互依存的秩序。通过作为共识的美好生活的弘扬，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替代。第四，两个安第斯国家“美好生活”的发展计划，具备突出的开放性特征。主张面向社会大众多元主体、多元诉求的开放，拓展民主理想的可能性，实现社会活力的再造。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提供了现代社会的整体发展方案。两国将美好生活的主体拓展到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和土著人等边缘群体，主张通过命名与知识体系价值的赋予与承认，满足多元主体平等发展的诉求，并将这一诉求融入反霸权的全球化进程中，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社会共生的现代化的未来与方向。这也意味着，玻利维亚与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的实践探索，超越了现代国家的界限，是在全球社会的情境中，基于安第斯文明的传统，在对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中，探寻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步的现代化道路。
拉丁美洲多个区域、多个层次的以文化为基础的本土现代化实践，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开辟了新的可能。然而，作为一项根植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大众为主体的发展实践，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与挑战。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如何平衡土著文明的传承、弘扬与本土现代化实践普遍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关系，是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无论是萨帕塔的自治实践，亦或安第斯国家美好生活的探索，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实践并非土著文化本质主义的弘扬，而是包容了多元主体的诉求。这是两者能够超越族群、区域和国家的界限，具备普适性意义与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然而，一些本质主义者却将二者定义为封闭的土著文化传承与延续的行动，这极大削弱了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实践的丰富内涵。此外，一些政客或是为了打压大众运动的影响力，或是为了获取大众的支持，将其泛化为政治行动的口号，在相当程度上模糊甚至消解了拉丁美洲本土现代化的内涵与主张，存在着解构本土现代化实践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