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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假兵马俑刷爆了波叔的朋友圈。看看这些山寨文物:
真·辣眼睛。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地下有那么多好东西,拿这些破烂玩意唬弄人,波叔不能忍。
说起来,波叔还去过北京一个著名的景点,也是个假到不得了的古迹。除了一个空荡荡的地宫,里面没一件文物是真货,差点让波叔以为被骗了,进错了地方。
对了,波叔说的就是——
明十三陵的定陵
咦?大名鼎鼎的万历皇帝的陵墓,怎么会没有宝贝?
说起来,这个定陵的挖掘,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最早提出来要挖定陵的,是1949年解放后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他联合郭沫若、沈雁冰等人,上书国务院,提出要发掘长陵。
这吴晗,不仅是北京市副市长,还是很著名的历史学家。研究哪个朝代的?恰好就是明朝。
一个明史专家,当然想挖明朝皇帝的陵墓了,说不定之前想一辈子都想不通的问题,陵墓里面正好就有线索可以解答呢。这么大的诱惑,谁忍得住?
但有人不答应。
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等专家马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么大型的陵墓群,别说是我们,外国的考古条件也未必搞得定啊!你吴晗不能为了自己的好奇心把老祖宗的坟墓给挖了啊。
历史学家说要挖;考古学家说不能挖。争来争去,只能听最高指示。
最终闹到了国务院,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
“原则同意”。
也就是说,可以开始挖了。
就这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明十三陵成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国务院批准、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国家考古行动。
这是1955年的12月30日。
考古学家虽然反对,但是作为考古的专家,也加入了长陵挖掘委员会。既然是一定要挖了,那就得科学地挖,不能让外行来干这么重要的活。
所以夏鼐亲自指导了这次发掘工作。
都是头面人物。
整个挖掘过程,用一个字就可以形容了——
悬
考古队最开始的目标,是挖长陵。
长陵是谁的陵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他在位期间编纂了《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是个文攻武略都很强的皇帝。
当时大冬天的,挖了两三天,啥也没发现。
就算你知道十三陵的长陵就在这里,但那也是一块几十平方公里的大地方,你以为那么好挖?
于是,考古队就选择了规模小一点的另一座陵墓来练练手。
万万没想到,挖了半个月,跟长陵一样,啥也没挖到。
就在差点放弃的时候,有一天,队员们转悠到宝城的另外一角时,一个叫赵其昌的考古队员突然发现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面,有几块砖塌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直径半米左右的圆洞。
“这是地宫的入口!”有人大声叫了起来。
夏鼐到现场一看,嗯,这很有可能是确实是地下玄宫的入口。
这个陵墓,就是万历帝朱翊钧躺着的定陵。
这位万历皇帝,不用波叔多介绍,大家都熟悉得很——10岁登基,在位48年,长达28年不上朝,国家居然治理得还不赖,开创了“万历中兴”时期,可能和他有一个叫张居正的宰相有关。
还有一本畅销书就是写他的:《万历十五年》。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956年5月17日,考古队带上了周围村庄的60多个农民,正式开始破图动工。
看看下图,波叔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定陵的构造:
要想进入地宫,必须得经过两条隧道,第一条是“砖隧道”,第二条是“石隧道”;
隧道尽头是金刚墙,墙后才是地宫;
地宫里面有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至于万历帝的棺椁在哪,还得到了地宫才知道。
第一步,找到第一条隧道——砖隧道。
发掘皇陵是头一回,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慎重起见,考古队使用了探沟法,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先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深沟,测一测地宫的大门到底在哪里。
不过两个小时,他们就挖出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三个字——隧道门。
10天之后,果然在这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这就是通向地宫的第一条隧道——砖隧道。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顺利。
第二步,找到第二条隧道——石隧道。
找到这个就好办了,如果继续挖下去的话,就可以找到地宫的大门了。
但是,这条长隧道弯弯曲曲,要沿着这里挖下去,一来工程量大,二来也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
为了省时省力,考古队决定隔开一段距离,再开另外一条探沟。
其实,当时他们谁也没有发现,在砖隧道的城墙券门上面,有一块指路石碑,石碑上面写着:
宝城券门内石碑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
一是告诉你,往城墙里侧再挖一丈,就可到通入地宫的第二条隧道;二是告诉你,从这里到地宫前面金刚墙还有多远距离。
不小心错过了这块指路牌,所以考古队走了不少弯路。在另外一条探沟上挖了一个月,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这个时候偏偏又是雷雨天气,雷电把陵园明楼里面的两只坐兽给劈倒了,两个看守定陵的人也被雷电劈了。
考古队的民工们都慌了,以为是皇帝显灵,要来收拾他们。
民心不定啊。
看到这些情景,夏鼐就提议说,要不先不要挖定陵了,改挖献陵,献陵规模小。
但是吴晗执意不从。他认为应该坚持下去。
夏鼐在日记中曾经写到:
1956年8月17日(星期五)……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1956年8月19日(星期日),上午与陈滋德、朱欣陶、赵其昌诸同志一起至西郊公园,与吴晗同志商谈明陵发掘事,他们仍主张(除赵君外)继续发掘定陵。
夏鼐最终也拗不过吴晗,只好继续挖土。
一直到9月,他们终于挖到了另外一块刻着字的小石碑——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再往前挖16尺、往深挖3丈5尺,就可以去到金刚墙。
金刚墙后面就是梦寐已久的地宫了。
这块石碑就像是救星,考古队顿时欢腾起来。发奖品!老民工一人奖励一条毛巾,新民工一人一块肥皂。
作为打开定陵大门的钥匙,这块小石碑成为了定陵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现在去定陵博物馆,我们还可以看到它。
考古队决定按照这个指示,再开一条探沟。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他们找到了第二条、也是最后一条隧道“石隧道”。
第三步,找到地宫前面的保护墙——金刚墙。
在石隧道尽头,果然出现了一道高8.8米,厚1.6米的金刚墙,金刚墙是地宫的防护墙。
金刚墙上面还有一个“圭”形门,这个门上面的砖块是干垒起来的,没有用灰浆粘合来,敲开这堵门,就可以进到地宫了。
这一天,是1957年5月19日,距离定陵发掘的第一抔土,正好是一周年。花了一年时间,可算找着门了。
第四步,打开金刚墙。
定陵金刚墙的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赶到现场,现场还专门安排了一个警卫排,中央电视台也跟进拍摄。
墙后就是封闭了300多年的地宫了,考古队的民工一边想赶紧看看地宫到底长啥样,一边也在害怕听到的各种民间传说——
一个神神秘秘地老头来到了工地,神神秘秘地告诉考古队:
地宫里有一条河,要想看到万历皇帝的棺椁,就得坐船过去,而且必须要生辰八字相合的人才能成功,否则就会没命;
还有人说,里面到处都是有毒的暗箭,碰着就完蛋了;
还有人说,墓门后面有很多千斤重的石头,稍有不慎就会把人砸得粉身碎骨。
夏鼐出来安抚人心,说没那么邪乎,里面有没有暗器,谁都不知道,但是最需要注意的是里面的气体。
当时的人为了防止尸体腐烂,有可能放了一些特殊的药剂;就算没有这些药剂,尸体在地宫里面躺了几百年,形成的毒气还是会有的。
就算是这样,民工们也依然半信半疑。打开金刚墙这件事,到底应该谁来做呢?
既然都怕,那就抽签吧,谁抽到了就谁去,最后被一个叫做王启发的民工抽到了。第二天王启发特意找来了两只鸡,当场就杀了鸡来辟邪。
文明与愚昧、科学与迷信并存,新中国第一座皇陵的发掘,就是这样开始的。
当然抽签决定谁去敲墙其实只是玩笑话,这么专业的事情,还是由专家上。
赵其昌爬上了梯子,拿着铁铲,抽出了“圭”形门的第一块砖头。
“小心毒气!”
夏鼐喊了一句。
紧接着“扑”的一声,一股黑色的浓雾就从洞中喷射而出,浓浓的潮湿霉烂味儿。雾气由变白,在场的人赶紧捂住了口鼻。
这是地宫三百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气质的气体,只要放出来,就可以进入地宫了。
雾气渐渐消去,考古队爬上木梯,继续抽动圭形门上的城砖。当抽到15层的时候,已经比一个人都要高了。差不多了,从这个这里跳下去,就可以进入地宫了。
夏鼐就爬上木梯,打开电筒照进去,什么也都看不清;再把石子扔下去,听到清晰的落地声,不用坐船过去。
门终于打开了,地宫就近在眼前。
也许是因为兴奋,赵其昌主动请缨,要下去看看情况。戴上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系好绳索,手里拿着电筒,他从梯子上跳了下去。
也许是被地宫里深沉的黑暗震慑住了,缓了好一会儿,赵其昌才拿手电筒往上照,给考古队的人们报平安。
不过,几十年后,也有另一个叫庞中威的参与者说,第一个进入地宫的是他。波叔那时候不在现场,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对的。
总之没有毒气,没有暗箭,暂时是安全的。考古队的其他成员吊着绳子,一个个爬了下去。
队员们一边往前走,一边打着手电筒四处搜寻。
终于,两扇汉白玉做成的石门出现了。
第五步,用拐打钥匙打开汉白石门。
石门后面,就是找了一年多的地下玄宫了。
然而,不管怎么用力,这扇门都推不开。两扇门中间有一条小缝隙,一看,原来是一个石条死死顶住了门。
这个石条又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石条,叫做“自来石”。在两扇门关闭时,将石条放在门后槽里面,人走之后,石条就会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等到石门完全关闭,石条也会滑向两扇门的中央,把石门顶死。
效果就跟我们现在的反锁差不多。
学历史出身的一个队员刘精义突然想起,之前曾经看过一份文献说,崇祯皇帝宠妃田贵妃的陵墓也也有类似的构造,当时就有人用有人就用拐打钥匙来打开了那扇门。
关键是,上哪里找拐打钥匙?
专家果然是专家。赵其昌马上想到一个办法,他把一根钢筋的一头掰弯,一头弯成了半个口字型,像一个缺了半边的勺子,拐打钥匙就这么做成了。
用拐打钥匙弯的那一边套住石条,把钢琴往前推,这块石条缓缓立了起来。
封闭了300多年的地宫大门,终于被打开,重现人世。
厚厚的尘土、难闻的气味一下子涌过来。还没来得及捂住口鼻,就有人大喊了一句:
不要进去,上面有飞刀!
一看,根本不是什么飞刀,只是锋利的钟乳石而已。
又是虚惊一场。
第六步,找到万历帝的棺椁。
打开了第一扇大门之后,考古队穿过20米长的前殿。前殿很普通,什么都没有。
他们继续用拐打钥匙,把第二道石门打开了。终于,中殿也终于被打开了,三座价值连城的汉白玉宝座出现在眼前。
中间的最大,雕刻着四个龙头,明显是为皇帝准备的;
两边的宝座则比较小,是为皇后准备的;
宝座前面有黄色琉璃五供(一个香炉、两个烛台和两个花瓶);五供前面各有一口青花云龙大瓷缸,大缸里面装着香油、铜瓢、灯芯(当时也叫做“万年灯”)。
宝座在了,但是最重要的棺椁怎么没看见?中殿、左右两个配殿都没找到啊。
难道地宫已经被人盗过?或者说,这个地宫根本就是假的?
考古队的最后一丝希望,就押在还没打开的后殿了。成不成,就看这一回了。
他们继续用拐打钥匙,战战兢兢地打开了后殿的门。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眼睛盯着缓缓打开的后殿。
他们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景象:
后殿中间偏西的地方,三个棺床上并排立着三口朱漆的棺椁。
1957年9月21日,躺了三百多年的万历帝和孝端、孝靖皇后终于“重见天日”。
但是,这个重见天日,到底是喜,还是悲呢?
发掘工作,绝对不能仅仅以发现文物为目的。
作为科学的考古,找到了陵墓只完成了考古工作的一半,后续的文物复原、保存以及挖掘报告的撰写,才是最关键的。
面对这三口巨大的棺椁和26箱、接近3000件因为木质腐朽而四散零乱的随葬品,迅速清理、解开三具尸体之谜才是最重要的。
可惜,时代的洪流、经验技术的不足,注定了这些文物的悲剧下场。
我们都知道,地宫一旦打开,外界的空气、细菌、光线都迅速涌入,这些原本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文物,很有可能会变坏。
按照今天正常的考古程序,考古人物在清理和保存文物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文物的材质、发掘环境等因素,采用控制温度、定时定时喷洒具有杀菌功能水溶液等方法,保证文物在发掘整理期间的平衡状态。
但是当时新中国才刚刚建立,考古的技术都还很原始,工作队只能采用在地宫内喷洒酒精、福尔马林等很简陋的手段进行消毒,根本谈不上恒温、恒湿、避光。
再加上当时的反右运动也开始了,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们都被要求政治学习去了,清理工作不得不搁置了大半年时间。
很多文物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出现了不少问题——
外面进来的冷空气,让织锦品慢慢变硬、变脆、变色;
光彩严厉的刺绣珍品,也在空气的侵蚀当中,发现大面积的黑斑,并且开始整体霉烂;
三口棺椁也岌岌可危。
昏暗的屋子里,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涂上有机玻璃溶液的织锦品,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华丽与姿彩,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鲜红,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夏鼐以为是尘土封盖和灯光昏暗的作用,产生了这奇特的效果。可是,当他把一块织品拿到亮处观看时,眼泪却刷地流了下来。
只有抓紧时间迅速打开万历帝的棺椁了。
半年之后,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夏鼐和赵其昌等专家立马来到现场,拍照、绘图、取器物、贴标签……按照正常规范的考古步骤,开始打开那三具棺材。
郭沫若等人过来视察万历皇帝的尸骨,终于呈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这一刻,他们足足等了两年的时间。
尸骨被拿出棺材之后,就被送进了北京口腔医学院、北京市公安局、中科院等机构进行分析。
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建天日。
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
1958年9月,万历帝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在故宫神武门门楼展出;
他们的棺椁,1959年定陵博物馆开放之日,就被劈开几块,扔到宝墙外的山沟里;
文革开始之后,在“打倒当权派!达到保皇派!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的口号之下,万历帝和两位皇后的尸骨被砸烂、点火焚烧,连一点骨渣都不剩。
文革时期而当初率先提出发掘明十三陵的吴晗,下场非常悲惨:他因为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在文革中被残酷批斗,1969年在狱中自杀,家破人亡。
就连挖掘报告,也是过了30年,才最终在1989年出版。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去到定陵,宏大的地宫深处,看到的只有一座空荡荡的洞穴。
就连后殿上摆着的三口巨大的棺椁,也不是原来的金丝楠木,而是用白灰和水泥的复制品。
正是由于吸取发掘定陵的教训,“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成为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铁律之一。
1997年,国务院首次明确:“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明知道秦始皇陵、武则天陵在哪里,却没有去惊动他们的原因。
现在风已停歇,雪已消融。这段伴随着皇陵面世的往事,成为了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难以磨灭的记忆。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失去的,永不再有;现存的,应该珍视。
对于文物来说,更应如是。
有些东西,就让它深埋在大地之中,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