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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出洋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子弟，大多和容闳一样出身寒微。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豁得出去”，送孩子出洋一搏。这与今天的情形正好相反。
近日，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发表毕业演讲时称“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的”，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学生留洋的传统始于晚清，其中容闳作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生，曾领航120名幼童出洋，为中国开辟了精神新大陆，培育了一批栋梁之才。
其实容闳的传奇之处不止于此。他曾探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访曾国藩幕府，向李鸿章、张之洞谏言，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结忘年交……近代史教科书上出现的关键人物，大多曾与他风云际会。容闳接受过完整的西方高等教育，且出身草根，没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包袱，因此他具有同时代精英所缺乏的自我变革勇气。从农民起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武装革命，容闳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沿。
1912年4月21日，在中华民国元年的春天，容闳结束了坎坷曲折但死而无憾的一生。在他逝世一百年后，探询他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仿佛从一个独特的切面，重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进化史。
1828年11月，容闳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香山县虽小，但大多数国人对这个地名耳熟能详，因为香山翠亨村诞生了国父孙中山。与香山不远的南海和新会县，后来走出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方圆百里辈出变革先驱并非偶然，19世纪中期，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珠江三角洲首当其冲。容闳的家乡南屏小村，与被葡萄牙殖民者占领的澳门一水之隔，相距不到4英里。
容闳的哥哥进了私塾走“正途”，家里实在没钱再供容闳，只好送7岁的他去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令人感叹的是，容闳上的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战争煽动者颠地和查顿募资兴建，1840年，容闳还因鸦片战争爆发一度辍学。这就是容闳成长环境的矛盾之处，老家村民既痛恨“红毛番”横行乡里，也感激他们带来的医疗、教育、慈善事业。容闳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心想孩子学会“番话”，和洋人做生意，说不定能发财。他抱的是“赌一把”的心态，绝不会料到儿子能开一代风气之先。
18岁那年，教会学校的布朗校长因身体原因要回美国，临行前他在班上说，想带走几名学生赴美深造，如果有愿意的就站起来。当时是1846年，美国立国仅仅70年，如此年轻的异邦，远在大洋彼岸，十几岁的孩子哪敢未经父母同意去“送死”？良久的沉默之后，容闳站了起来。他想亲眼看看书本上那个精彩的新世界。
1850年，容闳在美国慈善组织资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他是耶鲁大学乃至所有美国大学里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其画像至今悬挂在耶鲁校园中。近代史学者雷颐评价，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是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睁眼看世界”的先驱，那么容闳这个农家穷小子，就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草根”。
容闳1854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像
1855年，容闳学成回国，船在香港靠岸时，美国船主想请容闳担任翻译，问领港人哪里有暗礁。少小离家的容闳竟然一时语塞，想不起“暗礁”怎么用中文表达。他窘得满脸通红。这一幕似乎预言了容闳后半生的尴尬。他自幼读教会学校，虽然也学过四书五经，但不可避免地缺乏传统文化素养，更不通中国特色的人情世故。作为一个拥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难以融入上层集团，报国策略不受采纳，且他全盘西化的主张也往往不适应中国国情。
回国初期，容闳在外国人驻华机构就职，结果从广州到香港再到上海，不到一年时间跳了三次槽，皆因不能忍受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即使他是耶鲁高材生也不能例外。在香港，容闳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农民家庭出身使容闳对洪氏起义抱有天然的同情和支持，他甚至曾经想要投奔太平天国。1860年11月，容闳欣然前往“天京”，与洪仁玕一见面，就提出了七条建议，主要是针对教育：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圣经》列为主课等。这些建议与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但太平天国传统帝王式的统治制度岂能接受这些伤筋动骨的变革。当时天国政权已风雨飘摇，领导集团腐化堕落，血腥内讧，将领在外频繁征战，自保不暇，无心求变。洪仁玕出于相惜之情，给容闳封了太平天国的“四等爵位”，但他把官印原样奉还。一路察访，容闳发现太平天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理想国，他认为太平军素质低下，领导人贪图享乐，这些人不能推翻清王朝，更不能实现他的教育理念。他大失所望，落魄离开。
洪仁玕
1863年，郁郁不得志的容闳突然接到老友张斯桂寄自安徽安庆的信。张斯桂曾任中国第一艘进口炮舰的统带，后来入了曾国藩幕府。他寄这封信，是转达曾督之意，邀容闳至安庆。容闳知道曾国藩靠围剿太平天国起家，攻下安庆驻扎大营，难不成是因为自己去过“匪区”已经上了通缉名单？他吓得赶紧回信婉拒。但很快他又收到老友李善兰的信。容闳在耶鲁上学时，微积分是最头大的课程，所以他对翻译微积分著作的李善兰格外佩服。读信得知，老友李善兰和徐寿、华蘅芳都已投曾国藩麾下，刚刚筹建了安庆军械所的曾国藩听他们说起容闳留美八年，正是自己急需的人才。盛情难却，1863年秋，容闳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
相见第一面，容闳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国藩成了容闳一生最崇拜的人。“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征。”如今“曾国藩相人术”屡次被编写成职场实用书籍，在容闳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考察下属确实独有一套。好几分钟，他一言不发，从头到脚打量容闳，最后双目炯炯盯住容闳的眼睛看。受西式教育长大的容闳被如此直视也难免坐立不安，好在还能保持镇定。良久，曾国藩断言：“以汝目光威棱，望而知为有胆识之人”。
很快，曾国藩正式任命容闳为出洋委员，赴美国购买机器筹办机器制造厂。他还授予容闳五品军功衔头，并请赐戴蓝翎，此衔头只在国家用兵时封赠从军有功之人，文职赏戴花翎，必由皇帝赐予，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他特别器重，为他专门向朝廷请封。往返历时将近两年，容闳采买的机器安全抵达上海，充实了曾国藩规划、李鸿章负责的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大悦，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领高薪，命他协助管理江南制造局。
容闳早年立志要促成的官派留学生计划，终于有了位高权重者支持。他向曾国藩陈述他的计划，果然获得首肯。曾国藩与李鸿章几次联名上奏同治皇帝，1872年春得到批复后，任命容闳为出洋副委员，主抓幼童选派和监督事务。
1872至1875年间，一共有四批共120名幼童出洋。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回国安排工作，现在看来简直是做梦也难得的美事，但当时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洋鬼子的“野蛮番邦”，并且一去就是15年。容闳这个“招生办主任”，从自己的老家香山和周边村县入手，挨家挨户动员，想起哪个熟人家有适龄儿童，甭管多少年没联系了，直接登门游说。报名的幼童几乎没有一个是世家权贵之弟，大多出身寒微，也许只有这样的人家才“豁得出去”。这与今天的情形正好相反。
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为中国学童设办的学堂的介绍图画。上排中间是容闳的画像，其余五张描绘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场景
幼童一到美国就如鱼得水，以惊人的速度克服语言障碍，成为各校中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充分释放天性，在体育方面出尽风头，全然不像“东亚病夫”的后代。容闳采用了前卫的“homestay”管理方式，让幼童两人一组分散居住在志愿报名的当地家庭，使孩子们感受到家庭温暖，并且更加迅速地融入美国社会。
中美之间巨大的文明落差必然导致孩子们做出“大逆不道”之举：他们几乎都脱了长袍马褂穿西装，个别胆子大的剪了辫子，跟主人去教堂受洗信“异教”，见了清廷留学生长官不行三跪九叩之礼。留学监督陈兰彬、吴嘉善对此大为焦虑，屡次和容闳激烈争论，还写信给李鸿章告状。李鸿章看在先师曾国藩的面子上，对容闳保留信任，把这些批评意见转给他，让他注意。容闳当时就不能淡定，又气又急地回信。他常年留美，很不熟悉官场规则和中文书信的遣词谋篇，信中没说清留美学生学业如何精进，日后如何能为国家担当重任，倒用了很多情绪化的刻薄言辞还击。说举报者挟私恨欲破坏有益于国之事，甚至骂陈兰彬“胆小如鼠”，吴嘉善“丧心病狂”，应该送到“疯人院或废病院”。李鸿章不免生气地对人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把他的信弃置一旁。朝中保守派听说幼童在美被容闳纵容得“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纷纷主张撤回留学生。
留美幼童组织了一支“东方人棒球队”，在美国战绩卓著。后排左起 ：一垒手蔡绍基（后任北洋大学校长），游击手钟俊成（后任职美国驻华使馆），左外场手吴仲贤（后任驻朝鲜领事，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任军火处长），接手詹天佑（铁路专家），二垒手黄开甲（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任中国馆副监督）。前排左起 ：三垒手陈钜溶（在福州船政学堂早逝），中外场手李桂攀（召回后返回纽约完成学业，早逝于纽约），投手梁敦彦（民国初年任交通总长），右外场手邝咏钟（马尾海战中牺牲）
第一批幼童眼看就要大学毕业，现在撤回功亏一篑。几尽绝望的容闳在美国文化界、政界奔走求助。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亲自起草信件致清政府总理衙门，希望留学生继续学业；容闳的一位牧师朋友通过大文豪马克·吐温引领，谒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格兰特立即修书给李鸿章请求力挽狂澜。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本心并不想断送留学项目，但保守派的强势意见使他左右为难。恰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李鸿章对美国气不打一处来，容闳失去了最后一根稻草。1881年6月，奕䜣列举留学生四大罪状，上奏光绪撤回学生。当年8月，近百名“幼童”洒泪登船。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获得耶鲁学位，其余皆半途而废。
这些留学生回国初期因“奇装异服”“不识礼仪”，饱受排挤和谴责，被随意发配到与所学专业根本不搭边的行业。所幸他们在外收获真才实学，且互相照应提携，若干年后，他们成长为转型中国的中坚力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民国开国总理唐绍仪，交通总长梁敦彦，外交家欧阳庚……还有多名加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殉国。容闳送出去的学生，归来后无论才干、见识、人品，都堪称一世俊杰。
“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残。同命之人，复无端夭折。”容闳在美期间，与留美幼童的家庭辅导老师玛丽·克洛小姐结婚。当时容闳已经47岁，比克洛小姐年长一倍。容闳青年回国后在各地奔走，耽误了结婚，而且他对中国女人也确实不感兴趣。40岁时，他的科学家朋友徐寿帮他介绍了一个江南女子，但结婚没多久容闳带幼童出洋，与之脱离了关系。直到遇见克洛小姐，容闳才觉得这是他终身伴侣。可惜留学项目中断不久，爱妻就薄命早逝，留下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
双重打击并没有使容闳的爱国热情减退。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分裂为两派：慈禧太后与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光绪皇帝与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以容闳之耿直单纯，自然赞成力战，他因此获得李鸿章政敌张之洞的好感。1895年初夏，容闳面见张之洞，慷慨陈词，主张全盘西化，引进西方外交、财政、海军、陆军人才，实行政治人才大换血，输入资本主义管理模式。对这样的意见，张之洞当然不可能赞同，用容闳的话说，张像块“已干之海绵”，只能吸水而不能吐出来任何东西。几十年来，每当容闳在政要面前受挫，他都会深深怀念曾文正公。他觉得李鸿章“作为一个管理国家的官员，其才能远不及曾国藩；作为一个爱国者和政治家而论，他的品德更是经不起公正无私的历史的检验。”而面前的张之洞气质韬略更远逊于曾，工于心计，诡计多端，“不若曾文正之磊落光明”。容闳与张之洞在沉默中互相失望，这次会晤尴尬收场。
此后两年，容闳试图实业救国。当时清政府根本不知道银行为何物，容闳托人给光绪递上条陈，详加说明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这是一套完整、系统且可行的方案。“帝师”翁同龢专门召见了容闳，计划得到光绪批准，容闳立即着手操办起来。孰料洋务重臣盛宣怀也一直伺机办银行，他携重金赴京上下打点，抢来了这个既得名声又有大利可图的项目。容闳草根出身，又留洋多年，对官场潜规则基本一窍不通，他忿然总结：“究国家银行计划失败之原因，亦不外夫中国行政机关之腐败而已，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
1898年，容闳已经是70岁的老人，但维新变法让他重燃豪情。他积极参加维新派各种学会活动，康有为、梁启超都对这位改良先驱很看重，尊称他为“纯公”、“纯老”（容闳号纯甫）。容闳把自己在北京东安门的寓所提供给维新党领袖作会场，容闳家便成了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变法开展三个月，遭到慈禧太后等保守派扼杀，维新派铤而走险，由谭嗣同于9月18日深夜访袁世凯求他武装“勤王”。当夜，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先后来到容闳家，紧张地等待着谭嗣同带回消息。
结局并未如愿。北京城开始全面捕杀维新党人，容闳也上了通缉名单。他潜逃出京，经上海租界迁至香港。经此剧变，容闳的思想更加激进，他在新加坡与康有为重逢，商量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起义营救光绪帝。1900年9月，容闳化装成商人，冠假名泰西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几乎同时，策反李鸿章反清失败的孙逸仙也匆匆登上这艘轮船逃亡，他化名“中山樵”。容闳与孙中山这对香山老乡曾经于1896年在伦敦匆匆一晤，这一次同舟共济使他们得以彻夜畅谈。孙中山主张推翻清廷扫除封建尘土，这是容闳此前没有想过的。他一生为报国上下求索不得其门，如今恍然意识到腐朽的专制制度是根本障碍，容闳的思想发生本质改变。
容闳晚年流亡香港，住在皇后饭店，他在香港的房间又成为革命党人聚会场所。他一度热心沟通孙中山与康有为，希望维新与革命派能够联手反清。但康有为坚持保皇，且其私吞华侨捐款的丑闻被容闳知晓，容闳与他公开决裂，彻底加入革命党阵营，帮助孙中山筹集起义军费，支持他武装革命。
1910年左右，晚年的容闳
1911年5月，83岁高龄的容闳在美国家中中风。当年10月，他接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激动地趴在床上写了三封信给革命党老朋友们，祝贺革命成功。
孙中山回信，恳请容闳回来共建民国，但容闳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没来得及启程，就于1912年4月21日客死异乡。他一生碰壁无数，但从未被时代抛弃，逝世前看到中国走向共和，可谓“功德圆满”。葬礼上，牧师讲了这样一段悼词：“假如他还没有老，他一定会亲自参加革命，他的与生俱来的、热爱效忠中国的光焰，绚丽燃烧，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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