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10
月
21
日，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受邀参加在杭州拱墅区大运河畔举办的首届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议程
，并以“旅游，让遗产走进生活”为题做了精彩演讲，以下是具体的演讲内容:
Good afternoon, こんにちは.下午好（众笑）。刚才听了来自日本，荷兰，法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针对世界遗产地如何实现既保护又利用的双重目的问题，其实咱们的文物界，旅游界和学术界也做了很多讨论和研究，现向中国大运河沿线各城市市长、旅游局局长以及来自教科文组织的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媒体界的朋友来分享我的观点。
我想讲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个就是中国的世界遗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旅游方面的压力，能够在前不久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一个星期内，出现相当于整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同时出来旅游的壮观景象，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面临这样的出游压力，文化遗产如何既保护又利用实际上有过很多不同的争论。第二个是我的主要观点：活化才是最好的利用，护用并举的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共识，但如何实现护用并举？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途径问题；最后一点第三点是关于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活化的一个问题。
从李克强总理分别在今年（2016年）的博鳌论坛和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宣布，中国已经进入了大众旅游时代。从这一刻起，或者前后的几年里面，中国已经面临着非常大的变化，旅游本身已经不可回避。最近浙江省的李强书记调任到了江苏，他在这两个省都强调旅游，这也是东部地区出现后工业化以后的新变化，呼应了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
可以说过去三十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在不断稳定增长（图1）。国内旅游的人次和旅游收入也在不断地增长（图2）
图1：1984-2015年国内旅游人数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发展报告（2016）
图2：2010-2015年国内旅游总人次/总收入
（数据来源：2010-2015国民统计公报）
最近几年，中国游客几乎把法国、荷兰、美国、日本的商店都买空了。其实国内也有非常显著的变化，预测到2020年，全中国14.7亿人口每年要出去玩，出去旅游4.5次左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可能要8-10次，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那么旅游为什么会爆发性的增长？跟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超过6000美金的人均收入就意味着有休闲度假的需求，这个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基本变化（图3）。
图3：
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开始迈向中高水平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data.worldbank.org，2014年
近几年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浙江沿杭州湾南北两岸的工业、制造业，包括宁波到温州那条线上，都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所以很多浙江的老板跑了，因为还不起银行的钱，这是制造业面临的一项很大的挑战。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变成不可忽视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第三产业在GDP总体组成中的比例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在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占比为50.5%。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现在的城市化道路已经不完全依靠第二产业，而是逐步转向第三产业（图4）。
图4：中国三大产业分别占GDP的比重
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收入提高，对中国的文物界也带来冲击，世界遗产界面临着挑战。过去我们关着大门安安稳稳的来保护，但是现在人民说不行了，因为13多亿人当中，40%的人比较有钱，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面临的是需求方面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情况，如果需求压力很大我们就不开，行不行？也行，但是不符合对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要求。前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专家介绍欧洲的经验，日本的经验，原来我对教科文组织的遗产专家，还有点怕他们，因为我是搞旅游的，怕他们说我搞破坏，我与同济的阮仪三教授、北大城环学院的谢凝高教授，都有过讨论，甚至争论，世界遗产专家和古镇专家与旅游专家，经常争论旅游和遗产的矛盾。这方面罗哲文先生处理的比较好，他认为这两个东西是一体化的。最近一系列的条件和变化，使得文物界和旅游界有很好的交流机会。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需要讨论的问题，从我们现行的文物法里面可以发现很多老外讲的案例是违反中国文物法的，因为太商业化了。没有商业目的的再使用，毕竟是少数。多数的使用都带有一定的商业性质，前面几个专家是教科文组织的，说明并不排斥这样商业化的使用。但是中国目前现行的《文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不允许商业利用。
我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虎说八道”，讨论过文物制度的不足，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出身的研究者，与传统的古建筑专家的视角不同，他们一直强调古建筑的重要性，要保护原真的古建筑或其遗址，这个完全没有错，但是他们不太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了地理学上讲的区位、地点、场所精神、地方感的重要性。考虑到中国的绝大多数建筑基于土木结构，不容易保存，这一点康有为早就指出过。康有为在其《印度游记》中说：“木料畏火，遭火即烬，以无量之资财，而购此易烬之物，甚非策也。故中国古宫室多不能久存，若项羽之灭秦、隋之灭陈，皆焚毁其宫室，周武帝之取邺亦然，风俗至愚，无保存古物之念，以资考镜，然即保存之，区区木料，亦非可垂久远之物”。因此在文物保护过程中，不让“原址重建”古代建筑，就是忽视场所的重要性。杨贵妃和李隆基的告别地点，项羽和女朋友虞姬的诀别地点，这个很难翻译同声翻译的童鞋就别翻译了（众笑），有没有建筑物，哪个时代的纪念建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具体的地方。说文物破坏了以后不能重建，这是我们无法执行的，例如前两天温州的廊桥被台风暴雨冲了以后，一片呼声要求政府重建，这种中国式的木头建构国外专家也讲了，必须原址重建才有意义。例如在日本的案例中，木质结构的建筑过几年后必须重建。所以说《文物保护法》不能原址重建这句话是错的，应该改，什么时候重建、怎么个重建，是有条件的，你不要说不能重建，这句话本身是不科学的。
图5：中西方遗产原真性的迥异
文物制度的基本价值观讲的是保护，但除了保护，你还应该鼓励大家创造文物，今天的文物是过去的创造，那么今天的人们会给未来留下什么遗产？这个问题与文物保护法的价值观息息相关。让大家要好好的做重建或创建，这个作品能留给后代，我们现在的文物法是没有做到这个目的的，文化遗产来自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天生是不排斥生产和生活的，而现在的问题是文物价值观排斥生产和生活。以至于各地的市长在利用文物的时候特别担心踩红线，生怕哪天帽子丢了，原因是因为你碰到了文物的红线，而这个红线是错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不鼓励文物的保护和再创造，那么不同的文物要实现三方面的目标，《文物保护法》应该改为《文物法》，不仅要讲保护，还要讲利用，也要搞清楚文物的物权。现在的中国文物太强调国有，好像民间利用、商业利用文物，文物就会塌掉一样，恰恰相反，你关起来不用才会塌掉。你关在那里不让使用，风吹雨打、蚂蚁蛀虫、小偷小摸，慢慢就会倒塌，没有什么责任，一旦给商业利用了，市长和文物局长就怕承担责任。我们很多文物法里面的东西是过时的，跟历史的智慧不一样，与西方做法也不一样，这个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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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制度的基本价值观值得思考
文物能不能原址重建？反正历史上是一直这么做的。古代在不停的重建，历史上有很多，比如岳阳楼重修并扩建了，显然是违反今天的文物法的，这就是个问题。又如武汉的黄鹤楼修了很多次，样子都不一样了，所以不是一定不能重修，不是不能重建，也不用修旧如旧，要跟原来一模一样，什么样子大家一起讨论，所以这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
图7：岳阳楼被多次重修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有体制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在《土地管理法》，《文物保护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里面，都只给国民很短的土地租用或使用期，没有长期的激励，都是短期效应，谁都不好好造房子，很难出现历史上的遗产创造过程了（图8）。譬如说丽江古城、苏州的园林、开平的角楼、福建土楼等，哪个不是市民或农民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房子，保证你祖祖辈辈都传下去，好好的保留下来的，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是过去土地私有化长期激励的一个产物，而我们现在城市的人，70年的使用权，农村的30年一改变宅基地，所以再过200年共产党统治的时期，没有共产党时期形成的文化遗产，而是一个法国人设计的央视大裤衩，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