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眼中的《清明上河图》，曾经只是再现北宋盛况的传世名画，然而伴随着《清明上河图密码》的热播，画卷中的840多个人物瞬间成为惊天大案的参与者、见证者，而在重重谜团之后，开封府、大理寺甚至皇城司纷纷下场，侦查取证、抢夺证人、查阅卷宗、反复推理……
看到这儿，大家难免会产生疑惑，开封府、大理寺、皇城司？宋代的机构这么乱，遇到案件该怎么破？它们分别有什么权限，司法程序又是什么呢？
司法审判若想不乱，分工合作、程序明确就显得异常关键。北宋立朝之初就明确了不同区域、不同案件级别的授权问题。
北宋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级，州县掌握笞刑与杖刑，重在教化百姓，点到为止，州县之上的机构负责汇总卷宗，徒刑、流放、死刑则需进一步向中央上报；中央的刑部不掌实权，只是梳理卷宗；单独设立的审刑院负责对重大案件进行审核；大理寺则对于存有疑虑的案件进行再次审核；如果仍然拿不准则要御史台出面监管。此外，倘若案件争议大，朝廷内外有太多不同的意见，皇帝则要组织专门的审核团队进行重点审核（如杂议、制勘院、推勘院）。顺便一提，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所处的北宋末期，经历了官制改革，上述流程有少许改变。总的来说就是刑部重掌审核大权，审刑院被裁撤，其他则基本如旧。
细心的朋友不禁会问，开封府可不同于一般的州府，毕竟开封是都城，那么开封府的断案会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开封府其实是扩大版的州府，徒、流、死三刑也需向中央上报，不同之处是它的官员设置更为复杂全面，审案与断案的流程更为清晰（下文将进一步探讨），同时坐镇京畿之地，它承受更多的王朝压力，大案、急案频出，法理之外的官员升迁、京城安全、皇室颜面等因素掺杂较多，想得出公正稳妥的判决实属不易。有人会说，我们印象中宋代的开封府里有铁面无私的包大人，和让奸人闻风丧胆的龙头铡、虎头铡和狗头铡，这不是拥有死刑权吗？其实这是文学演绎，包大人的黑面黑袍、额头处的月牙印记、府衙内的三口铡刀、身旁的一众高手，都是百姓有冤不得申，呼唤青天大老爷的时代产物，并非真正的历史。
至于《清明上河图密码》中提到的皇城司，它实际上是为皇家服务的特务机构，有点明朝锦衣卫的味道，平日负责巡查京城、严守宫城门禁、刺探情报等，如果遇到皇帝秘密吩咐的人和事，则不受其他机构干预，因而重大案件会有皇城司的身影，但是它不属于常规的司法机构。
很多学者把宋代司法视为古代司法之光，因为它明确规定“鞫谳（jū yàn）分司”，也就是审案子与判罪刑要分开，机构、人员不能重叠，前者负责就本案范围内收集人证、物证，形成口供、卷宗，其他不能逾越一步；后者则根据已提供的证据，展开进一步的法理论证，直至给出判决。
为了满足这一原则，州府、大理寺等机构进行了人员的明确区分：一般的州要设置初步审查机构，如州院，由司录参军负责，管理民事案件；又如司理院，由司理参军负责，管理刑事案件，都审理完毕后由司法参军核对法律条文，给出司法解释，再由判官、推官写出判决意见，最后交由知州、通判判决。
开封府作为京城州府，其机构设置较为完善，严格遵循“鞫谳分司”原则。具体包括使院、府院、左右厅、左右军巡院等机构。主要官员有“权知开封府、推官、判官、司录参军、六曹参军、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勾当左右厢公事”等。大理寺的主要官员为卿一人，少卿二人，部门细分为“左断刑”与“右治狱”。其中，“左断刑”主要负责“奏劾命官与将校、大辟以下疑案的审理”；“右治狱”则负责“京师百司案件、特旨委勘重大案件和侵盗官物等案件”，两大部门内部还有初审与判决的功能区分。
为更加清晰地考察司法流程，我们不妨以宋仁宗时期的“冷清冒充皇子案”来加以探讨。宋仁宗在位长达40余年，名臣如云、政绩颇多，然而仁宗却没有子嗣，这成了他的一大心病，民间有胆大妄为之人想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冒充皇子来继承大统。皇祐元年（1050），开封府迎来一位神秘之客，名为冷清，其自称流落民间的皇子，权知开封府事的钱明逸上下打量一番，只见冷清高大英俊，钱明逸自然不敢怠慢，随后冷清更是亮出仁宗所赐的金线肚兜（仁宗每临幸嫔妃宫女便会赏赐），据冷清所言是仁宗将大量宫女放还民间，母亲正好怀有身孕，于是冷清一出生便拥有皇家血脉。面对如此大事，开封府上下极为重视，如果为真则是大功一件，如果为假则要严厉惩戒以儆效尤。经过开封府内的多次审查，冷清确有来头，但是并不能完全证明其身份，于是长官钱明逸就想圆滑解决，让冷清前往汝州编管，借以缓冲静待时变。但是此举遭到府内推官韩绛的反对，他认为应该及时上报中央，对此人就地正法，以威慑民间冒名顶替之徒。按照宋代司法规定，只有开封府内的审查官与判决官共同签署，此案才能通过，所以在争执之下，案件只能提交给中央进一步复核。
“冷清案”事关重大，故而经由大理寺复核后直接转交御史台讨论，台谏官赵概与包拯一同奉旨重新审理此案。心思细密的包拯亲自前往开封府军巡院查看卷宗，然后派人寻访冷清的亲朋故人，发现冷清所言前后不一，经过审讯终于发现了实情：原来冷清的母亲的确是宫女，在仁宗遣散270余位宫女时返还民间，后来嫁给了男子冷氏，先是生下一女，数年后才生下冷清，故而冷清绝不可能是仁宗的子嗣。一般来说，事已至此处决冷清即可，然而包拯认为冷清冒充皇子的背后，应该是有人教唆，一番调查后发现是名为高继安的江湖术士，他投机钻营蛊惑冷清，并带着冷清从潭州（今湖南长沙）一路赴京城，沿途散布皇子身份的谣言，于是确定了高继安为首犯，冷清为从犯，二人最终均处以死刑。
正是“鞫谳分司”，使得开封府内存在不同见解；正是共同签署方能生效，使得存疑的案件提交中央；正是司法审核重视证据，使得案件的原貌浮出水面，幕后的真正黑手受到严厉的制裁。一场司法大案实则是对宋代断案程序的历史窥探。
宋代司法的办案原则是科学性与教化性相结合，体现为重视证据、疑罪从无、从轻从赎。阿云案，一场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重大司法争议，不仅涉及地方至朝堂众多官员，就连皇帝也亲自下场多方调和，可以说是窥探宋代办案原则的绝佳例证。
熙宁元年（1068），登州（位于今山东境内）传来一宗大案：一名叫阿云的女子，在母亲去世的守孝期间，被家人订下婚约，准备许配给男子韦某，阿云知道此男子面貌丑陋，不满于婚约，于是趁韦某不备，在其田舍中持刀刺伤了他，虽没有危及性命，但是断了韦某一指。登州知州自知此案重大，于是在认真调查案件情况后，提交中央复核。此时阿云的作案动机、作案过程均有清晰记录，案件证据相对完备。
审刑院和大理寺查阅卷宗后，认为母丧时婚配严重违反道德教化，加之谋杀一事，认为应当对阿云处以极刑。但随后新上任的大理寺卿许遵则反对，他认为阿云因事而谋杀，且有自首表现，应当减刑二等。宋代的从轻发落不是对嫌疑人的仁慈，而是避免其因免死无望做出更危害社会的举动。由于此时中央审查机构间意见不统一，于是神宗下令重臣王安石与司马光一同讨论。谁知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意见，司马光则支持原本审刑院与大理寺的意见，矛盾未能解决。一番争执之下，御史台提议再度复核，神宗只得又下令翰林学士与知制诰数人一同再议，此次众人赞同许遵的意见。后因牵扯官员派别、意气之争，讨论多有反复，但神宗最终做出裁决，从轻判处阿云，处以流放之刑。
从结果来看，神宗采纳的司法解释是，因为母丧期间不能实行婚配，所以阿云订婚的关系不成立，此案中的阿云不能视作杀夫，而是要当作一般的刑事案件看待，阿云犯罪动机与事实清晰，且有自首表现，故而重视证据与从轻从赎兼具，决定依照死刑减二等的法律规定予以宽大处理。宋人的司法原则在阿云一案中有清晰体现，司法合理性与教化示范性得以充分结合。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始终认为阿云不符合儒家纲常教化，讨论过程中更掺杂党派之争，故而当司马光于元丰八年（1085）出任宰辅时，旧案重提，不惜将阿云缉拿至京城处以死刑，此时距阿云当年事发已经过去17年，阿云在流放中赶上朝廷大赦天下，本已恢复正常生活嫁为人妻，遭此劫难让人痛惜。
宋代的司法程序与司法原则是无可厚非的，它立足于审查与判决的分工，立足于改变屈打成招的惯例，立足于实现充分讨论的公正，所以在理念与体系上，宋代司法堪称古代司法之光。但是正如《清明上河图密码》所揭示的复杂景象，哲宗、徽宗、钦宗三朝已然是党争不断，司法领域的各级执行者们或留意政治，或一心贪腐，欺压百姓，或玩忽职守，有心坚守司法原则、道德底线的官吏已经少之又少，这或许就是后人不断推崇包拯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的原因所在。
参考资料：
1.陈振：《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游彪：《宋史：文治昌盛 武功弱势》（新编中国史），北京：中信
出版集团，2017年版。
3.吴钩：《新民说·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4.贾玉英、赵文东：《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5.古戴、陈景良：《宋代疑难案件中的法学命题及其反思——以“阿云案”为分析文本》，《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6.徐忠明：《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
7.姜登峰：《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思想基础及特点分析》，《证据科学》2013年第4期。
8.陈玺：《雪活酬赏:宋代人命案件司法裁判惯例举隅》，《民间法》2024第1期。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