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尽者，故宫

一进紫禁城，在开阔广大的奉天门广场（清为太和门广场），内金水河蜿蜒流过。

赵广超先生说：“内金水河从紫禁城西北流入，象征远接生命之源的昆仑山。在宫中蜿蜒2100多米，昼夜不舍，恰似一条长长镜廊，映照着这座皇宫六个世纪以来的人和事。”河水的圆弧，犹如女性丰满的曲线，为这庄严刚健的政治广场增添了几分阴柔之美。

内金水河自神武门西边的地道进入紫禁城，沿内廷西区的宫殿墙外向东南转，辗转到武英殿前，在奉天门广场形成一个月牙形的河道。有人说它是一条“天河”，代表着天上的银河，也有人形容它为“皇帝挽玉弓”。然后向东向北，流到文华殿后，在銮驾库的巽方流出紫禁城。

我说紫禁城是一座稳定又鲜活的城，内金水河可以作为证明。这是一条活水，连接着护城河，除了象征意义，还有诸多实用功能，比如消防、排水、用水、运输、观赏等。紫禁城的地平，北高南低，每当大雨，三大殿大台基上的螭首“千龙吐水”，无论地面上的水，还是遍布紫禁城的明渠暗道里的水，都将汇入金水河。再大的雨，内金水河的水位也只上升一米左右，它实际上是紫禁城中一座可以调节水量的小型水库。内金水河里的水，涨涨落落，内金水河上的荷花，开开谢谢，呼应着生命与自然的韵律。

明宫词曰:

有一天，我去冰窖餐厅（故宫博物院将清代皇帝用于藏冰的库房改造成餐厅）参加晚宴。从厨师那里得知，他们每年冬天还在内金水河上采冰，存入冰窖，在夏季用于冰镇餐饮。此后，每当我在凛冽的寒风中走过太和门广场，听到冰镐的声音在浩大的广场上发出空旷的回声，都会清晰地意识到，内金水河是一条历史的河，但它不是死掉的河、只能用来瞻仰和凭吊的河，它也是一条现实的、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河。它仍然有它的生命律动，仍然以一种秘而不宣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

我想起老子的话：“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是至柔之物，却有着裂云穿石、无往不胜的力量。有水，才有万物生焉，人民繁衍，皇帝的田才能蓬勃肥美，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内金水河上，五座内金水桥飞越而过，“对入宫百官来说无异是‘上天’的白云”。这五座桥，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象征着仁、义、礼、智、信五德。金水河名字的由来，并非因为河水是金色的，而是因为这条河自西北流入紫禁城，而西方对应的，刚好是五行里的“金”。

像内金水河一样，内金水桥也还活着，而且活得很风光。进入故宫博物院的游客，首先要聚集在内金水桥，听导游讲解，然后，迫不及待地拍照留念。桥下的河水，映出天上的流云，以及游客们好奇的面容。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京城漫天的火焰和憔悴的花香里消失了，带着杜鹃啼血一般的哀痛，在他们的记忆里永远定格。它日暮般的苍凉，很多年后依旧在旧士人心里隐隐作痛。

曾写出《长物志》的文震亨，书画诗文四绝，崇祯帝授予他武英殿中书舍人。崇祯制两千张颂琴，全部要文震亨来命名，可见他对文震亨的赏识。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清兵攻破苏州城，文震亨避乱阳澄湖畔，闻剃发令，投河自尽未遂，又绝食六日，终于呕血而亡，遗书中写：“保一发，以觐祖宗。”意思是，绝不剃发入清，这样才能去见地下的祖宗。

以“粲花主人”自居的明朝旧臣吴炳，在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按照吴炳的纪年，是明永历二年被清兵所俘，押解途中，就在湖南衡阳湘山寺绝食而死。对于效忠旧朝的人来说，这样的结局几乎早就注定了。两千多年前，商代末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在周武王一统天下后，就以必死的决心，坚持不食周粟。他们躲进山里，采薇而食，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草当干粮，最终在首阳山活活饿死。他们的事迹进了《论语》，进了《吕氏春秋》，也进了《史记》，从此成为后世楷模，击鼓传花似的在古今文人的诗文中传诵，一路传入清朝。

这些文人有：孔子、孟子、墨子、管子、韩非子、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刘伯温、顾炎武......

当这个新生的王朝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平稳过渡到乾隆手中，一百多年的光阴，已经携带着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匆匆闪过——从明朝覆亡到乾隆时代的距离，几乎与从清末到今天的距离等长。天大的事也会被这漫长的时光所淡化，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士人来说，大明王朝的悲惨落幕，已不再是切肤之痛，大清王朝早已成了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入仕清朝，早已不是问题，潜伏在汉族士大夫心底的仇恨已是强弩之末。就在这个当口，乾隆祭出了他的撒手锏——开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上奏，要求各省搜集前朝刻本、抄本，认为过去朝代的书籍，有的濒危，有的绝版，有的变异，有的讹误。比如明代朱棣下令编纂的《永乐大典》，总共二万多卷，但在修成之后，藏在书库里，秘不示人，成为一部“人间未见”之书。在明末战乱中，藏在南京的原本和皇史宬的《永乐大典》副本几乎全部被毁，至清朝，已所剩无几。张岱个人收藏的《永乐大典》，在当时就已基本上毁于兵乱。

因此，搜集古本，进行整理、辨误、编辑、抄写（甚至重新刊刻），时不我待，用他的话说：“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乾隆觉得这事重要，批准了这个合理化建议。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成立了四库全书馆。只有在乾隆时代，在历经康熙、雍正两代帝王的物质积累和文化铺垫之后，当“海内殷富，素封之家，比户相望，实有胜于前代”，才能完成这一超级文化工程（今人对“工程”这个词无比厚爱，连文化都目为“工程”，此处姑妄言之），而乾隆自己也一定意识到，这一工程将使他真正站在“千古一帝”的位置上。

宁寿宫花园又名乾隆花园，在宁寿宫后区的西路，是一个东西宽度只有37米、南北长160余米的狭长空间，占地面积只有5920平方米。它在紫禁城四大花园中倒数第二小（最小的是建福宫花园），却是最具滋味声色的一座。

因为在这狭长的空间内，设计师放弃了中规中矩的对称之美，而是把它从南向北分割成四进院落。有点像章回小说，既各自成篇，引人驻足与停顿，又彼此串联，构筑成一个游观的整体。移步换景的方式，总让人想起章回小说里常有的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不妨把乾隆花园里的四个回目分别起个名字：

第一回：名士风流。

走过花园的正门衍祺门，迎面不是空庭而是假山，营造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以‘曲径通幽’的手法将游人引入古木参天、山石环抱的院内”。院内正中是一座敞轩，名古华轩。此轩是整个区域的统领，轩前东侧，是被称作“园中之园”的抑斋，更值得一说的，倒是庭院西侧的禊赏亭。亭的抱厦内有流杯渠，追摹的是东晋王羲之“曲水流觞”的名士风流。手握一卷《快雪时晴帖》真迹的乾隆，闲坐禊赏亭里，举杯吟诗间，期待的，或许就是与王羲之的神遇。

第二回：寻常人家。

第一进院落中，曲径回环，亭轩相衬，“奇峰怪石错落在边亭半廊之间，异花珍卉散布于水榭山馆之畔”，让人对第二进院落充满期许。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第二进院落，恰恰是一个平常的四合院，甚至比起王府的正房还要素朴直白。这寻常里，其实埋伏着最大的不寻常。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空间上的起伏变化（让人感到意外），为花园最后的高潮段落预埋伏笔（也是一种“先抑后扬”），更体现了小院主人乾隆内心的一份诉求，那就是回归平凡的世界，做一个寻常的匹夫。

第三回：坐看云起。

第三进院落正面萃赏楼和西面延趣楼都是二层高楼，既遮隔红墙，又可凭栏外望，视线刚好可以越过院中假山的顶部，变得豁然开朗。但院子里的绝笔，不是这两座高楼，而是庭中的太湖石山。乾隆爱晋人书法，也爱宋画，爱米友仁《潇湘云烟图》中的那种云光迷离的效果。叠山犹如画画，要用皴法。乾隆懂画，所以要叠石匠人营造出宋画中的“云头皴”。于是，这庭中的整个假山，都采用横式叠砌的方法，犹如片片云彩，“移石动云根，植石看云起”，让乾隆皇帝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潇洒浪漫。

第四回：符望春秋。

这是花园的最后一进，几乎是把建福宫花园搬进了乾隆花园。庭院中央的符望阁，完全是仿照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建造的。庭院西南角的云光楼（下层称养和精舍），也是复制建福宫花园里的玉壶冰。云光楼这二层楼阁，从内到外都找不到楼梯，要想上去，需借助庭院假山的山石蹬道，这也是乾隆花园空间变化的神来一笔。

1924年11月5日，婉容和溥仪像往常一样，坐在储秀宫里闲聊天，内务大臣绍英跌跌撞撞跑进来。原来是鹿钟麟带着部队进入了紫禁城，强迫溥仪在三个时辰内搬出紫禁城。

其实，就在前一天，溥仪与郑孝胥、荣源等几位大臣，以及皇后婉容商议，决定第二天乔装逃出紫禁城。

匆忙中，婉容放下刚刚吃了一半的苹果，仓皇走出储秀宫。

溥仪出宫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拍摄的储秀宫照片上，那枚吃剩一半的苹果赫然在目。

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在“亲贵大臣”的苦苦哀求下，准许溥仪再推迟几小时出宫。溥仪只带上一些细软就匆匆离开了，一行人只用了五辆汽车，鹿钟麟乘坐第一辆做前导，溥仪与随从坐第二辆，婉容和她的亲属坐第三辆，张璧坐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

有两位太妃誓死不从，滞留宫中。

溥仪出神武门时，携带物品一律要检查，军警在他行李里查出一件稀世国宝——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当场没收。但这件没收的古物却给办事人员出了一个大难题：“当时各宫殿已经上锁，没法立刻随便打开把它送回去，而除此之外又无处可存，而且又不能交由私人保管，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中，临时由承办人员想出一个权宜办法，马上派人到外面去买了一个大保险箱回来，由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委员长李石曾（李煜瀛）先生亲手把它锁在柜内，外面再加贴封条，然后再把这个大保险柜存放在神武门里面的临时办公处内;当时保险柜的开启号码，只有李先生一个人知道。”

我不知离开故宫时，溥仪是否从后车窗回望过他的宫殿。高大的神武门，作为宫殿的最后形象，从他的视野里渐渐远去，直到消失。那一刻，他的心头一定是五味杂陈。他的少年心，曾被这百尺宫墙所禁，一直渴望着像小鸟一样飞翔。此刻，他离开了牢笼，却定然会产生一种空茫的心绪。

他不知道他将来会在哪里安身。

他住进了父亲的宅子（醇王府），却不止一次地偷偷潜回紫禁城外，面对高高的宫墙，号啕痛哭。

在他们身后，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成立。溥仪离开时走过的神武门，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正门。

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几天，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也是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的李煜瀛先生，在文书科内，将黄毛边纸粘连起来，长达丈余，铺在地上，半跪着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字院匾，悬挂在神武门上。

吴祖光先生之父吴瀛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者之一，曾任北洋政府内务部主管故宫的官员。家人在整理新凤霞和吴祖光遗物时，发现了吴瀛先生写于1948年10月到1949年7月的手稿，其中详尽实录了当年创办故宫博物院的起因和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他在回忆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时说：

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从此变成了“故宫”（过去的宫殿）。

它的主语彻底反转，由皇帝，变成人民。

从故宫（过去的宫殿，即紫禁城）建成（公元1420年）至今（公元2024年），时光刚好过去六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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