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40年的发展历程，广州开发区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超5000家。2023年，广州开发区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30亿美元，占广州实际使用外资的44.4%，连续5年位居国家级经开区之首，堪称广州乃至华南地区最受外资欢迎的城区。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所有国家级经开区奉为经典的发展秘诀。在广州开发区起步阶段，要从头开始学习跟外商打交道，招商引资也没有太多先例可循，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走过艰难的探索道路。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开发区怀着希冀迎来了初生，如饥似渴拥抱科技前沿。
“特别强调要先进技术、新技术，一般的大路货不要进开发区！”作为广州开发区最早一批建设者，曾任广州开发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的缪恩禄回忆道：
“但那时我们资金不足、人才缺乏，一下子哪里来那么多的新技术引进开发区呢？”
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当时有过是否要用市场换技术的争论。
“关于技术和市场的争论技术也是外商的‘命根子’，有技术就有市场，要外商把技术给了我们，就意味着让出部分市场，哪有这么容易呢？”缪恩禄说，经过深入探讨，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明确了“引进技术分档次”。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厂房开工典礼
不能不说，这是广州开发区因地制宜的发展智慧，既不过分强求，也不失进取之心。
从第一档发达国家的领先技术，到第二档国内的先进技术，再到第三档有利于传统企业改造的技术，乃至第四档效益良好的项目，广州开发区都敞开怀抱，热烈欢迎。
这种分层次的引进策略，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为后续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实践中，广州开发区巧妙地将“外引内联”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在坚持“三为主一致力”（即以吸引外资为主、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致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针的同时，积极寻求与国内企业的合作，形成了开发区、外商、内联企业三方共赢的局面。
面对招商引资的激烈竞争，开发区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蚂蚁策略”这一策略，即积极创造条件让首批入区的外商投资项目获取成功，尝到甜头，然后回去向他们的同行宣传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引来更多的投资者，堪称那个时代的“以商引商”策略。
开发区历史上第一个签约的“外资”公司是香港唐石毅先生的南海洋行，便是这一策略的成功实践。
南海洋行是一个包括石油生产、加工、销售等在内的综合项目，其投资的第一个外资项目是云海加油站。
加油站建设为开发区企业、工厂、工地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能源的支持，带动了一批企业在附近开发。
此后，落户广州开发区的第一个最大项目——当时全国最大的易拉罐生产企业美特容器厂，就建在了云海加油站的旁边。
1985年4月18日，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成立，投资总额2680万美元，当年9月破土动工兴建，仅用7个月就完成2.2万平方米厂房的建筑施工。1986年5～6月，两条制盖线先后试产，创造了从基建到生产出第一批符合国际标准产品只用不到10个月时间的高速度。
1986年11月底，项目进入全面试产。当年，共生产易拉罐盖1.4亿个、罐体504万个，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当年出口创汇”。
“把土地开发价略低于成本价让利给企业，表面看起来我们是亏了一点，但是最后赚回来了，因为企业在开发区，税收归我们。”
缪恩禄说：“更重要的是，1985年有这样一个较大企业落户在开发区，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盖好厂房，设备安装调试正常，在1986年就投产，这种示范效应是十分重要的。”
同样，在珠江钢厂的项目引进上，广州开发区“舍小利、谋大利”的策略再次获得成功——
该项目是当时冶金系统世界最先进的高技术项目，符合“高、新、精、专、大”的要求，但由于利用外资落实不了、资金不到位、报批审定等原因，项目拖延了七八年之久。
当时广州开发区下定决心要引进这一项目，为此让项目用地空置，曾引起当时不小的非议。
开发区坚定地把这块地保留了下来，宁愿牺牲眼前利益也要等项目条件成熟再引进。
实践证明这个做法是对的。1993年，珠江钢厂引进了我国第一条薄板坯连铸连轧生产线，并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了合同。广州开发区为我国重点冶金项目建设做出了贡献。
在土地开发上，广州开发区同样展现出了前瞻性和务实性。他们借鉴特区的成功经验，坚持“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收益一片”的原则，集中精力搞好港前工业区。这一策略，不仅加快了开发区的建设步伐，更确保了每一片土地都能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
02
荒滩里办“洋务”
从1984年的艰苦创业，到如今成为科技创新的高地，广州开发区走过的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历程。
初创的广州开发区条件简陋，创业者们戏称自己是在一片荒滩里办起了“洋务”。他们凭借着“闯”的精神，铺设道路，建设厂房，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吸引外资。
对于瞄准的国际一流技术或先进产业，广州开发区也能够尊重外商的意愿和利益，不仅展现出了开放包容的心态，还展现出了与外商沟通的非凡智慧和魄力。
其中，宝洁的落户便是经典案例。
1988年7月6日，宝洁落户广州开发区，为当时全国日化行业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据曾任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余柱柏回忆，当时宝洁耗资百万美元考察中国市场，最后才到广州开发区。
“外方希望开发区建设进出口公司不参与投资，仅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从长远利益出发，我们决意参股。”
余柱柏说，为了项目的成功和长远利益，广州开发区还接受了合资公司头5年不分红，也不派员参与企业管理的条件。
外方还提出过更苛刻的保护条款，比如合资各方不可以同他们的竞争对手合作。余柱柏说：“我们作为政府行为的载体，要进行大量的招商引资工作，要引进许多企业，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最终，余柱柏打了个比方：“我正在和你谈恋爱，你说我不能和哪些人来往吗？就算我们结婚了，我出去和人跳舞，喝咖啡，也不行吗？”
这让谈判的外方代表哈哈大笑，打开了局面，形成了合作共赢的局面。
进入广州开发区后，宝洁公司创造了当时全国最高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
其新产品“飘柔二合一”是由两个产品合成的，其中一个产品税率高，一个产品税率低，如何收税成为一个难题。
广州开发区当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两种产品在新产品中的比重分别乘以各自的税率，然后加权平均。企业不用吃亏，国家也没有少收税。
大家都认为合理，就都接受了。这个方案既保证了企业的利益，又维护了国家的税收制度。这种务实、灵活的态度，赢得了外商的赞誉和信任。
开发区初创期从最初引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如纺织、服装、玩具等轻工业，建设部分电子、化工等产业，到引入百事可乐、宝洁、箭牌等外资企业，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03
创新产业布局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单靠廉价的生产要素很难保证以后的持续发展。广州开发区意识到，必须寻找新的动力源，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曾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刘悦伦1993年从英国留学归来，1997年加入广州开发区管委会，曾担任广州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计划与科技局局长，常与一批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博士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产业向何处去？”“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动力是什么？”这些议题。
刘悦伦回忆：“他们建议我，要考虑如何进行动力转换，中国的发展应该依靠自己的科技队伍、人才力量、自主创新，以此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可以发挥海外留学人才的力量，把他们作为未来的发展动力，我认为很有道理，中国早晚有一天要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
正是在刘悦伦等一批留学人员的推动之下，中国（广州）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简称“留交会”）诞生了。
1998年，第一届留交会在广州开发区举办，吸引了众多海外留学人员的关注。虽然第一届留交会没有实现千人大会的梦想，但300人的规模引起了各方重视。
第二届留交会上升到市的层面来办，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等参与主办，规模迅速扩大，吸引了上千名海外留学人员参加。往后几届，留交会的规模逐渐上升到2000人以上，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留学人员交流活动之一。
1998年12月28日，广州开发区牵头筹办首届留交会。
留交会不仅为海外留学人员提供了一个回国创业的平台，更为广州开发区带来了大量的高层次人才和创新项目。这些人才和项目在开发区落地生根，推动了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今天的广州开发区，上市企业已近90家，其中洁特生物的创始人袁建华、迈普生物的创始人袁玉宇等，就是参加留交会后回国创业的。
而为了支持这些留学人员更好地发展，广州科学城作为广州开发区的重要发展平台，规划建设了诸多创新基地和孵化平台，建立起系统化的科创体系。
从最初的8000平方米留学生创业园，到后来全国规模最大的孵化器集群，科学城见证了广州开发区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华丽转身。
如今，广州开发区已经培养出一批优质的科技企业，亿航智能的载人飞行器、文远知行的自动驾驶小巴、凌度智能的玻璃幕墙机器人、析芒医疗的脑机接口等产品纷纷走向海外，开拓国际市场。
从“请进来”到“走出去”，这里的产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外开放推动了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又提高了对外开放的水平。开放和创新的双重变奏，已成为广州开发区发展的一条靓丽主线。
2004年，美国商务部长来广州开发区参观中美合资企业。
04
押上工资过险滩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广州开发区开启了探索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奖罚分明的管理模式——
年初，有关部门领导先押部分工资，年底根据完成各项任务目标的情况，给予相应的奖罚。
记得时任广州开发区经发局局长的谢宝怀等招商经济部门的领导，年初先押上500元，目标分解各有关部门，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勇敢担当地去工作。
优质高效的机关作风也在工作中得以显现。如一个部门管理，减少“政出多门”；一支笔审批，缩短审批流程；一条龙服务，提高服务效率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企业有困难，管委会领导带领有关人员到现场办公，边调查，边协调，当场拍板。
现在的上市企业洁特生物，初创的时候接到了国外一家大企业的电话，对方希望能与洁特生物创始人袁建华会面，商讨合作事宜。
但洁特生物仅有一间80平方米的办公室，觉得接待大企业不合适。袁建华把这个难处告诉了广州开发区相关领导。开发区立刻把办公楼的会议室借给袁建华接待客户，帮助他拿下了大订单。
当年开发区领导干部身体力行为企业解决遇到的问题，都是家常便饭。
在引入安利时，该公司的销售模式为直销，但当时我国开展直销有许多漏洞，国家不允许，工商局也不敢同意。安利的态度则很明确，如果不同意就离开。
时任广州开发区党委会书记、管委会主任雷宇对上级部门说，“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让我们试一试，看会不会出问题，行不通我们再回来。”
后来，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黄瑞源等同志正式邀请了工商局等有关部门，明确了以广州开发区为试点。结果，安利项目上马后非常顺利。
沈奎曾从事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和经济管理工作。一个周末，他接待了台资电脑公司考察建厂相关事宜。当天台商代表非常详细地向沈奎提出了十几个问题。
临别时，台商问：“什么时候能就所提问题给予回复？”
沈奎回答说一个星期。“后来我调动管委会的所有力量，写了100页纸的资料，准时传真发给台商，他们收到传真之后真是被打动了！”后来这个项目顺利落户。
05
创新五个政府角色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广州开发区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出口加工区为主要模式，吸引了大量外资和制造业企业入驻。这一时期，开发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外资企业快速增长。
90年代至21世纪初，开发区开始探索科技工业园的发展路径，致力于打造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园区，逐步培育自己的产业生态，让民营及中小企业也能茁壮成长。
在这一过程中，广州开发区展现出了非凡的创新精神和执行力，不仅优化了园区的硬件设施，更在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层面进行了大胆创新。
2007年，广州开发区开始建设科技企业加速器。当时，国内大多数开发区只有孵化器，而孵化器到加速器之间的“中学”阶段却是一片空白。
广州开发区在调研中发现，企业在初创期往往会陷入创新死亡谷，而度过这个阶段的关键，在于得到持续的支持和孵化。
科技企业加速器旨在为企业提供从初创到成熟的全链条支持。由此，广州开发区成为国内最早一批建设科技企业加速器的区域之一。
“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它同时也是创新主体的一方面，要成为创新型政府。”
曾任广州开发区、萝岗区政策研究室主任沈奎说：“这个创新型政府要扮演5个角色，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创新活动的服务者、创新过程的参与者、创新平台的建设者、创新资源的集聚者，我们归纳为‘五者理论’。”
当时由沈奎牵头，代表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向广东省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系统总结了广州开发区的创新体系，以及它的实践的成效。这份报告还获得了2008年广东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最高荣誉。
“科技进步特等奖一般是授予自然科学领域，省委、省政府将当年唯一的特等奖授予广州开发区，就是看到这种政策体系是有推广价值的。”沈奎说。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广州开发区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区域经济的核心战略，进一步发挥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如今，历经40年的着力打造，广州开发区在产业上形成了以绿色能源、汽车、新型显示、新材料、美妆大健康等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生物技术、集成电路等3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