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半个民国人
口述：陈之藩 撰文：陈远
幼年：两株枣树的记忆
幼时的事，大多忘记，唯有上五年级的时候，上的第一节课，至今难忘。
我那位老师，也姓陈，叫陈大眼。因为他的眼睛特别大，不生气，眼睛也是圆睁的，我们都怕他。
那天上课，陈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站起来，给老师鞠躬。陈老师打开课本，很平和：“我们讲第一课，秋夜。”老师开始读课文：“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突然，老师把课本一下子扔出了窗户外面：“别人是放一个屁，鲁迅是放了一个屁，又放一个屁！”我们都吓呆了。后来，那位老师死的很惨。
大学：与“朱利文妈妈”的“绯闻”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因为他们校长的关系，组成了西南联大。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大，由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存在的时间很短。为什么呢？跟蒋介石有关，蒋介石是南方人，他听不懂北方话，当然对北方人也就比较疏远，那时的当局，对西北联大也不重视。所以西北联大没有多久，就分开了，分成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我当时在西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校长是谁呢？我告诉你，这个校长有意思。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是北洋大学毕业的，陈立夫当时有个同班同学，叫李书田。李书田是谁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朱利文的外祖父。他是当时西北工学院的校长。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组成。
在西北工学院，朱利文的妈妈是非常红的，因为当时的学校里没有女生嘛！当时我们经常拿着她开玩笑，比如有人问我：“陈之藩你追谁呢？”“李书田的女儿！”我们当时还发展了学校外面卖元宵的和卖皮鞋的小贩的女儿，称之为“元宵小姐”和“皮鞋小姐。”
李书田做西北工学院的校长，很有意思。他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章程的。当时他提出，四校合并可以，但是要考试。按照考试结果评定教授资格，结果考完试之后，其他三个学校的教授都变成了副教授，副教授都成了讲师，讲师则成了助教。北洋的呢，北洋确实也是考的好，都维持原来的级别。结果被贬的人们都商量怎么对付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好把他打出去。到了夜里，每人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大家到了李书田的宿舍，叫：“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一出来，大家上去一阵乱打，就这么着，把李书田打跑了。
抗战：人类不如兽类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是从北京出发，坐京铺路，然后到亳县，然后走路西北上，大概走十天，过了几个地方，我现在都不记得了，然后坐火车过通关。过通关的时候，我们趴在火车里，黄河对岸的日本人拿着枪乱扫。那种火车，没有窗户，是用来运兽类的，其实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兽类，身边的鸡屎牛粪，都顾不上。过了通关，火车门打开，正过华山，真是漂亮。之后，就到了西安。我到了那里，大概一年多，抗战就胜利了。
抗战胜利之后，各校开始复校，我们就又开始沿着原路回来。当时陈立夫并没有任命李书田做北洋大学的校长，但是李书田因为战前是北洋大学的院长，就自己跑回来主持北洋大学，自封院长。陈立夫根他说：战前是战前，战后要教育部任命的。但是他不管不顾，他跟陈立夫说：你陈立夫跟我是一个班的，我考第一，你考第二十五。陈立夫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当时宣称：平均分80分以上的才是我的学生，80分以下的我不要。当时，我有的科目可以拿到满分，但是有的科目，比如经济学，只能拿到60分，平均起来，79.5分。怎么办？我会写信呀，我给李书田写信，说明了情况。我说，李院长，重要的科目我都是一百分，但是像经济学这样的科目要慢慢学的。更何况，79.5，四舍五入，也是八十分。李书田给我回复，收了我这个学生。
写给胡适的信
大概是1947年，胡适在广播里讲《眼前文化的动向》，之前我听他讲了两三次，给他写了信。他回复了。那时候，蒋介石让他当总统，虽然是虚情假意，但是也不容易，他哪里有工夫见我？可是我去见他了，我穿着一个短裤，到东厂胡同一号，走进去，就见到了他。见到他，跟我见别人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也说不出来，就像吴稚晖见到了孙中山一样，别人问他：“你干嘛那样敬佩孙中山？”吴稚晖说：“我就是觉得他伟大。”虽然我对胡先生的有些意见并不同意。
见这样的大人物，我并不觉得紧张，这是胡先生的高明。客气地握手，让我请坐，不过，胡先生很忙，我进去不到五分钟，贺麟先生去找他了，我只好出来。
大概是
1953
年，胡适到台湾去，发现我在台湾。他见到我，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他：“从哪里回来？”胡适说：“从美国。”我说：“从台北到高雄我都买不起车票，怎么去美国？”
胡适怎么会认为我从美国回来呢？这就说来话长了。胡适从美国回来，要有一个秘书来为他打理日常的工作、给他安排日程。当时那个秘书是杨日旭，杨日旭是陈雪屏为胡适派的。陈雪屏当时是台湾教育厅的厅长。我和杨日旭是怎么认识的？听我慢慢给你说。当时我在编译馆做事，忽然有一天，杨日旭和编译馆的一拨人一起找到我，问我可不可以到陈雪屏家里吃饭。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他找我吃饭做什么呢？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阔人找我吃饭啊。杨日旭给我解释：陈雪屏想办一个学生杂志，科学的栏目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主持，因为我是学工程的，就找到了我。所以请我吃饭，就这样去了陈雪屏家里去了，当时，余英时的太太还是个小孩，大概上中学？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跑来跑去的。
那天吃的是湖南菜，大家彼此推让，给彼此夹菜。我爱开玩笑，说：“如果筷子再长一点，给对面的人夹菜正合适。”大家哈哈大笑。
吃完饭，杂志就开张了。陈雪屏出钱。就这样我认识杨日旭，他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胡适从美国到了台湾，还是被一帮老人们包围着。我听说胡适到了台湾，我就在报纸上写文章，说胡适应该接触新的青年，了解青年的思想。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就向杨日旭打听我。杨日旭说这是我朋友呀。就这样我又和胡先生见面了。这时离我们第一次见面已经五六年，当时留美是一种风尚呀，他就想当然认为我是从美国回来的了。
胡适的英文
1955年，我到了美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念书，胡适也在美国。我到了美国，直接去找胡适，那时是清早，给胡先生打电话，他刚起床，他家里只有茶叶蛋，我就在他家吃了一个茶叶蛋。经常去见他，是在两年半之后，在暑假。忽然，宾夕法尼亚大学给我一份工作，非常之好，那时候，梅贻琦自己支取庚款的薪水，一个月才至两百块钱，你知道那时我一个月能挣多少？一千块。虽然只有九个月，但是已经非常好了。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我的前任，是这个学校的创办人，所以薪水非常高。
那时候，几乎天天去见胡适。都是他找我，有时我不在，他就把电话打我的房东太太那里，房东太太跟我说：你这个朋友，真是nice。我问她：“为什么nice？”房东太太说他的英文比你好的多。我说那当然，他在这里当大使。那时我们会在一起聊他们那个时代的最好的散文家、政论。胡先生给我介绍了很多，他怕我穷，介绍完了之后就买一些相关的书送给我。
金岳霖：“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我在北洋大学读到二年级，那个暑假，我忽然想学哲学了，就考了清华的哲学系。考上了，我到了清华，去见了金岳霖。他问我：“你为什么要学哲学？”我跟他说：“时局如此，我很悲观，想学哲学。”
金岳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悲观吗？”
“不知道。”
“悲观是你看到一套价值即将消灭了，而你想要保存却又没有办法保存的那种感觉。”金岳霖说话，哲学味很浓，听得我有些茫然，“你的意思是想救国，可是哲学救不了国，哲学只是一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