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宇方：​德国制造业困境，聚焦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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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占到德国经济产值约五分之一的制造业逐渐显出颓势。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德国制造业产出萎缩3%，其中机械设备和汽车工业产出降幅明显。从反映制造业发展趋势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可以明显看出德国制造业的疲软。2022年下半年起，德国制造业PMI就始终徘徊在荣枯线以下，且回升乏力，2024年12月这一数值仅42.5。从分项数据看，产出、新订单数量均加速下降，制造商压缩产能已经传导至劳动力市场，引发裁员。

长期被视为全球经济界优等生的德国制造业究竟遇到了怎样的麻烦？这个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观察：一是德国本身作为为企业提供营商环境的经济区位是否存在问题，二是德国制造业企业（包括在德国以外地区投资经营的德国企业）的生存状况，这能够反映出德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在有关经济区位的讨论中，国际直接投资通常被视为一个重要指标。在过去十年中，除2020年外，德国的净直接投资额（即德国吸引的外国投资和德国对外投资的差额）长期为负值，且近年来资本外流呈显著增加的趋势。2013年至2019年，德国的年均净投资额约为负480亿欧元，2021年至2023年陡降为年均负1070亿欧元。这说明德国作为经济区位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幅下降。

外资对德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了对德国企业的收购。这类收购行为显示出德企对外资具有吸引力的同时，也可能说明企业的前任所有者对公司前景的评估比买家更为悲观。近期德国菲斯曼公司出售其工业冷链和商用暖通空调业务，就被视为能够证明上述观点的案例。

如果将过去两年中因地缘形势动荡出现的通胀高企和能源危机视为一过性的短期冲击，那么以下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带给德国这个经济区位的挑战更为严重。

一是能源供应脆弱。当前，德国的天然气供应稳定性有所恢复，但仍依赖进口；能源转型旨在退出核能并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仍难满足需求。因此德国的能源安全存在脆弱性，能源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对制造业尤其是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

二是人口结构失衡。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已逐步达到退休年龄，德国面临人口急剧老龄化和劳动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的问题。在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技术人才不足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还限制了技术创新。

三是基础设施瓶颈。德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交通设施严重老化，影响经济效率；数字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制约了经济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

四是官僚主义严重。德国的法规严密、行政流程复杂，企业合规成本高企；政策制定时倾向于稳健保守，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时缺少灵活性和应变力。

五是融资渠道单一。德国的金融体系较为保守，企业融资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在创新和高技术领域，风险资本和创业投资相对较少，这使得许多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无法突破创新和发展瓶颈。

上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根植于德国本身的经济制度、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德国战后始终奉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追求社会公平性与市场经济的协调。该模式尤其强调维护充分竞争以避免垄断，支持制造业发展以避免金融投机，严控公共债务规模以维护代际公平。因此，德国长期存在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基础设施、研发和教育领域的投资不足限制了德国的发展潜力。在经济结构上，德国呈现出制造业占比高、中小企业众多的特点。尽管德国的许多中小企业在某些细分领域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但它们的研发投入整体上相对较低。近年来，德国在研发上的进步速度远不及中美两国。因此，德国虽然曾高举工业4.0大旗，争当绿色经济领头羊，但传统工业的转型速度难以契合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目标。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在市场逐步饱和、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德国逐步形成了高度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价值链，即以进口金属、基础化学品和其他中间品为起点，以面向全球客户的高附加值资本货物（如机械、电气设备和车辆）为终点。这种纵向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德国得以扬长避短，获得竞争优势。两头在外的增长模式也使德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高度依赖国际供应商、国际市场和高效可靠的物流服务，任何国际贸易摩擦或供应链干扰都会显著影响德国经济。

为了提升德国作为经济区位的竞争力，德国政府2023年8月推出了纲领性的《德国经济区位十点计划》，包括制定《增长机遇法》和《未来融资法》，出台《国家数据战略》，设立气候与转型基金，以激励投资和创新，支持经济转型；实施《专业人才移民法》，促进劳动力的引进；立法减少官僚主义；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份计划看起来很全面，但方方面面都只是点到为止，完全无法撼动上述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欧盟成员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制定权在很大程度上已让渡至欧盟层面，近年来，随着德法两大引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衰落，欧盟的政治话语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当前欧盟领导层又持较为明显的保护主义立场。对高度依赖国际价值链的德国来说，一系列的“去风险”措施只会让德国这个经济区位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困境。

既然德国这个经济区位存在的问题积重难返，那么许多德国企业便选择“走出去”，以努力地谋生存、谋发展，这也是德国近年来直接投资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虽然德国政府2023年12月以控制风险和减轻财政压力为由，不再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中小企业出海投资提供担保，但这并没能限制住德企“走出去”的步伐。德国工商总会2024年末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特别是能源密集型的大型工业企业计划减少生产或将生产迁往海外。2024年37%的工业企业表示计划外迁或减产，两年前这个比例仅为21%。在能源密集型企业中，这一比例高达45%，在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工业企业中，这一比例则为5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成为不少德企愿意前往发展的目的地。2024年12月，中国德国商会发布了2024/25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揭示了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复杂挑战和机遇。这份报告题为“本地化3.0：应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价格压力”，受访的500多家德企几乎全部属于制造业，其中三分之二是员工人数少于250人的中小企业。

中国德国商会曾提出的“本地化1.0”是指德企克服中国的市场准入限制，“本地化2.0”是指德企适应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规，推动自给自足和自主创新，如今提出“本地化3.0”，意味着在华德企的生存环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

调查显示，在华德企虽然对经营状况的预期不高，但每年对华投资额始终稳定在200亿欧元左右的规模。92%的德企计划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只有0.4%的企业有计划离开中国。51%的德企计划在未来两年增加投资，其中多数表示保持竞争力是增加投资的主要动机。在中国市场，德企的创新优势正在消退。44%的德企认为，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作为创新市场的吸引力在增强。55%的德企表示，在其所在行业内，中国企业已是或将在五年内成为创新领导者。

为保持竞争力，40%的受访德企选择更加独立于总部运营。在德企看来，“本地化3.0”意味着，首先“在中国为中国”，采用像中国企业一样的运营思路；其次“在中国为全球”，中国企业在全球崛起被德企视为最重要的商业机遇，德企有志于携手中国企业共同服务全球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