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不少身份：大家闺秀、北京中学生中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中华人口奖"荣誉奖以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获得者等等。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她的儿子，是解放军上将，“军中反腐”先锋。
父亲王治昌 母亲董潔如
她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父亲王槐青是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时期（大概在段祺瑞内阁）的代理农商总长，还是1919年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会议时的，中国外交使团成员之一。她出生时，王槐青正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接到家中电报，于是决定给她取名，跟随其哥哥的先例，那时正好为出席巴黎和会在英国，据说看到大本钟，定了他六哥的名字。另外，她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提倡女性解放。
董洁如，为王治昌的第三任妻子。
王治昌，字槐青，1876年（清光绪二年）12月19日生于直隶天津县。
20多岁时考入位于天津北洋大学堂，专门习修法律。20世纪初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商科学习。
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是其留日同学，两人交情很深，结为兄弟。
王光美两岁时
也许是受其母亲的思想影响，她这位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竟然放弃了拿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或芝加哥大学，攻读核物理博士学位这样的，别人求之不得、千载难逢的黄金良机，改赴当时生活艰苦、敌军围困的解放区，又于1948 年嫁给年长自己23岁、已结过5次婚，且有孩子的他，这在当时更是一种十分“惊世骇俗”的行为。
后来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说他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但她自己坚称：“我哪是”。
小学毕业后，她报考了师大男附中。男附中本来招的都是男生，可这一年加招了个女生班。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
她还比较喜欢体育，打篮球远投篮很准，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经常到校外参加比赛。
叶同学当时和她同班，当时叫叶宜敬，曾到她家一起做作业。叶的母亲是后妈，叶就老跟她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
后来叶转学到汉口去了，就再没见面。一直到她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叶已经和某军神结婚了，在哈尔滨。
高中毕业后，她上了辅仁大学数理系，系主任是德国人。大约1945年6月，经过她嫂子王新的介绍，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这是件天大的事，因为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从此命运发生了大转折。
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在太庙约她谈话（这地点选的，以旅游的方式来接头，商讨重大机密），说要介绍她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
在军调部的那些日子里（地点大约在东华门外的翠明庄宾馆，这里非常有故事，戴谍王摔死的消息，李克农就是在这里得知的，后来她从秦城出来后也是来这里稍作调整，这地方日伪时期是冈村宁次这个老鬼子的驻地之一），几乎天天有会议，有翻译任务。在工作中，接触到了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等传奇领导。
其实，从头说起来，她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她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她们进北平不久，生了女儿平平。可她还要工作，就把平平交给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她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她家送。就这样她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
旧刑部街她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
全国解放后，她父亲是周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她父亲去世了。她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她母亲主动把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她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
解放后某军神从苏联养病回国，叶同学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胡服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
她还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
可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
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数理系光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
当时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理学院院长严池老师还为她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
可后来，她最后一次上完老师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辞行，等于不告而别。
因为她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不知道怎么同老师讲。
过了一段时间，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她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所是斯坦福大学。
去，十年寒窗。哪有不去之理？
但是，这里再重复一遍，大约1945年6月，当时鬼子还没投降，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她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
正是这样的机缘，
煮熟到嘴的斯坦福，飞了！
她在军调部担任翻译（1946）
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说要介绍她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
开始她没有答应，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
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她妹妹王光和带给一个纸条，上面写道：
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
最后经过考虑，她同意了！
这算不算石破天惊的决定呢？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她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
接待她的是李克农同志。她把介绍信交上，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同志，欢迎欢迎！”接着问了她一些家和学校的情况。
她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柯柏年同志。
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
她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
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陪同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
她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
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
那天她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她去的。那是她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
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她家来，认识她。在机场，李宗仁见到她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
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李拉她上了他的车。李倒没有直接问她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她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
这天以后，她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
1946年夏，王光美与李克农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摔死在江苏南京附近的岱山。
作为长期与戴笠交锋的这边的特工王李克农是什么反应呢？
当时他正在北平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李克农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在军调部的翠明庄，时间是第二日下午。
他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把秘书处处长冯铉和副处长陈叔亮找过去，高兴地说：
“好消息！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
冯铉很惊讶，问道：“哪里的消息？”
陈叔亮也问：“怎么死的？”
“电台收听到的。”李克农告诉他们说，“他和一些特务从北平起飞，在到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摔死了。赶快买酒庆贺！”
陈叔亮马上说：“我去。”
他知道李克农喜欢喝绍兴酒，于是从翠明庄出来拐到东安门大街，在一家酒店买了两瓶竹叶青，又在街对面买了几样下酒菜。
李克农说：“把住在翠明庄二楼上的同志都找过来。”
大家到了他的房间，他又派人把服务员找过来，交代说：“请你通知厨房给弄几个冷盘，并且告诉大师傅，就说一件好消息、大新闻，那个作恶多端的大特务头子戴笠死了。为这个消息我们要好好地庆贺一番。”
这个服务员，是军统特务充当的，大家一直心知肚明，看破没说破。
此刻这个服务员一听李克农的话，十分尴尬，笑也不是，绷着脸也觉得不合适。
最后，他只好去了厨房，端来四个冷盘，并且还拿来了十几个酒杯。
李克农邀请大家坐好，斟上酒，请大家举杯，大声地说：“为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的摔死干杯！”
大家都高兴地说：“干了。”
李克农接着说：“我们这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为中国人少了一个祸害而可以少遭一些灾难、痛苦而高兴！戴笠这个坏蛋坏事做得太多了！”
这个下午，大家没去工作，在李克农的房间里开怀畅饮，高谈阔论，直到晚饭才散场。
估计是都喝高了吧，这让窗外化装成翠明庄服务员时刻监视他们的特务们，情何以堪？
不怕下毒吗？
难道特务里有自己人也当厨子，谍中蝶？
1946年10月那架飞机（南京飞北平再飞延安）里的人也都很不一般，她上了飞机，已经有两位乘客了，一看都不认识，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美国人），后来，前辈才知道，一位是宋平，一位是包瑞德。
中共组织领导成功的革命历程之现实
要比如今很多挖空心思编出来的影视
都要传奇太多太多，读者您觉得如何
她在军调部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1946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她搭乘这架飞机去了延安。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了她的名，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
有一天，中央领导的警卫参谋龙飞虎来告诉她，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
就跟着去了。那天周总理在，胡服同志也在。龙飞虎把她介绍给胡服。他问了她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末了问：“你是不是党员？”
她说不是。当时她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考虑过，也有点想法，所以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这是她第一次见胡服。
1947年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她，要她到胡同志那里谈话。
进了他的窑洞，她顺便看了看，觉得陈设很简单，桌上放着一盏油灯。谈话还是接着上次“入党”的话题。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她在王家坪星期日两顿饭，是吃了第一顿饭出来的，第二顿饭要在下午才吃。
但枣园的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星期日，还是三顿饭。胡服留她吃饭。
她说：“我已经吃过了，你慢慢吃。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
她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是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他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她，意思是他吃饭时让她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她的印象特别深。
谈过话以后她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后来才知道胡服和王前离婚了。后来又知道，他本来希望王前在政治上多进步，但王前不懂事，不好好工作，还常打孩子。有一次王前打涛涛很厉害，他看不过打了王前一下，王前就大闹。在王家坪的时候，被王前闹得实在没法工作，就找了毛主席，请主席帮助找个安静的地方。毛主席让胡服搬到枣园他原来住的窑洞。这样他才从王家坪搬到了枣园。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有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胡服和朱老总都来了。
交谈中他问她：“星期天都干什么？”
她说不爱打扑克，星期天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者在家看看书。
南庄是中央组织部所在的村子，离住的地方不远。
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
她决定星期天去一次。
那天，一进去，他正在写东西。看见她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
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他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她消息，不知道她的情况怎样？
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她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她好好考虑。
她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以便取得对方好感，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
她说：“年纪什么的我倒没往那考虑，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差得太远，我和你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应该注意什么？而且我也不了解你过去的个人情况。”
他回答：“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她对这事当然很慎重（实际上上述几位领导也都亲自去问了，当时反应都不一样的，可见有人早知道，而有人刚知道），最后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
他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1948年8月21日，她和他正式结婚。（第二天恰好是286生日）
总理特别聪明，见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看看他们住的地方。”
这样，新婚夫妇就陪着毛主席、恩来同志，还有外事组的一些同志回来了。
来了之后，主席、恩来、他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她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
给主席、恩来、他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
1947年，王光美（左二）在延安窑洞前与战友合影
1948年婚后不久在西柏坡
据王光美回忆：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回到了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
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看看书。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儿。”
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赖祖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表修好了，可他没有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并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代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等等，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见了一面。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代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
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1958年夫妇合影
与毛泽东游泳
1959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举行前后，毛泽东曾多次嘱咐让王光美一起去游泳。据王光美的说法，她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她。王光美表示，两次毛泽东叫王光美去游泳，刘少奇都以健康理由没有去。第一次游泳时，王在在换衣服时“把脚扭了”，没游成。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
据《王光美访谈录》，7月20几号，也即毛开始批彭之后，毛泽东又再邀请王光美到芦林水库游泳。这一次，王光美赶紧找出游泳衣。据说：“临出门前她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刘少奇看王光美一眼，说：‘噢，还穿丝袜！’王光美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泽东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主席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据《王光美访谈录》披露，后来江青也从广州过来，上了庐山。巧合的是，有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据说当天他们游泳后一众人等吃饭，没等江青。江青回来时，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结果当时毛泽东哈哈一笑打圆场，又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讨好江青。外界一直盛传，跟王光美关系一直不错的江青，到文革时一直想置王光美于死地，就是跟上述事件有关。
王光美晚年的生活就用一张张珍贵的照片来展现吧！
在刘少奇骨灰存放处。
开封火葬场留下的刘少奇骨灰存放证上写着：死亡人：刘卫黄，申请寄存人：刘原
在刘少奇逝世十多年后，王光美终于见到了丈夫的骨灰，难以名状的痛楚涌上心头
王光美出狱后和子女们在一起
赴河南迎取丈夫的骨灰。
捧骨灰者刘源。子女依次举遗像和花圈
时任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时，陪同邓小平会见外宾
1962年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夫人哈蒂尼拜会宋庆龄
与哥哥王光英一同出席全国政协会议
1979年6月28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王光美与宋庆龄相逢，两人激动不已
王光美晚年的生活，不乏对过去岁月的回忆和思考
2002年9月因腿伤在北京医院病房内疗养。
81岁高龄
王光美带着对丈夫无尽的思念，收集整理刘少奇的文稿和文物，肩负起总结、宣传刘少奇理论和思想的重要责任
走进位于复兴路22号楼光美生前的住所，简洁朴实
，悬挂在王光美住所墙上的湘绣图
广州留影（1995年1月31日，左起：
赵淑君、刘平平、王光美、刘小小。前排：王北亮、李嘉琳）
在北戴河二浴场。
最后一次去游泳是2004年夏天，时年83岁
王光美对新事物充满好奇，看到录像机放在那里，她也走过去，看看都录了些什么
王光英对王光美最为呵护，和王光英一家。
王光美逝世，毛泽东亲属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等毛泽东的后代们都在第一天赶赴灵堂吊唁
邓小平亲属邓琳、邓楠前来吊唁并敬献花篮
毛泽东、刘少奇两家三代欢聚，簇拥着年迈皓首的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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