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以精神控制与精神虐待为绳索，自恋性人格障碍（NPD）往往会让伴侣在抑郁和焦虑中，陷入自我怀疑、自我责怪，以此把伴侣牢牢绑在身边，被称为“情感吸血鬼”。
因为难以摆脱自我怀疑的惯性，NPD人的伴侣总是深陷这段不健康的亲密关系。侥幸逃脱后也身心受创，需要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回过神来，被称为“血包”的他们，试图重新理解这段亲密关系中，自己是如何深陷其中，被控制、伤害而久久无法觉察伴侣的异状。
作者 | 江郁琦
编辑 | 温丽虹
来源 | 真实故事计划
ID | zhenshigushi
和丈夫分居一年多之后，叶元慧聊起恋爱、结婚的经历，反复使用“怪怪的”这样笼统的词汇。到最后，她忽然哭了起来：“我回想的时候，才发现，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爱我或者是要和我在一起。这一切好像都是我一厢情愿。”在决心和丈夫离婚分居后，她从心理咨询师的分析中得知，自己的丈夫很可能是一名NPD（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也让那些过往她难以形容，只能笼统总结为“怪怪的”的现象得到了解释。在长达18年的婚姻中，丈夫总是不顾及叶元慧的感受，忽视并指责她的消极情绪。2023年5月的一天，叶元慧在娘家探亲，中午接到了公公婆婆的电话。老人家当天出门聚餐，一般，他们参加聚会当天都会外带盒饭回家当晚餐，当天中午却打电话来，嘱咐叶元慧回家做晚饭。晚上，叶元慧赶回家中做晚饭。灶上的火已经生起来了，蒸汽熏得叶元慧脸热热的，正在厨房忙活的时候，她听到公婆和丈夫回家。她走到厨房门口，看到公公婆婆带了晚饭回家，三人正在桌上摆放餐盒。她默默回到厨房，嘟囔了一句：“那我还要做饭吗？”又走出厨房朝餐厅的方向问：“你们还要吃我做的饭吗？”没有人搭理叶元慧。她忍着性子，走到餐桌前质问丈夫：“你是要吃我做的饭还是带回来的饭？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做饭？”公公没有理会她的委屈，反而问她：“你用不用一点小事就情绪这么激动？”就在这时，叶元慧的丈夫开口帮腔：“不想做就不用做了，以后都不用做了。”满腔委屈没有人安抚，却还要被指责，叶元慧一气之下摔门而出。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倾泄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我那时候感觉，我就像这个家的局外人一样。”和丈夫进入亲密关系18年，在这段关系中，叶元慧的委屈和愤怒，大部分都被丈夫刻意忽略。而最终，她只能独自消化这些情绪，并且因为身旁的人都对此表现出冷漠甚至责备的态度，叶元慧时常陷入自我怀疑：是否其实错的是我？在精神分析领域，学者们引入了“自恋”的概念，将之描述为一种以优越感和自我中心为特征的人格模式，也就是“自恋型人格”。自恋型人格障碍，则是一种临床诊断的心理疾病。心理学界把自恋型人格障碍定义为：在讨论“自恋型人格”恋爱的书籍《恋爱中的暴君》一书中，作者邱雨薇区分了健康自恋和不健康自恋的人格之间的区别。健康自恋的人，拥有相对稳定的自我价值感，并且对自己和他人的需要持一种慈悲、接纳和尊重的态度。但不健康的自恋或“病态自恋”的人，则内在太过脆弱，以至于缺少对自己和他人情绪感受的觉察力。在人际交往中，这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顾他人的感受，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中心。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自恋型人格的时候，我们在形容这个人拥有一系列的特质。包括缺乏同理心、有优越感、浮夸、傲慢、寻求认可和崇拜、有控制欲、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容易情绪失控。
邱雨薇在书中提醒：“当自恋发展到病态，并且导致严重的心理功能紊乱，给患者带来困扰和痛苦时，自恋的人格特质会发展为自恋性人格障碍。”自恋性人格障碍，因为难以改变且在关系中呈现出极大的虐待性，被心理咨询师称为“情感吸血鬼”。带着儿女躲回娘家的几天里，叶元慧不断接到丈夫打来质问的电话。电话里，叶元慧的丈夫接连质问——丈夫质问得义正言辞，在他连续诘问之下，叶元慧忍不住自我怀疑：是啊，只是一顿饭而已，我有没有必要发这么大火呢？和往常一样，这次矛盾，也以叶元慧的反省告终，带着“我是不是错了”的疑问，叶元慧从娘家回到了丈夫家中。让伴侣陷入自我怀疑，是NPD进行情感操控的常见手段。这样的自我怀疑，就像漩涡一样产生巨大的引力。依靠这种引力，NPD把伴侣牢牢地锁在身边。那次回家之后不久，叶元慧因发现丈夫出轨的痕迹，和丈夫爆发矛盾。洗衣服时，她发现丈夫贴身衣物上有“奇怪的粘液痕迹”。想到多年前，他们的大女儿四个月大时，自己曾撞破过丈夫出轨，在卧室的垃圾桶里翻出用过的避孕套。叶元慧不免起疑。抱着丈夫再次出轨的怀疑和愤怒，她带着孩子又回了娘家。这一次，丈夫跟她道了歉。但之后，他立刻开始数落叶元慧，指责她脾气太大、情绪偏激。他希望叶元慧赶紧回家，“带着两个孩子住在外婆那里多不方便？”这句话，让叶元慧内心动摇，觉得带着两个孩子一直挤在娘家不是办法。最终还是叶元慧让步，她问丈夫：“如果我回家，你接下来要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如何对待我？”一向冷淡的丈夫这时候勃然大怒，脱口而出许多谩骂的话。叶元慧当时完全懵了：“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他一直把错误归到我头上，指责我、贬低我甚至侮辱我。”哪怕丈夫的行为毫无逻辑，那天后，叶元慧还是回去了。站在家门口，她发现钥匙无法开门。她才发现，丈夫趁她不在家换掉了家门的锁。“我当时就有一种第六感，就像我第一次在卧室的垃圾桶里翻出避孕套之前的那个感觉一样。”叶元慧马不停蹄地跑到丈夫的办公室，发现他再一次出轨了。集中发生在一个月中的事情，让叶元慧终于克服了自我怀疑的惯性。她少有地确定，错的是丈夫，而不是自己。从相恋到结婚，叶元慧在这段亲密关系里沉浮了18年，终于打定主意，向丈夫提出分居离婚。分居最初，叶元慧仍然会自我怀疑：“我当时会想，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当时她接受了心理咨询，得知前夫可能是NPD。上网搜索，她看到很多人说要“逃离NPD”。“但他们都没有结婚，和NPD没有孩子。”叶元慧看到这些太迟了，她在这段关系里走了18年，想要逃离NPD伴侣，需要切断的不仅只有两人之间的联系。“我带着儿子和女儿，是不是根本没法和NPD断干净？”决心离婚的时候，她还在担心年幼的孩子，担心离婚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好在，孩子们给了她支持。在她自我怀疑的时候，两个孩子听她说起离婚的决定，都对她表示了支持。大女儿说：“妈妈，我支持你。”小儿子说：“我知道，是爸爸不对。爸爸发脾气的时候，把窗户都砸烂了。”这让叶元慧轻快了一些。和NPD人建立过亲密关系之后逃离，那段感情往往会在人身上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自称“受害者”或是“血包”，形容自己的感受为“劫后余生”“脱了一层皮”。往往，最终走进心理咨询室的是他们。 在诊室中，他们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感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对没有经历过“有毒”亲密关系的人来说也许很简单，但NPD受害者往往很难回答上来。 心理咨询师刘歆认为，叶元慧在这段近二十年亲密关系之中，呈现出了“情感麻木”的状态。“情感麻木”也称“自我觉察功能削弱”，受害者在长期心理压力下，会逐渐屏蔽自身感受。这使她们难以识别关系中的问题，甚至无法察觉自身的情绪和需求。 为了合理化遭遇，受害者可能会用“他不是故意的”或“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来解释对方行为，暂时缓解内心冲突。但这种合理化会进一步削弱自我觉察，让她们更难从创伤中走出。 长期如此，受害者可能发展出“习得性无助”，对问题感到无力改变，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影响心理恢复。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克（Lenore E. Walker）认为，“习得性无助”解释了“受害者为什么离不开施暴人”这个问题。受害者会爱上施暴者，不是因为施暴者对受害者有多好，而是因为足够坏。并且，施暴者对受害者的好与坏交替进行，不断给他们希望又扼杀这个希望，从而强化“怎么努力都没用”的感受。受害者就在这样的训练中，一点点“学会”了“无助”。在社会地位上，胡昕远优于男友严书文。但在感情上，她却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他们相识于驾校练车。严书文是胡昕科目三的教练长。初遇时，严书文就对胡昕展现出明显兴趣。他对胡昕说：“见你第一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之间会发生点什么。”一开始胡昕觉得这句话很浪漫，两年后再说起这些，她却觉得毛骨悚然。相恋一周后，严书文第一次向胡昕借钱，胡昕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严书文甜言蜜语软磨硬泡了一阵，胡昕仍然谨慎地拒绝了。这一次，严书文没有多说什么。当时，胡昕并未因此对严书文产生警惕。第一次约会时，严书文给她留下了体贴男友的印象。确定关系后第一次见面，严书文带胡昕到朋友家参加聚会。面对一桌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男人，胡昕与他们毫无共同话题，只能与严书文交流。在陌生的环境，胡昕性格内向感到不安。那天在饭桌上，只有她一个女性，男人们的妻子都在照料孩子，没有上桌吃饭，这让胡昕更加如坐针毡，“我当时特别想走，满脑子都在想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出门打车”。不安之时，严书文问她“你是不是不太舒服？要不要出门走走？”胡昕好像被拯救了一样被他带出饭局，为男友察觉自己的情绪而感动，而男友似乎格外享受扮演那个“拯救者”的角色。时隔两年，分手后，她意识到：其实是男友主动营造了一个让她充满不安的环境，并让她陷于其中。第一次借钱后不到一个月，严书文再次向胡借钱。正是七月半，胡昕给故去的朋友烧纸钱的时候，严书文联系她说：“信用卡需要周转，给我打五千块钱。”胡昕说：“别再跟我说这件事了，我正在给我朋友烧纸钱。”严书文说：“我也缺钱，给我烧点。” 胡昕为严书文冒犯的言行感到震惊。但她立刻转过念头，为严书文辩解：也许严书文不知道这里面的习俗和忌讳。很久之后，胡昕回忆起这件事时才意识到，在她和严书文长达两年的恋情中，严书文常常像这样，在生活中类似的各种大小事务上践踏和拓宽她的底线。第一次，她改变了自己的底线，是严书文借钱时提到他的前女友们。他不停地讲述他的前妻和前女友都是如何痴情无私地帮助自己，不知不觉中为胡昕树立了假想敌和需要追赶的对象。而后，严书文贬低胡昕：“你是城里人，你跟她们不一样，你了不起，你只爱钱。” NPD患者常常使用“三角测量”的技巧来进行情感操纵。“我在很多人当中选择了你。如果你不按我说的来，我立刻就会离开”，以此让对方陷入不安与自我怀疑之中。
“那几天，他都一直拿这件事吊着我。一会儿对我很热情，一会儿对我爱答不理。”当时，车子正在高速上行驶，严书文一言不发地把车开到服务区，下车就走。胡昕反应过来的时候，严书文已经不见了。她只好独自把车开回家。第二天是胡昕的生日，她一直联系严书文，严书文并未回应。第三天，严书文再一次出现，给胡昕发的第一条消息又是向她要钱。“我当时整个人都麻木了，我已经没再想借钱这件事合不合理了，我只想让这件事赶紧过去。如果借钱可以让这一切痛苦结束，那就借给他吧。”胡昕和严书文在一起时，就有好友提醒过她：“你男朋友表现得不太正常，你要注意他有没有精神问题。”胡昕当时处在完全丧失主动权的状态当中，没有听进去。真正确认严书文有NPD倾向，是在胡昕和他分开以后。那时，严书文欠债已经到了要闹上法院的地步。胡昕请了律师，严书文认为，律师介入，女友就会认清自己在感情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于是主动切断了与胡昕的联系。分手后，胡昕和学心理学的表弟交流她的经历。表弟告诉她：“你的前男友可能有NPD倾向。”表弟详细地向胡昕介绍了NPD患者的行为模式，以及严书文有哪些行为符合了NPD患者的诊断标准。表弟对胡昕说：“我虽然没有和你的前男友相处过，但是我了解你的父母。你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可能是因为你的父母也有NPD倾向。你在长期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习惯了被人破坏底线而不作出反抗的相处模式，所以当面对同样的伤害时，别人可能可以觉察出问题，而你觉察不出来。”时过境迁之后，小艾才意识到，在和男友“丹”的恋爱中，很多她曾经反省过的事情中，她并非过错一方。当天，小艾在夜晚时分驱车到男友丹的住处。一整个白天，丹都没有回复消息，晚上也不接电话，她有些担心。当她驱车到丹的住处，却透过房间的窗户，她看到卧室的床上伸出了这双裸露的女性的腿。她僵在原地。“他应该一整晚都不会给我开门了。”意识到这点，小艾决定驱车回家，最终失眠了一整晚。第二天，小艾上门质问丹。丹不理会小艾的愤怒，笃定地告诉小艾：是她看错了。而后他又换了说法：“我没有出轨，我只是在帮助一个深处绝境的、曾经交往过的对象。她马上就要掉入万丈深渊了。而且因为曾经交往过，所以我一见到她，就忍不住脱下了自己的裤子。”一瞬间，小艾觉得自己要气炸了。她对丹大吼：“不可能！”然而丹却接着她的怒气说：“如果你前男友来找你，你也会这样。”受够了男友的诡辩，小艾盛怒之下，拿起桌边的碗狠狠地往地上摔。她被自己吓了一跳——那是她第一次用暴力解决问题。适时地，丹语气冷静地把问题引到她的身上，指责小艾有家暴倾向。丹的话四两拨千斤，让小艾愣在当下，她看着地上的碗，产生了自我怀疑：是不是在内心深处，她是一个“有毒”的人。和丹分手后，小艾向专业人士寻求心理干预。咨询师告诉她，丹的行为模式符合自恋型人格障碍（NPD）的基本特征。面对小艾的质问，丹首先否认了她看到的事实，而后忽视这背后小艾的情感需求，并进一步否认小艾处理问题的方式，使小艾从对他的质疑转为自我怀疑。心理咨询师邱雨薇指出，在与NPD患者的相处过程中，受害者容易表现出应激行为。例如，与冷静应对伴侣的小艾相比，情绪失控、摔东西的小艾反而更容易被视为“问题所在”，甚至被贴上“疯女人”的标签。这和NPD受害者往往会伴随无助感出现抑郁和焦虑情绪有关。对此，心理咨询师刘歆强调，NPD患者与其受害者的关系需要放在一个“系统”中理解。在这个系统中，NPD受害者通常被赋予“索引病人”的角色。所谓“索引病人”，指的是一个系统中“被指认的病人”。NPD受害者常被误诊为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BPD）等；但这些诊断仅反映了他们所携带的症状，而未揭示问题的全貌，更准确的描述是“症状携带者”或“替罪羊”。刘歆进一步指出，对于“索引病人”，治愈的关键在于理解和觉察自身心理痛苦的根源。她表示：“通过与受害者一起工作，梳理他们与重要关系人的互动模式，能够帮助她们增强自我觉察，迈向创伤后的自我成长，并最终找回生活的主动权。”刘歆认为，对于NPD受害者而言，“自我觉察”能够帮助他们识别心理痛苦的根源，从而获得一种“确定感”。这种“确定感”本身就具有疗愈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人难以长期忍受“不确定感”——NPD受害者通常处于自我怀疑的困境中，反复质问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许多受害者在意识到‘我的心理痛苦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对方有意为之’时，会长舒一口气，”刘歆说道，“疗愈往往就从这一刻的‘释然’开始。”在逃离或对抗NPD的过程中，受害者常会自发结成支持社群，互相倾诉、支招。这些社群不仅提供了情感支持，还成为受害者疗愈过程的重要一环。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形成NPD受害者社群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种倾向：对他人行为的快速审判与标签化。医学统计显示，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患病率为1.2%至6.2%。但在今天的网络讨论中，似乎任何复杂的关系问题都可以被轻易归结为跟NPD有关。这种标签的泛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亲密关系中，如果轻易地将对方贴上‘NPD’的标签，而把自己视为纯粹的受害者，这可能遮蔽了关系中可修复或成长的机会，”刘歆强调，“这种泛化会让真正的NPD受害者的声音被淹没，反而不利于他们寻求支持和帮助。”本文经授权转载自：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作者：江郁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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