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仲的智谋》一节中，我们讲了几个“以商代战”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齐国专门在短时间内，集中地高价采购敌国的特产。由此发出一个错误的价格信号。敌国的民众受到这个价格信号的误导，弃农从商，舍本逐末，最终招致失败。
在管仲身后大约
300
年，又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变法者，名叫商鞅。他对“以商代战”有一个很精辟的总结。
他说，在农村的集市上，买卖兔子是很常见的。即使装兔子的笼子堆得满地都是，也不会造成什么混乱。因为买家和卖家都很清楚自己的权力和义务。但是只要有
1
只兔子从笼子里跑掉了，那么马上会有
100
个人去追逐它，弄得一片狼籍。这些人当然都明白，小小的
1
只兔子不够他们
100
个人分的。但是
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会是抓到兔子的那一个。正是这样的集体误判，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商鞅的这个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知道，任何一笔交易，都必须包含数量和价格这两方面的信息。脱离了价光谈量，或者脱离了量光谈价，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公开市场上，价格信息总是比数量信息更容易传播。因为市场参与者通常都会假设“价格有粘性”，也就是说，既然别人能够以某个价格成交，那么自己也就能够以那个价格成交。
在
2008
年之前，美国的次级债券都是按“市场价”计账的。次级债券的总规模很大，高达几万亿美元。而它们每个月的成交量只有几十亿美元，两者相差上千倍。而且每一个次级债券的持有者，都假设自己在需要现金的时候，可以把手上的债券按照“市场价”出售。但是当他们真的想抛售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找不到买家，或者只能找到一个低得可怜的贱卖价。因为那些潜在的买家，都被排山倒海一般的卖出数量吓跑了。这个现代版的“百人逐兔”，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商鞅从原理上揭示了，为什么公开市场交易经常发出错误信号。如果纯粹依赖市场决策，很容易让国家陷入混乱。不过，这在当时并不是一种新颖的观点。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向来都认为，完全放任自由是不行的。
商鞅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他的解决方案。按照传统观念，应该以“仁义”来约束“自由”。但是商鞅认为，应该以“法令”来约束“自由”。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仁义是圣人的训诫，是固定不变的。而法令由君主颁布，是可以根据环境随机应变的。
在现代社会的语言环境里，“道德”的定义比较模糊，而“法律”的定义比较明确。可是如果你把商鞅的主张，理解成用“法律”来代替“道德”，用确定代替不确定，那么就正好把这两者的关系弄反了。商鞅其实是主张变化，反对不变的。
商鞅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另一句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这两句话的意思很相似，都是说社会环境变化了，政策和法令就要相应地变化。商鞅之后的历代变法者，无不受到这两句话的鼓舞。
商鞅在哲学上也颇有造诣。针对世人迷信于传统仁义观念的情况，他指出，所谓“仁义”，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绝非从来如此，万古不易的。
他说，在远古的“上世”，人类都在小型家族部落里生活。这时候人就像动物一样，知道爱护自己的亲子就行了，并不需要什么仁义。后来社会发展到“中世”，人们与部落之外的世界接触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这才出现了圣人，教导大家学习仁义，作为人际交往的准则。但是社会进一步发展到了现在的“下世”，光讲仁义已经无法应付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所以这时候必须由君主来颁布法令，进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感慨，商鞅虽然生活在
2300
多年前，但是他的世界观可以说非常富有科学精神。他不相信什么“天赋”、“神授”，也不说什么“普世”、“终结”。许多生活在
21
世纪的学者，跟他相比都差远了。
商鞅认为，法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法令本身是可以调整的。他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意思是，如果刑罚定得太轻了，起不到威胁作用，民众照样犯法，最终受罚的人还是很多。倒不如把刑罚定得很重，震慑住民众，大家都不敢犯法，这样最终受罚的人反而变少了。这就叫“以刑去刑”。
在商鞅眼里，法令存在的意义并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它的实际效果。这一点在“徙木立信”的故事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
“徙木立信”的故事是这样的。商鞅制定了一套法令准备颁布，但是又担心民众不知道他的态度有多么坚决。于是他就在都城南门立了一根
3
丈长的木头，并且宣布说，谁能把它搬到北门去，就赏
10
两金子。人们都没见过这样的架式，犹豫不敢出手。他又把赏金加到
50
两。这时有人试着把它搬去了北门。商鞅立即兑现法令，赏了他
50
两黄金。这一下子，商鞅言出必行的名声就传开了。
后来的许多人都批评说，商鞅的这个“搬木头”法令毫无意义，顶多算是一条诡计，演戏给大家看罢了。但是在民风淳厚的秦国，这样演戏还偏偏就管用。而只要能够达到效果，商鞅就不会乎别人的评论。
商鞅原本是卫国贵族。但卫国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施展宏大抱负的空间。于是他就去投奔秦国。秦国历来有重用中原人才的传统。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就以起用“五羊皮大夫”
百里奚而闻名。“五羊皮大夫”的故事也非常有趣，不过与本文无关，这里就不展开了。
这次商鞅投奔秦国，当然也没有白跑一趟。他跟秦孝公谈了三次，得到赏识，就被爽快地委任为“左庶长”，也就是秦国的最高行政官员，全面负责“变法”。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在黄河下游。秦国只是一个刚刚开化的蛮族国家。在中原国家看来，秦国人不过是“与戎狄同俗”的野人而已。
商鞅主政之后，颁布了一整套法令。其中有几条内容，现在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比如，父子兄弟要分开成家，不能混居一室。再比如，军队里不能容留做生意的女子。还有一些现在看来最最基本的原则，比如军人不能偷盗军粮、官员要及时处理政务，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商鞅在法令中专门强调，可见当年的秦国是多么混乱。
除了这些风俗细节，商鞅根据秦国的国情，主要推行了
3
个大的政策。
一是严刑峻法。商鞅法令的处罚特别残酷，动不动就杀头。而且不许别人议论，强制推行。这样做的结果是，法令中好的部分，得以最高效率地执行。当然，法令中不合适的部分，也被最高效率地贯彻下去了。但是因为秦国的社会基础非常落后，所以有一点改善就效果很明显，而恶化却也恶化不到哪儿去，因此总账算起来还是划算的。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乱世当用重典”的经验。
二是迁都。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放弃了原来的国都雍城，往东迁移了几百里，定都于咸阳。这样在地理上更加接近中原。和平时期便于人员交流，战争时期便于行军打仗。后来咸阳作为秦国的首都，一直沿用到秦朝灭亡。
三是招揽移民。春秋战国时代，人口流动是经常发生的。因为秦国的空闲土地特别多，所以时常有中原民众跑到秦国来定居。但是按照秦国法律，新来的移民也要服兵役。而秦国的兵役又特别重，这就让很多移民望而却步。
商鞅成功地说服了秦孝公，免除中原移民的兵役。他讲的道理特别简洁有力。他说，现在人家还在中原，并非你的子民，你却已经想着要让他服兵役了。这叫“爱非其所有”，纯粹是一厢情愿。首先要把民众招来，然后再想怎么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即使不服兵役，只要他们能够上缴粮食，也比什么都没有强啊。更何况，民众流失，对敌国来说就是一大削弱。
1980
年代的美国总统里根，他在推行减税政策的时候，也用了一个类似的逻辑。他说，当税率是
0
的时候，税收金额显然是
0
。但是当税率是
100%
的时候，税收金额也会是
0
。因为如果赚的所有钱都要上缴政府，那就没人做事了。所有的企业都会关门，税收当然也就变成
0
了。如果一厢情愿地期待那些不存在的企业，来承担不合理的高税率，这不也就相当于“爱非其所有”吗？这个两头是
0
的税收曲线，现在被称为“拉弗曲线”。
除了这几项为秦国“量身定制”的政策，商鞅还继承了他的同乡李悝（读音：亏）、吴起的“变法”思想。这几个人里面，李悝最早，他主持了魏国的变法，他的家乡在今天河南省濮阳市。吴起第二，他主持了楚国的变法，他的家乡在今天山东省荷泽市。商鞅最晚，他主持了秦国的变法，他的家乡在今天河南省安阳市。
上述这三个人的家乡，当年都是魏国与卫国的交界之处，相距不超过
100
里。他们三人生活的时间，相差不过50多年。而且他们的主张也很相似，归结起来就是两条。一是加强君主的权力，二是重视农业发展。所以历史上有人把他们算做一个流派，作为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先锋。
李悝主张“尽地力”，就是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提高耕种效率。在商鞅这里，就成了“废井田，开阡陌”。他把整个秦国的土地“重新洗牌”，谁有能力，就让谁去耕种。
这样的统一管理，再发展下去，就成了“郡县制”。所有的土地都直接归属于君主，赏赐罚没，都由君主裁决，不再有分封大臣了。
吴起主张“罢无能，废无用”，就是把无能的官员，以及世袭三代以上的贵族罢免，至少要限制他们的特权。在商鞅这里，就成了“利禄官爵抟出于兵”。这里的“兵”是指军功。它主要分成三类，一是军官带领下属打胜仗，二是士兵在前线杀敌斩首，三是农民向国家上缴粮食。所以在秦国，人人都有机会立军功。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军功，那么各种社会利益、荣誉，全都无法享受。
这样的赏罚制度，再发展下去，就成了“军功爵”。古今中外，所有的贵族都是按血缘传承的。但是唯独商鞅的“军功爵”是按照本人的军功赏赐的，可以用于抵罪，但是不能世袭。这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按劳分配”。
为什么商鞅与李悝、吴起实施的政策相似，取得的效果却比他们明显得多呢？这主要有
3
个原因。第一，秦国打败了西戎，辟地千里，地广人稀，进行土地改革的阻力不大。第二，秦国开化较晚，但是国土扩张很快。崛起不过2、3百年。许多新征服的土地都在君主的直辖之下，分封贵族的势力并不强大。第三，秦国强烈地向往中原文化，有向中原学习、靠拢的民意基础。
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看，以上
3
点其实是统一的。秦国位于中国文明圈的边缘，但是它同时又是中国文明扩张的前线。中原的青铜武器、马拉战车等技术，给秦国的军事力量带来了极大的提升。因此秦国可以轻易地击败更加强蛮而未开化的西戎。快速、大量地获取土地，又为秦国进一步变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它最终发展到可以吞并文明中心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