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的时间竟是我们三分之一的生命。

文 | 孙晴悦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号“大大的世界和小小的人儿”（ID：dearqingyue），转载已获授权，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我记得有一个午后，和四克走在保利斯塔大街上，讨论过一个问题。

彼时的我们，被出差压得喘不过气来，有写不完的稿子，剪不完的片子。吃完公斤饭，走在保利斯塔大街上，我们说， 如果财务自由，那么你会想要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行业？

想到财务自由的瞬间，你会觉得，太简单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

然后我们好长时间，我们都陷入沉默。

那个时候，在圣保罗读研的姑娘问我们，硕士毕业找什么工作比较好。

她问我们，我们说千万别来央视，她问使馆的小伙伴，他们说，千万别来部委，她问中资公司的男生们，他们说千万别去企业。

然后她就懵了。她说，为什么你们都这么负面，难道不应该是干一行爱一行吗? 难道现在的工作不是你们自己选的吗？

路确实都是我们自己选的。

我身边大部分人都是“求仁得仁”，在自己梦寐以求的行业里。

做国际销售的男生说，以前最羡慕的就是拿着公文包，带着简单行李全世界飞，全世界谈生意的国际精英，后来他真的去了跨国公司做销售，成为了他。

在使馆工作的姑娘说，以前看电视总理的记者招待会，最羡慕那些坐在总理身后的高翻姐姐们，后来她真的去了外交部工作，变成了她。

有同事说，以前最羡慕闾丘露薇，看过她的书，听过她的演讲，最羡慕她是战地记者，后来她也做了记者，去了战地，变成了她。

但是，我们没有料想到的是后来。

后来，那个男生常年和家人分居两地，第一年在国内的时间是12天，第二年是23天，第三年是只有8天。他匆匆回去结婚，又匆匆离开。在每一个南半球的夜晚，加班到深夜，打开冰箱，喝一罐亚马孙果子做的汽水，继续写下一个报告。

有一次家人生病住院，他出差去了一个偏僻的镇子，没有信号，失联好几天。

他说，那些深夜喝汽水的时刻，那些没有手机信号的时刻， 他想过两百遍，要不要辞职。

后来，在使馆工作的姑娘，外派非洲，在战乱和疾病并存的国度里，做一名文装解放军。

她说自己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每每看到朋友圈哪个姑娘又去了马尔代夫度假，同宿舍的姑娘又生了二胎，这些时刻， 她怀疑了两百遍，理想究竟值得吗，而她要不要辞职。

后来，闾丘露薇从凤凰辞职，去追寻新的人生理想了。那个同样去过战地的女记者，在传统媒体日渐衰落，在媒体人都陷入集体迷茫的时代，看着自己微薄的薪水，已经高不可攀的房价，再看看自己坚守的新闻理想， 她犹豫了两百遍，要不要辞职，要不要转行。

所以你看， 再好的工作都有太多令人崩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