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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笨鸟》剧照。
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的《笨鸟》，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林森”的留守少女的成长故事。《笨鸟》的导演黄骥，曾在高中时期与男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因没有落红而产生羞辱感，让她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也不愿再相信男人。现在黄骥和丈夫大塚龙治有了一个女儿，在每天的幸福生活里，总会想到有一天女儿也要变成一个少女，为了不让她和自己有一样的青春伤痛，决定和丈夫一起为女儿拍下这部影片。
留守少女的性困惑
“她们觉得这是自己的错”
文/夏偲婉
“对全世界来说，只要有男性和女性的地方，到最后都以性的方式呈现。”在拍摄《鸡蛋和石头》时，黄骥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这个观点当时还藏在她的潜意识里头。而在《笨鸟》的拍摄中，黄骥开始察觉。
《笨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林森”的留守少女的成长故事。留守状态下孤独的林森把情感寄托在唯一的朋友梅子身上，她在梅子的怂恿下走上了偷手机的路。两人用变卖手机的钱去发型屋做了头发，当夜与发型师们喝酒聊天，醉酒醒来后的林森发现梅子消失了。再次只身一人的林森遇见了男孩大威，与大威相处的过程中，林森数次为大威口交，而临时归来的妈妈也发现林森的一些变化，检查了林森的下体……
《笨鸟》是来自于黄骥高中时期，她与男朋友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不愉快的体验。拍摄前，针对第一次“性经历“，采访了从十几岁到七十岁的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采访中发现，在“性”方面，大多数女性会有着强烈的自卑感，“觉得这是自己的错。”
黄骥计划拍摄的“女性三部曲”，已经完成了《鸡蛋和石头》、《笨鸟》两部，第三部作品正在筹备中。这三部作品，分别讲述了三个十二岁、十六岁、二十二岁的女孩的故事，这些女孩都处在或是曾经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三部曲的主题也很一致——不同年龄的女孩，面对和处理不同的性困惑或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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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笨鸟》海报。
这几部色调沉郁、充满着矛盾与挣扎的作品，是黄骥对于自身少年时期经历的一次自省。
自我探寻的路程是艰难的，人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对于年幼时的伤痛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性忘记。但这毕竟不是对于问题的解决。
黄骥很勇敢，她敢于站在偌大的舞台上与观影者讲述她尴尬而惶恐的性经历，她敢于去见十五年前的男朋友以正视自我的痛苦，她敢于将这一切拍出来，“情感通过电影的形式得以释放，我也终于变得强大。”
她像拍摄纪录片一样还原了一个小镇的真实面貌，一个少女成长中与家庭、学校、朋友以及异性的关系胶着。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能看到自己记忆中熟悉的人的影子。因为这就是一场记忆与现实混合而成的真实。
这种真实性正是与黄骥、与《笨鸟》的主人公林森有着相似性困惑的女性，能够在观影后得到疏导，“知道这种事是很多女性都有过的，明白这不是自己的错。”黄骥以一种极为私密的方式来与大众分享这一切。
今年冲奥影片——《她》，饱满立体地刻画了一个充满韧性和力量的法国中产女人。这个叫做米歇尔的女人遭遇了一场性侵犯，却没有选择报警，坦然地将这一场遭遇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们。
黄骥在采访的过程中两次提到这一部法国电影。她说无论是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遭遇性侵犯，而区别就在于这个女性怎么对待性侵犯。“最后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就是：男性怎么看待女性的身体，女性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
我希望表现女性内心沉重而不可言说的情感
尽管在曾经的专访中，黄骥说自己不太明白女性主义究竟是什么，但她的确对于女性身体与心理有着自己敏锐的认识。
比如《鸡蛋和石头》中的时间感，就是从女性月经的概念出发，“女性对于时间的概念，或许会与生理期相关，我们不一定记得今天是几月几号，但我们可能记得离生理期有多长时间。”黄骥强调着女性与男性生理结构上的不同，所导向的女性会更自省于自己身体的变化。
而《笨鸟》中，也有大量关于林森身体的画面。林森遭遇着来自校园霸凌和性侵犯后，身体上的疼痛造成了她认知上的障碍，从而陷入了一种心理上的困境。而母亲角色的缺席，让林森丧失了获取力量与指导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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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笨鸟》剧照。
波伏娃在《第二性》关于少女的章节中谈到：
“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在这种意义上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可以说在精神生活和生理现象的转换之间没有距离……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疑，她不安地观察它，觉得它有病……”
黄骥所想要表现的，是在这种不安之下，女性内心里沉重的不于言说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实很残酷，残酷的情节都是来自于生活。
但在黄骥看来，身体上的差异导致女人比男人更为善变和柔弱的同时，也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的体现。《笨鸟》中林森的父亲从未出现，黄骥表示这是下意识的选择——
“就像影片里面沉迷在网吧打游戏的年轻男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会变成怎么样的父亲呢？我觉得在农村好多事都是女人在做，比如借钱，总是女人出面解决。林森也是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力量，但遇到事情总会找到方法。你可以认为这个男性的缺失代表着男性力量的削弱，同时这也是表现女性的多面性。”
自然生长的人物与被“诅咒”的中国小镇
柏林国际电影节中《笨鸟》的颁奖词里提到：
“谜一样的氛围一直萦绕在观者心头，讲述关于人与人的关系。
突出的特点在于‘精致安排的、有意略而不谈的内容’。”
这两句颁奖词，精准地描述了《笨鸟》独特的气质——人与环境的隐晦气息，人与人之间的敏感情愫，人物自身的自然生长。这种气质的酝酿而成，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于《笨鸟》的拍摄方式和拍摄地所在的南方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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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笨鸟》剧照。
《笨鸟》的拍摄方式很“自然”，像是从日常生活里长出来的故事，又像是十八年前的黄骥与十八年后的姚红贵（《笨鸟》女主人公林森饰演者）的奇妙混合体。
林森的人物角色源于高中时的黄骥，那个时候黄骥所生活的地方还比较“自然”，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下黄骥的性格也热情奔放，甚至会有一些激烈的个性在。由于处在一个“留守”的状态里，没有人教会黄骥如何去表达情感，于是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黄骥常常会选择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去寻求帮助和肯定，甚至用“生气”去引起对方的注意。而这种激烈而迂回的方式常常造成误解和自伤。
姚红贵却相反。姚红贵是一个沉默的女孩，她的节奏很慢，没有黄骥那样锐利。《鸡蛋和石头》的拍摄经历，让姚红贵的内心生发出崭新的挣扎——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过了新的生命体验，好奇并渴望与外界发生链接——平静的外表下，暗涌如潮。
在与姚红贵的磨合中，快节奏的黄骥适应着慢节奏的姚红贵，做出了自己的让步，“我放弃不去拍我的高中年代，就拍当下的年轻人，慢慢的就向姚红贵自己本身的性格倾斜，按照她的节奏来设计人物，按照她的反应来考虑人物反应。”于是就出现了姚红贵下了晚自习后，才收到黄骥发给她的台词，前往片场的路上姚红贵边看边背，到了现场就开始进行拍摄。“因为她本身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人群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就去观察真实的姚红贵，我们就去像拍纪录片那样去拍姚红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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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黄骥和主演姚红贵。
影片的拍摄地就是黄骥生活过的老家。《笨鸟》中，姚红贵所就读的学校就是黄骥曾经读过的高中，姚红贵的班主任也是黄骥的班主任……但这种轮回似乎也被诅咒了一般，印证在其他方面——
十八年了，在这个小镇里，留守儿童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外出打工赚钱依然是一个家庭中最为重要的事，而非陪伴；性教育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还是生物课上的那些，女孩对于性方面的知识依然懵懂；家庭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沟通生疏克制，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不知如何回应别人的情感表达；校园霸凌依然存在，教室里教室外秘密地延续着一套无声无息的游戏规则……
一切仿佛停滞了，这个坐落在湖南中部的潮湿的小镇，竟像极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孤独的马孔多城。
可是黄骥没有停滞。姚红贵没有停滞。林森，也没有。
黄骥于200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年少时看到村里的老人拍遗照，影视记录的念头在她的内心里萌芽。身处北京与家乡小镇之间，黄骥看到了城市里的灯火辉煌，也体味着乡村中的喜怒哀乐。像很多创作者一样，她开始从自己所遭遇过的东西出发，对自我、对周围的世界进行重新审视；她尝试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珍惜与女儿的陪伴；她在家乡做流动绘本的工作，帮助消解留守儿童与父母间的疏离。
安静甚至有点沉默的姚红贵跳脱出了打工者的命运，她与黄骥一同前往柏林参加了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的晚会上，德国的年轻人们跟着音乐节奏肆意地扭动着他们美好的身体，洒脱愉快，黄骥一行人都被这种茁壮自然的美所打动。害羞的姚红贵也在一群外国年轻人的邀请下参与了进去，“红贵她是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过舞，我想这个应该给她的印象很深刻。”
而林森呢？
《笨鸟》的故事中，女高中生在班里被同学霸凌，在家被三个表弟捉弄，走上偷手机贩卖手机的路，好友梅子遭遇不测，与男孩大威产生性与情感的纠葛……可是林森却又是具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她甚至一次眼泪也没有落下，“面对盛气凌人的发型师落荒而逃后，就马上去找自己栖息的地方，他们的生存意识是很强的。在真真切切的血的教训后，林森是有觉醒的，尽管这种觉醒不是她所希望的。”
就这样，在同一个地点，因为一部电影，两个不同时空下的女孩因为一个虚幻的角色被连接到一起。在她们共同的努力下塑造出“林森”这个人物，借此来讲述她们的青春中各自相似而又不同的孤独与勇敢。面对这样生动而倔强的林森，就连黄骥本人也无法说清楚这个人物身上有多少是她自己，而又有多少是姚红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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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笨鸟》剧照。
曾经无助懵懂的少女，如今已成为母亲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关于母亲的一章里这样说：
“母亲把一大堆自己的职责都推到她（女儿）的身上，于是她过早地融合到严肃工作的世界中……她过早地成为了女人，过早地了解这种规定强加于人的限制，她在青春期就变成了成年人……”
黄骥似乎与母亲有着不太愉快地过去。《笨鸟》中，林森与远在广东打工的母亲的关系疏远，基本上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而现实生活中，黄骥与忙着赚钱的母亲也同样疏离，“在拍之前我一直不能原谅我的妈妈，而且一直放在心里。”
年少时的黄骥，感到极度缺爱，“有时候很拼命的很努力的找爱，以前觉得自己得了皮肤饥渴症，特想去拥抱一个人，冬天会感觉特别特别的冷，那种冷有时候是身体上的，有时候是情感上的。”
黄骥的表情格外认真，她是个会表达自己情绪而内心又极为敏感的人，在渴求爱而得不到爱的情况下，定然尽是失落。这导致她从短片《橘子皮的温度》，到如今的《鸡蛋和石头》以及《笨鸟》，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讲“冷”对“温暖”的渴求。
缺爱的黄骥，像先飞的笨鸟，比同龄的孩子更渴望向外界寻求连接，这也让她更早地体味到了成长之痛。如今她将这种痛通过拍片子的方式记录下来，却也意外地与母亲实现了和解。
“拍完之后，我会很客观的看待我和我妈妈、林森和妈妈的这种关系。通过《笨鸟》，我也会很客观的看待自己。通过林森看自己，再看我妈妈的时候就会多份理解和包容了。我没有选择和我妈妈控诉，我希望妈妈通过这个电影能理解我高中那个时间段的痛苦。”
在黄骥梳理自身情绪与认知的过程中，丈夫大冢龙治给予了她很多帮助。工作之余，黄骥会与大冢躺在床上聊天，黄骥会对大冢描述一些她记忆力很深、很有感觉的一些事情。或是情感的表达，或是片段性的记忆画面，或是一些成长中疼痛的秘密。大冢则会帮助黄骥将这些情绪梳理好，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牵引着黄骥往深处走，去探寻她自己生命中那些幽微的、复杂的甚至带有那么一点黑暗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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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摄影大塚龙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