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政治文化史的文章，围绕1945年杨森出任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兼任贵阳市市长之后，一系列轰轰烈烈城市“革新”运动，展开论述。强人政治在城市史中的作用、利弊，通过这一个案，可以得到相对客观、充分的呈现。虽然杨森在贵州的主政只有短短几年，但对理解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极有代表性。
文 ｜ 孟浩
（《读书》2025年1期新刊）
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一日的贵阳远郊机场站满了欢迎人群，午后，一位军人派头的男子精神抖擞地走下了飞机舷梯，此人正是新任贵州省主席杨森。事实上，贵州人对杨森的大名早有耳闻，因为他川军领袖、抗日英雄、袍哥大爷的传奇经历，以及妻妾成群的逸闻早已传遍西南。接掌黔政九个月后，杨森又兼任了贵阳市长一职，一场城市“革新”运动在其亲自部署下轰轰烈烈地铺开。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路径有别于西方，政治（或行政）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地方权力结构中某些引人注目的“政治强人”（Political Strongman），他们对城市变革产生的影响却很少被专门讨论，其身份通常被“官方”“当局”“官僚”等笼统概念所统摄。杨森主黔为我们审视地方政治强人主导下的城市建设与社会规训提供了生动个案，个人强权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他与“新贵阳”的羁绊中逐渐清晰。
杨森戎装照
一九四四年底，“黔南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意识到，主政贵州者若不谙军事，四川抗战基地之安全亦岌岌可危。因此，撤换文官出身的黔省主席吴鼎昌势在必行，而与国民党高层过从甚密，并在抗战中多次出川作战的杨森成为合适人选。一九四五年一月，杨森作为新任贵州省主席正式走马上任了。与其一同空降黔省的，还有一众“川帮”人马，他们牢牢地控制了各县、行政督察区及军警系统。就杨森个人而言，省主席一职并不足以充分且精准地展示他的抱负。因此，当一九四五年十月何辑五辞任贵阳市长之后，杨森顺势兼任了这一职务，直至三年后调离贵州。从杨森过往经历来看，他本就对市政事务充满热情，而作为黔省政坛的“闯入者”，彼时的杨森正需要一个机会来彰显自己治理地方的才华与天赋。杨森主黔不仅造就了川人集权的局面，还带来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风格。在大众面前，杨森并不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他从不端架子，即便寻常百姓也可以到公馆找他“摆龙门阵”。但在平易近民、励精图治的形象背后，杨森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作风却让同僚和下属耿耿于怀。“干部们对他除了恭而敬之绝对服从以外，都不敢或不能直接向他提出辩论性的意见”（时评），文官系统的协商机制几乎被军人出身的杨森阉割殆尽。与此同时，杨森在处理政务方面更可谓快人快事，充满“魄力”。规则和法度在其眼中只是参考，而非原则，“科目细节，不屑顾及也”（时人采访）。可见，转任行政长官后的杨森仍秉持着军队中那套使命必达、速战速决的准则。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川军将领，杨森即便卸下戎装，政治强人的性格也注定其不可能成为一个温良恭俭的官僚。杨森专横跋扈、桀骜不驯，却刻意亲民的做派被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诠释为一种“平民化的独裁主义”，而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卡里斯玛”（Charisma）型人格或许能够进一步理解杨森的言行。卡里斯玛型人格与领袖超凡的个人魅力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其衍生权威既无法剥夺也无法模仿，只能由个人行使；并且往往致力于改变甚至摧毁现有组织和制度，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性”。无论统领全国抑或制霸一方，卡里斯玛型人格都是成为政治强人的性格基础，而杨森与生俱来的不羁天性、崇尚忠义和武力的袍哥经历以及南征北讨的军旅生涯，皆有助于他养成这一不寻常的人格特质。
民国以降，城市建设逐渐被公认为一项职业专长，象征着治理能力和现代化尺度等统治合法性要素。在此背景下，城市成为地方政治强人们竞演的舞台，他们乐此不疲地以各类新式“基建”来标榜自己的进步理念，杨森治下的贵阳亦不例外。贵阳市立体育场是杨森主黔后推动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作为一名资深体育爱好者，初到贵阳的杨森萌生了将狭小的合群体育场扩建为贵阳市立体育场的设想。工程最初预算为法币两亿元，实则达到三亿元之巨。为此，杨森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他不惜从“防空基金”等专款下挪用资金，对贩卖烟土的富商征收高额罚款，并以“乐捐”之名，向社会各界强行摊派。一九四五年二月，扩建工程正式动工，短短五个月就基本完竣。扩建后的市立体育场规模之大、设施之齐备，可谓“独步西南”，为杨森赚足了面子。此后，贵阳重大集会几乎都在市立体育场举行，整齐的队列和宽阔的场馆相得益彰，呈现出一种有序而壮观的视觉美感。市立体育场不仅是一个体育空间，更是一个“意义”场域（field），杨森在其中炫耀着傲人的执行力、创造力和个人魅力，他“鼓捣干”的行事风格也因这一“模范工程”而声名远播。从市立体育场向北眺望，可见城外关刀岩石壁上赫然刻着“敬之植物园”五个大字，这是杨森的另一“杰作”。一九四六年，杨森谨遵蒋介石发展林业之指示，决定在城北八鸽岩一带建设一座植物园作为造林示范。其构想一如既往的宏大，计划辟地两万亩，将园林和市立体育场、市北小学连为一体，形成一个文教林业综合区，“合树人、树木为一炉”，并以黔籍大员何应钦之字——“敬之”命名（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396页）。植物园于一九四七年春天动工，杨森动员全市机关、学校、社团和军队参与义务劳动，以弥补经费和人力之不足。历时经年，仅开辟出荒地五百亩，种有各类植物、蔬菜，以及树种。尽管园林不尽如人意，但杨森在后山精心设计的巨型摩崖石刻足够耀眼，即便在城南的甲秀楼也清晰可见。作为一处形象工程，敬之植物园标识（Mark）的打造无疑非常成功。
学生在开阔的贵阳市立体育场列队，不远处的关刀岩上隐约可见“敬之植物园”五个大字（冯克力主编：《老照片（珍藏版）》第56辑-60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如果说体育场和植物园项目属于局部建设，那么街市改造则是针对整个城市的美化。杨森是一位“马路专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执掌川政时期，就曾对成都街市进行过大刀阔斧的整修。一九四六年，他决定重操旧业，对贵阳粗糙的三合土街道也进行一次彻底的“硬化”改造，以迎接黔桂铁路的贯通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庆典。优先动工的中华路纵贯城市，是贵阳最繁华的街道，杨森计划用石材将其改造成一条“高级马路”。当年七月，市政府先在中华路北端试铺五十米，结果仅铺成十米就耗尽了所有经费。杨森转而从长度较短的省府路着手，工程量虽大大压缩，但经费依旧支绌。杨森再出奇招，向被羁押的贪官污吏榨取高额赎金，并强迫银行和沿街居民“乐捐”，最终勉强凑齐工款一亿元。一九四七年五月，省府路改造完工，凹凸不平的三合土路面升级成了干净、平整的石板路。正如规划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所言：“街道是城市意象中的主导元素，人们正是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去观察城市。”杨森亦明了道路建设对于塑造自身卓越城市管理者形象的意义，其创造政绩的特长与执着，在这条长度不过五百米的“高级马路”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改造后的省府路“高级”路面（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贵州建设写真》，1947年，第27页）
杨森不仅青睐改造城市的物理空间，也致力于为普通市民注入精神与活力。他认为大众的精神面貌与身体素质须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训练加以改善和提升，而政府有责任主导这一行动。此理念与“新生活运动”不谋而合，但杨森对大众生活的干预早在川省“防区时代”就已付诸实践。而全面执掌黔政以后，杨森获得了比以往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一九四五年三月，杨森发布了一则让社会各界为之哗然的命令：他要求贵阳全体市民在两个星期内统一更换短衣，如果在限期结束后还有人穿着传统长袍，政府将组织“剪衣队”沿街裁剪。杨森认为身穿短衣活动起来更方便，有助于人们专心工作和投身体育锻炼，穿着长袍者多是不健康或不劳动的老年人，而精神抖擞、身强力壮的劳动阶层都爱穿短衣。激进的短衣运动不出意外地遭到了知识精英的口诛笔伐，贵州大学教授谢六逸撰文抨击道：人的精神是否萎靡、体格是否健全与穿着何种服装无关，且国民政府曾明文规定蓝袍黑褂为正式服饰。事实上，中国男性的传统长衫因有女性化（Male Femininity）之嫌，一直饱受民国知识精英的诟病，但杨森革命式的短衣运动让即便赞同服饰改良的新派人士也难以接受。谢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声援文章陆续见报，短衣运动被迫搁置。杨森对贵阳市民的规训是全方位的，除了外在的服饰，更进一步深入他们的作息。一九四五年五月，杨森在题为“发扬朝气，努力工作”的演讲中影射了贵阳市民的懒散，紧接着预告了一项重磅政策——全体市民往后须于早晨七点前起床，并打开房门，否则将有警察上门催促。当年十月，“早起运动”正式实施，警察敲门勒令市民起床的闹剧每天清晨都在贵阳上演。有刊物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黔垣街头的诙谐景象：杨森为了督促人们早起，亲率警察巡街。若民户大门紧闭，即令警察撞开大门，将居民从床上拽起罚站；若商户门店未开，则让警察将其门板卸下，拖回警局。作者所言或有夸张之嫌，但早起运动之荒诞确非虚构，一个朝气蓬勃的“新贵阳”似乎正在杨森的催促中醒来。
黔省地方出版物对“早起运动”的宣传（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贵州建设写真》，1947年，第30页）
与早起相配合的，是一套精心设计的体育训练。杨森对体育的痴迷与推崇众所周知，就在早起运动实施不久后，他开始要求公教人员和保甲长学习一套融合了国术和西洋体育的新式体操——“复兴操”。这套体操最迟于抗战后期就已在国统区少数城乡推广，但在公开场合，杨森却大谈特谈贵阳市普及复兴操的“破天荒”意义，自我标榜首创之功。不过，他接下来的一番举措着实让贵阳的晨操运动闻名全国。一九四六年一月，复兴操逐步向普通市民推广，清晨的贵阳宛如一个偌大的训练场：警员、保甲长负责催促沿街民众列队；上午六点五十分，电台准点播曲，开始做操，至七点二十分结束。其间店铺一律停止营业，车马全部靠边停放。作为一个老练的“策划人”，杨森还设法制造能让复兴操连同自己名满天下的机遇。一九四六年四月，蒋介石视察贵阳期间，杨森组织了三万市民沿街表演复兴操，阵容宛若长蛇、十分壮观，蒋颇为赞许。同年，他又邀请美国人安勒德拍摄复兴操，希望将其搬上美国的大银幕，并且亲自携家属出镜示范。恰如文化史家乔治·维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所言，团体操具备独特的仪式功能，可以在检阅和队列进行中表现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乔治·维加雷洛著：《从古老的游戏到体育表演：一个神话的诞生》，乔咪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102页）；复兴操就像是杨森指导的一场政治表演，他通过对仪式的驾驭，昭示了一个地方政治强人的权能与抱负。
贵阳市民齐做复兴操的景象（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贵州建设写真》，1947年，第29页）
一九四八年一月，在杨森主黔三周年纪念前夕，官报发表了题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社论。文章卖力吹捧杨森的治黔政绩，民智之启迪、经济之开发、建设之进步、政风之丕变跃然纸上。杨森本人的讲话却相对稳健，他用“安定中求进步”来概括对未来的展望。彼时的杨森十分清楚，无论如何粉饰，“党国”和他自己的统治都已然出现了危机。在省会的建设上，尽管市立体育场、敬之植物园的落成给杨森装潢了门面，但无休止的市街改造却惹得民怨沸腾。一九四七年五月，他信心满满地重启了对中华路的改造，但很快就因通货膨胀导致的经费短缺陷入停滞。杨森为恢复施工，几乎穷尽了动员能力。他命令省内卅一县各征召石匠若干，由各县建设科长亲自带队支援省城，并命令保安队和普通市民参与义务筑路。就这样，中华路改建成了举全省之力担负的工程。抨击杨森劳民伤财的言论甚嚣尘上，工地则像是一个聒噪的舆论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夹杂着受压榨路工、店家、车夫的咒骂声（孙家骐口述：《贵阳“高级马路”铺设琐记》，贵阳市政协编：《跨越：贵阳交通发展历程》，贵州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134页）。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继续席卷全国，已筹经费远不敷使用。至一九四八年初，中华路改建工程彻底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干预，毫不意外地将杨森推向普罗大众的对立面。一九四六年四月，短衣运动沉寂一年后重新启动。尽管成立“剪衣队”等激进措施被取缔，但短衣运动还是令精英群体极为愤慨。生活在贵阳郊区，习惯着长衫的大学教授们不敢进城；一些德高望重的耆绅，则采取在正式场合统一穿着蓝袍黑褂的行动向杨森示威。晨操兴起之后，早起运动逐渐淡出，但复兴操运动的维系亦困难重重。富裕阶层或有声望之人对抛头露面的肢体表演感到反感，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的方式形形色色：或拒不出操，或让儿童代为出操，或雇人顶替出操（《革除颓废习惯市民均须参加》，《贵州日报》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二日，第三版）。晨操终究流于形式，民众满腹怨念。这些名为改良实为扰民的运动，最终掏空了杨森本就脆弱的民意基础。
参议员穿着长袍马褂出席会议，以抵制“短衣运动”，并被画成漫画（《吴淞江》1946年第2期）
最终，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在“倒杨”斗争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杨森主黔本就让本省政客颇为不满，他大量安插旧部和亲信的做法，以及专横跋扈的做派更彻底激怒了本土势力。而杨氏的“新政”风波则成为本土势力诟其“人地不宜”的力证。一九四八年初，在地方势力大呼“亡黔”的声音中，贵州省参议会以杨森排斥异己、任用亲信、大肆搜刮、贪污成风等廿八条治黔劣迹，向国民政府提出控告。南京当局最终迫于舆情，命令谷正伦接替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杨则调任重庆市长。杨森离任标志着一个地方强权时代的终结。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杨森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市立体育场发表了临别赠言，他的讲话一如既往的热忱与激昂，但背后的不甘与愤懑唯有其自知。杨森离黔不满一月，贵阳各区市民代表与市参议员便纷纷“变节”，请求新一届市政府废除晨操，以免耗费人力和时间。与此同时，短衣运动也不了了之，男人们恢复了穿衣自由。相较于离谱的政令，杨森遗留的浩大工程让接任者更为苦恼。迟迟未能完工的中华路改造不仅极大破坏了贵阳市容，而且严重影响城市交通，社会各界怨声载道。直至解放军入城，中华路仍处于烂尾状态，贵阳的“都市”之梦就像这条主干道一样被挖得稀烂。
《贵州人控诉杨森》（《改造评论》1948年第2卷第5期）
可见，个人强权助推的“革新”或许能短期奏效，但难以长久维系。一方面，当变革的压力超越了社会承载能力，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反噬；另一方面，强人一旦离场，其非常之举也将因缺乏制度根基而停摆，恰如离任后的杨森最终留下了一个烂尾的“新贵阳”。与以经济学意义为主的西方城市不同，政治始终是理解中国城市变迁的关键要素，而地方政治强人则是这一要素中更为细致和特殊的分类。从杨森身上可以看到这类铁腕人物的某些特征：他们普遍强势专横，崇尚独裁，或具有卡里斯玛型人格；在地方享有绝对权威，甚至呈现出“苏丹化”（Sultanism）倾向；追求一种极端的政绩，并且致力于将政绩“可视化”。制衡机制的匮乏、市民社会的疲弱为地方政治强人的养成提供了土壤，如若土壤依旧肥沃，那么他们与城市的纠葛也将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