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威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闫炎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本科生
2025年1月，美国继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退出后，再次正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一决定不仅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一系列挑战，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连锁反应。部分经济依赖传统能源或尚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如阿根廷、印尼，开始对气候承诺产生动摇，形成具有传导效应的观望态势。
这种观望态势的本质是全球气候治理中“责任分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国，其退出行为削弱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合作的信任基础，使得其他国家对自身减排责任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产生疑虑——如果美国这样的排放国不愿承担减排责任，其他国家即使承担了减排责任也将无济于事。另一方面，美国退约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气候资金支持的担忧，特别是对那些依赖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行动的资金缺口进一步扩大。
科技合作限制：技术流动受限影响创新
美国在部分新能源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其再次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不仅影响本国政策走向，也给全球新能源技术流动和创新发展带来挑战。
美国退约意味着美国政府可能采取更加保守或封闭的政策，降低其在国际绿色技术合作中的参与度。新能源产业的创新依赖于全球科研网络的协同效应，一旦技术交流受限，整个行业的研发进程和市场竞争格局都将受到冲击。
此外，美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引发技术合作的紧张局势。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技术流动早已突破单一国家间的局限，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国际合作平台等多渠道进行。然而，当美国收紧技术出口时，其他国家和地区可能会效仿，甚至出台类似的限制措施。事实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往往具有“示范效应”，过去在半导体产业的限制政策就引发了荷兰、日本等国的跟进。这种趋势同样可能蔓延至新能源技术领域，使全球技术合作环境趋向碎片化，阻碍技术共享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进程。
市场信心波动：不确定性引发投资疑虑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对传统能源的偏好以及对新能源发展的消极信号。这种政策转向不仅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也引发了市场对全球新能源产业未来发展的担忧。
美国的退约行为加剧了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新能源投资者的焦虑。发达国家在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上变得更加谨慎，尤其是在涉及大型、长期投资项目（如海上风电场和先进储能系统）方面。这些项目通常依赖多国合作和长期资金支持，但美国政策的频繁波动使得投资者对未来政策环境产生忧虑。他们担心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影响投资回报和项目稳定性，因此选择观望或撤回资金，导致资金流入减少。这种谨慎态度在全球范围内削弱了新能源领域的资本流动，阻碍了跨国合作与项目的顺利推进。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新能源投资焦虑更多体现在资金缺口和技术支持的缺失上。美国拒绝履行其在资金支持方面的承诺，使得《巴黎协定》中发达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出资目标的实现难度大幅增加。发展中国家本身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就面临诸多困境，而美国此举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新能源项目的资金短缺问题。面对资金短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新能源项目时变得更加谨慎，甚至可能调整或削减原有的气候目标（NDC），进而放缓能源转型的进程。全球气候治理的不确定性和资金缺口的扩大，让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者对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变得更加犹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投资的疑虑导致全球市场需求的波动，直接影响主要新能源生产国的出口前景。随着各国在新能源项目上的投资趋于谨慎，新能源企业可能面临资金支持不足、技术合作受限等挑战。这一局面不仅会削弱新能源产业的全球市场竞争力，还可能拖累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
贸易风险高企：绿色贸易规则与碳关税冲击
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实际上通过结构性权力的缺位重构了全球新能源产业的竞争规则，对全球新能源产业形成系统性冲击。
首先，绿色贸易规则的区域割裂加速。美国退约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框架受到冲击，各国在绿色贸易规则制定上的差异化加剧，导致全球市场绿色贸易壁垒增多，区域分裂进一步加深。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加速构建区域化的绿色贸易规则，将绿色标准作为市场准入的重要门槛。此举不仅使企业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还加大了跨国企业的适配难度，进一步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绿色贸易中的竞争力。这种区域化的绿色贸易规则割裂，使得全球绿色贸易体系从多边合作向区域排他性转变，加剧了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对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
其次，碳关税体系的制度博弈升级。尽管美国退约后摆脱了《巴黎协定》下的国际减排义务，但仍面临来自国内环保团体、绿色产业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其继续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美国的碳排放监管和减排措施较为分散且不统一。因此，美国通过《清洁竞争法案》（CCA）对进口高碳产品征收碳税，对本国相关产业进行贸易保护同时转嫁减排压力。
美国的这一举措与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相互呼应，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中的碳壁垒。碳关税不仅抬高了主要制造业出口国的成本，削弱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还加剧了各国在碳核算标准和排放责任认定上的博弈，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权争夺延伸到排放核算方法论层面。这种制度博弈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还可能引发贸易摩擦，进而扰乱新能源产业供应链。
倒逼产业链价值跃迁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本质上是将气候治理问题工具化为地缘竞争的手段。这种“规则武器化”策略对中国新能源产业链构成了倒逼机制，驱动产业向更高价值环节跃迁。
首先，美国退约引发的技术合作不确定性，实质上阻断了传统的“市场换技术”路径，中国企业需重新审视其技术获取渠道和研发模式。随着跨国技术转移通道的收窄，企业无法再依赖外部市场的技术输入，只能将资源集中于基础研发，推动光伏银浆、储能电芯等关键材料从进口依赖转向自主供应。
这种压力催生出
“需求定义技术”的创新逻辑——企业必须基于国内应用场景的特征（如西部高辐照、沿海高湿度）开发定制化技术方案，而非简单模仿国际标准。
由此形成的技术迭代路径，使中国新能源专利布局逐渐从
“追赶式改良”转向“原创性突破”。
其次，美国放弃多边框架
的
领导地位，削弱了其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传统影响力
，
这一
“规则真空”为中国新能源产业提供了争夺标准制定权、掌握价值链话语权的历史性机
遇。
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缺失的背景下，中国凭借其在新能源领域的规模优势和技术创新能力，加速将本土实践转化为全球规则
。
以新能源汽车领域为例，中国依托全球最大应用市场的数据积累和实践经验，率先在换电模式、电池回收等关键领域建立了新型标准体系。这种“规模优势—数据沉淀—规则输出”的正向循环，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标中从被动适配者转变为规则定义者，显著提升了产业链的议价能力。
最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失序，特别是美国退约引发的制度真空，推动新能源产业链的价值分配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碳关税隐性成本的内部化、绿色标准的多极化以及气候资金的断流，这三重制度性压力促使产业竞争格局从单纯的成本控制转向弹性构建、规则嵌入和生态赋能。
企业通过垂直整合、区域化生产布局以及标准主导等手段，提升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话语权。
与此同时，服务性收入的比重显著增加，尤其是数字认证等高附加值服务，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这一转型本质上是产业链治理权的重构，强调掌握标准制定和数字治理能力的企业将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
结构性替代市场加速形成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虽然带来了短期政策扰动，但并不能掩盖全球能源体系深层次的变革趋势。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报告，世界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依然在上升。IEA预测，到202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将比2019年增长约50%。
传统能源市场的转型压力已不再局限于技术替代，而是向系统性重构迈进。一方面，俄乌冲突暴露了化石能源供给的脆弱性，促使各国对能源自主性的追求超越短期政治周期；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成本的持续下降与气候风险的紧迫性相互作用，推动了市场的不可逆转选择。
这一结构性替代的核心动力，是能源生产模式从
“资源依赖型”向“技术驱动型”的根本性转变。
尽管美国政策时有波动，市场主体的长期投资决策仍受到光伏组件成本下降82%、陆上风电超越煤电经济性等硬性约束的影响，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惯性。
这种结构性替代市场的加速形成，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也为中国企业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中提供了重要发展机遇。目前，中国光伏产品在欧洲市场的占比持续上升，同时，中国在印度、非洲等新兴市场的风电和光伏项目投资与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生产国和技术供应者，中国凭借其在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成本优势及供应链优势，能够迅速进入新兴市场并提供多样化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新能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各国对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目标的日益关注，中国新能源产业凭借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迎来了拓展国际市场的重大机遇。中国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服务体系上的持续提升，使其在全球能源合作和项目开发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影响力。此外，通过跨国并购、合作与投资等多元化方式，中国企业不仅能够加速海外市场布局，还能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升国际运营能力。这种全球化布局不仅有助于中国新能源产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还为企业带来了更丰富的商业模式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