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统治行业的巨头们正在老去，它们活在昔日成功的模式里，抓不住今天的机会。未来，一家企业越做越大，还是江河日下，并不取决于它的规模和历史，而取决于它的速度和激情。
文/迟玉德 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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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有“鞋王”之称的邓耀走到了人生巅峰，这一年，他以40亿美元的身家跻身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第9名，在榜单前十清一色涉足地产的企业家里，邓耀是唯一一个做制造业的。
彼时，他所创立的鞋业巨头——百丽，正以每年新增1500家店的速度疯狂扩张，市值一度高达1500亿港元，是全球第二大鞋类上市公司。
但仅仅六年后，剧情彻底反转：百丽的市值只剩下巅峰时期的1/3，更于7月27日以530亿港元的价格退市，而邓耀及其CEO盛百椒也套现百亿离场。
邓耀是香港人，但由他创建的百丽却是一家内地企业，而且是内地最大的服装企业。
2016年，百丽的年营收达到417亿元人民币，远远高于国内同行，同期，“男装一哥”海澜之家的年营收仅为170亿元，鞋业名企达芙妮则不足60亿元。
可以说，在大中华地区，邓耀不仅是“鞋王”，还是整个服装行业的老大。
邓耀今年83岁，做了一辈子鞋，他的人生传奇几乎是中国服装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与大部分香港巨富不同，邓耀的人生极为神秘，他没有几张照片流传于世，其早期经历更是只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在这些记载中，邓耀出生于一个香港普通人家，上世纪50年代进入皮鞋厂做学徒，十年后便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小鞋厂。
那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期，香港及东南亚对服装有着旺盛的需求，邓耀的鞋厂便顺势而起，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70年代初，邓耀还开设了自己的鞋店。
不过，香港制造业的成本也在这个时候大幅上升，如何消减成本成了邓耀最头疼的问题。
可以把生产转移到内地，邓耀想。
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很荒唐，因为“文革”还没有结束。
不知受哪位高人指点，邓耀坚信“文革”不会长久，内地将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轨。1974年～1976年，在内地相关方的邀请下，邓耀花两年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把最新的鞋业资讯带给内地同行，编织起一张庞大的人脉网，为日后创建百丽奠定了基础。
1978年，在内地推行改革开放之际，邓耀创立了自己的鞋业品牌——Belle（百丽），这个词来自法语，意思是“美人”，邓耀打出“百变女人，百变百丽”的广告语，走上了自建品牌之路。
整个80年代，邓耀在陆港之间不断穿梭，把香港设计拿到内地鞋厂代工，然后把成品拿回香港销售，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但该模式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产销周期过长，一般为一年，很难适应香港市场多变的需求。为了破局，邓耀于1991年在深圳成立百丽鞋业，开始自产自销，把产销周期缩短到3个月。
产销的提速巩固了百丽在香港市场的地位，但邓耀清楚，香港毕竟是弹丸之地，市场有限，真正的大市场在内地。
认准这一点后，他在1992年行动起来，重点是争取内销权。当时，国家引进外资企业是希望发展外贸，外资企业可以做一些内销，但必须事先申请，内销份额在整体销售额中的占比通常不高，最多也就是10%～15%，而邓耀凭借在内地的深厚人脉，拿到了30%的内销权。
看到商机的不光是港商，内地商人也进入市场，90年代初，安踏、李宁、达芙妮等鞋类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邓耀不怕竞争，他相信，凭借多年的行业经验和先发优势，自己可以在内地市场领袖群伦。
开拓内地市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渠道。
一开始，邓耀采行当时传统的经销商制度，把出货摆在第一位，不太在意对经销商的控制。但这种模式很快带来了麻烦，各家经销商自行其是，没有代理权的经销商则通过有代理权的内地或香港经销商拿货，假货也跟着泛滥起来，有些卖假货的甚至跑到真货店的门口抢生意。
种种乱象让邓耀意识到规范渠道的重要性。于是，他一边跟捣乱的经销商谈判，买下其手中的货，然后言明利害，一边开设嫡出品牌专卖店。一软一硬之间，经销商开始规矩起来，内地的销售额也出现大幅增长。到了1998年，邓耀甚至暂停了百丽在香港的销售，全力发展内地市场。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部法规的出台却给邓耀浇了一盆凉水。
1999年，国家颁行《外商投资商业企业试点办法》，规定外资企业要想在华开设零售业务，之前三年的平均销售额必须超过20亿美元，而以“外资企业”身份出现的百丽达不到这一标准。
如何既符合新的规定，又能拓展零售网络呢？
邓耀的办法是“曲线开店”。
他在内地挑选了16家规模大、守规矩的经销商，与之签订独家分销协议，给对方批发价，并保证不发展新的分销商。这个办法极大调动了分销商的积极性，仅两年时间，百丽就通过那16家分销商开设了600多家零售店，一举夺得全国女鞋销量和销售额双料冠军。
成绩面前，邓耀既感到欣慰，又感到不安，他意识到，百丽的命运掌握在16家分销商的手里。为改变这种局面，他在2002年启动了分销商整合计划，引导16家分销商合资创立百丽投资公司，而他掌控着合资公司的主导权。
有了主导权，邓耀终于可以稍感安心，而两年后颁行的一部新法规，则让他感到格外踏实。
2004年，《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内地零售业向外资完全开放，这意味着邓耀可以跳过16家分销商，直接在内地开店。
新法规颁布后不久，邓耀自己的零售实体——百丽国际，就横空出世。
百丽国际的目标是取代之前成立的百丽投资，为了让16家分销商股东和平退出，邓耀带领百丽国际收购了百丽投资的大部分股份，个别分销商还成了新公司的股东。
这是一笔关键的交易，需要高超的并购手段以及资本的支持，因此邓耀引入了鼎晖投资和摩根士丹利的投资。
并购完成后，百丽开始在内地迅猛开店，15个月就开了1400多家店。后来，这种高速开店的作风一直延续了下来，
到今年2月份，百丽在内地的鞋类门店总数超过1.3万家。
邓耀喜欢在百货商场开店，他几乎是以“垄断者”的姿态，进驻各大百货商场。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只要有百货商场的地方，就有百丽的身影。在百丽开店最为疯狂的2011年，许多商场1/4、1/3、甚至一半的鞋类区域都被百丽占领，有人甚至把百丽比喻为“鞋界的国美”。
实际上，百丽比国美还要强势，因为它还掌控着生产端。
多年来，邓耀带领百丽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生产体系，其开发周期一般为2个月，生产周期为15天，样品出来后先做一半的量，然后根据销售情况改进产品，或者补货，补货周期大概为7～10天。这是一个远超国内同行的速度，同行一般需要6～9个月才能完成上述过程。
高效的生产让百丽可以快速推出新产品，这对于女鞋销售非常重要。
除了自有品牌，百丽还代理和收购了一些其他品牌，甚至包括一些男鞋和服装品牌，比如代理耐克、阿迪达斯，收购森达，形成了覆盖不同年龄层、不同价位的全系列产品线。
2010年以前，中国鞋业市场主要有两个出货渠道，一是街边店，二是百货商场，其中后者是中高档鞋的主要出货渠道，一位女性消费者，要买稍微好一点的鞋，几乎避不开百丽。
就这样，百丽凭借渠道和生产优势成了“女鞋之王”，公司更于2007年在香港上市，上市当日市值高达670亿元，之后股价一路飙涨，最高时冲到1500亿港元，邓耀也因此成为香港第九大富豪。
令邓耀没有想到的是，致命的挑战在这个巅峰时刻突然袭来，并愈发猛烈。
成为香港第九大富豪那一年，邓耀也遭遇了一件糟心事，当年4月他中风入院，只好把公司全权委托给CEO盛百椒。
盛百椒是上海人，比邓耀小18岁，从1991年深圳鞋厂成立加入百丽，一直辅佐邓耀打天下。盛百椒思维活跃，不苟言笑，崇尚华为式的加班文化，很受邓耀赏识和重用，他在加盟伊始就是总经理。
盛百椒的经营才能非常出色，即便是在业绩持续下滑的2016年，他领导下的百丽也实现了24亿元净利润，而同期另一女鞋名企达芙妮巨亏近8亿元。
可以说，百丽的内地业绩是盛百椒和邓耀共同创造的，而盛百椒也凭借这份业绩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在上市前拥有集团8.4%的股权。2006年，他还与邓耀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实现了对百丽过半数的绝对控制。
接掌百丽后，盛百椒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来自电商。彼时，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天猫和京东开始向中高端市场挺进，涉足鞋类市场，而比天猫和京东更具威胁的是垂直电商，乐淘和好乐买都瞄准鞋类市场，一个以“我的鞋柜”自居，一个宣称“只做名品正牌”，都搞得风生水起。
实际上，百丽在电商方面也不落后，早在2008年，邓耀和盛百椒就决定做电商，成立了自营电商平台——淘秀网。但他们对于这个平台并不重视，没有大规模投入，更没有打广告，淘秀网2010年的销售额只有1000万元，而乐淘同期的销售额是1个亿。
1个亿在盛百椒看来不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但乐淘的迅猛势头却让他开始重视电商渠道。
2011年，在全权接掌决策权后不久，盛百椒决定成立新的电商平台——优购网，把淘秀网并入优购网，以全新的品牌拓展线上销售。
一开始，盛百椒对优购网给予了战略级重视，他投资20亿元成立了一家独立的电商公司，另聘请前京东商城副总裁徐雷和凡客诚品副总裁张小军，分别担任新公司的CMO和COO，此外，他还切断了向其他电商平台的供货，以推升平台业绩。
强势的政策让外界对优购网产生了信心，认为它将成为电商行业的又一匹黑马。优购网的确取得了一些成绩，其2013年的销售额达到11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鞋类电商平台，但其后平台就陷入了衰退，之前高调加盟的两位“外来和尚”，又高调地离开了。
优购网没有做起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
一是，它与百丽线下的门店构成竞争关系，而线下门店是集团业绩的主要贡献者，所以，为了顾全大局，决策层很自然地把线上平台变成了处理门店卖不掉产品的次等渠道，业内人士都讥笑优购网是“尾货平台”。
二是，垂直电商整体出了问题。2014年，“我的鞋柜”乐淘走到了被收购的境地，化妆品平台聚美优品则在上市后迅速陷入暴跌模式，其市值已从最高时的56.5亿美元，跌倒如今的3.4亿美元，市值蒸发九成以上。乐淘网创始人毕胜甚至公开宣称：“垂直电商是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