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田丰老师的邀请，有幸参与定量群学平台的分享与交流。之前的推送从儿童、老年等生命历程的视角展开社区研究，我则想从一种特殊社区类型说起——遗产社区。遗产社区从遗产研究的范畴被称为人居型遗产聚落，从城市研究的角度又是在城市中心区范围内的旧居住街区，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胡同、江南水乡、中西部的民族村寨皆为遗产社区的代表。虽不是规范的社区类型化定义，但却是在旧城更新、社区治理、城市文化等诸多议题下值得关注的研究单元。将遗产社区置于城市转型发展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社会价值的城市生活共同体，研究其社会结构、社区资本、组织制度等社区特征与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
一、遗产认定与价值评估
何谓遗产？并无定论。关于“遗产”本身的界定，应用最多的还是UNESCO在评定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在界定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混合遗产和文化景观等遗产类型的基础上明确了原真性（Authenticity）、整体性(Integrity)的评价指标。
除此界定标准外，遗产影响评估（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s）、经济稀缺性评估（Economic Uniqueness）也是对遗产价值及环境影响评估中对涉及到的遗产进行的影响评估实践。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发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导则》（Guidance on Heritage Impact Assessments for Culture World Heritage Properties），较为全面的阐述了遗产影响评估的背景、流程、组织等内容，并概括了一般性的影响评估工作内容。将其定位为一种文化遗产的管理方式推介给遗产保护领域，作为对涉及文化遗产的开发建设活动进行事前评估、管理的新工具向各会员国推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1年11月在《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1]中提出的“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的突破在于它不是将历史建筑、城市空间从社会、环境和经济中剥离出来，而是更强调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它强调了建立遗产的物质空间与影响其形成和支撑其演变的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之间联系的必要性，而社区概念正是将物质、社会、文化、经济过程在时空上集结的载体。
二、遗产社区的社会特征
虽然尚无针对遗产社区的专门性研究，但在城镇化、城市更新的语境下遗产社区仍是重要研究场景与研究对象。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人居型遗产社区相较其他被文物式保护的遗产有更为综合的价值，包括传统的建筑特征、有特色的空间组织肌理、有历史延承性的居住生活形态及民俗文化、地方精神；但同时，因为其被完全暴露于城市变迁、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之中，没有得到“真空式”地保护这类遗产也面临着更多、更复杂、更动态的内部变化及外部干预。旧城改造、地产开发、功能调整、旅游产业植入，这些变化都使遗产社区面临着物质遗存被损、原住民搬离、历史记忆丧失、过渡商业化等破坏，加上城市开发的利益主体趋于多元，使得情况愈加复杂。遗产社区因其特殊的物理及社会空间属性，一般具有如下社会抗逆力特征。
第一，高社会资本。遗产社区作为典型的旧住区，社区成员有着强烈的地方认同、紧密的邻里关系、较高的社区归属感及相互的互惠支持，因而遗产社区的社会资本较高。这种同质性社会资本是由社区文化长期维系和社会关系长期持续积累的结果，具有先赋性、封闭性和内聚性，是应对外部干预的有效资源。
第二，高文化韧性。文化韧性指特定的文化背景（即文化、文化价值观、语言、习俗、标准规范）如何帮助个人以及社区克服逆境。遗产社区因其包含的特定的文化背景而成为一项重要的增强社会抗逆力的文化资产，在城市风险管理与防范、地方文化生态系统保护和增强社会和文化凝聚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遗产社区的高文化韧性能够帮助建立包容性更大的社会和凝聚力更强的城区，增强其社会抗逆力。文化连续性是身份特征和城市自豪感的决定性因素，而后两者正是决定城市竞争力和建立韧性的重要资本。
第三，高风险认知。遗产社区的传统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往往能使社区更好地面对自然及社会干预。如东南亚沿海地区的部落、日本的地方性社区都通过生活经验、风俗传说很好地预见了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向游客提出预警，大大减少了灾害损失。传统技艺和实践不仅是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有助于灾后社区的自救性重建，如通过自行回收和再利用材料重建庇护所，减少了社区对外部支持的依赖，并为社区的可持续恢复提供了关键的生活来源。
第四，低灾害应对能力。遗产社区普遍存在的老龄化、贫困化、移民化人口结构特征是社会脆弱性的诱发因素。从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视角来看风险因素在社会各个群体之中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各个群体在外力冲击下潜在的受损因素、受伤害程度、应对能力、调适能力及创新能力存在差异。例如，贫困、少数族群地位、性别、年龄、残障等因素都会增加社会脆弱性，进而降低社会抗逆力。
第五，低制度抗逆力。所谓制度抗逆力主要是指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基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及管治能力。遗产社区的组织网络一般多为基于邻里关系的非正式、松散型的，应急响应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缺乏健全的协同沟通及社区规划机制。
三、更新语境下的遗产社区变迁
既有遗产保护领域的研究对世界遗产认定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做了分析，测量了在被认定为世界遗产前后，遗产地当地社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物质环境及社区认同等方面的变化。遗产价值固然活化了地方文化旅游产业，但对生活性社区造成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Brian Logan VanBlarcom & Cevat Kayahan 2011, Takamitsu Jimura 2011 ）
除了遗产认定地的直接变化外，中产阶级化也是区位优势明显、有丰富文化资本的遗产社区在城市更新语境下最常发生的变迁之一。中产阶级化的概念于1964年由英国学者Ruth Glass首次提出，用来形容伦敦的工人阶级住区在租约到期后，经由中产阶层入住者的改造，从原来破旧的楼房和合租房，摇身变成优雅、昂贵的住宅，并逐渐使得所有或者大部分的原住民迁走，整个地区的社会特征发生改变。从世界上很多城市的更新经验来看，城市中产阶级化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遗产社区更新过程及后果。从文化消费视角的研究，将新中产阶层迁入旧街区的行为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审美体现，“为逐渐更加富裕的使用者的空间的生产”（Hackworth 2002）而不同都市休闲娱乐设施（Amenity）组合形成的都市场景也成为吸引创意阶级、助推地区经济活力的关键（Clark 2013）。文化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的重要力量，但在权力与资本裹挟之下，遗产社区的原真性也逐渐丧失。（Zukin 2013）
更激烈的批判来自新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化固然给遗产社区带来了物质空间的改善、街区活力的升级，低收入者迁出、中高收入者迁入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谁的遗产？谁的乡愁？之类的诘问日渐增多。Migliorato（2016）以拥有本科及以上居民的比例、家庭收入、少数族裔居民比例、租房者比例及社区区位五大指标构建了中产阶级化脆弱性指数（Gentrification Vulnerability Index），测量了中产阶级化对波士顿等美国城市的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计划（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实施地的影响，结果显示65%的LIHTC项目点呈现了高中产阶级化趋势。
图1：波士顿LIHTC社区的中产阶级化易感指数
来源：https://sites.tufts.edu/gis/files/2016/01/Migliorato_Hana_UEP232_2016. pdf
四、社会包容与遗产社区抗逆力（resilience）
城市更新之于遗产社区，带来了保护发展的契机与社会正义的困境，正如硬币的两面，是非此即彼，还是可能有更为包容多元的可能性？笔者借用风险管理中的抗逆力概念来进行探讨。
所谓社会抗逆力是指社区或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应对及适应外部变化及干预的能力，包括对干扰的消解、自组织及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等，也包含社区或组织中的个人适应能力、压力事件本身、信息和沟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资本和社区能力等各项适应能力交织组成的一个能力网络。社会抗逆力一般包括三个维度：1）应对能力（coping capacities）——社会行动者处理和克服各种逆境的能力；2）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ies)——人们学习过往经验和应对日常生活中未来挑战的能力；3）转换能力（Transformative capacities）——制定一系列制度以促进个体福利及可持续的社会稳健性以应对未来危机的能力。
近些年来，最新的抗逆力理论论述和实践经验总结主要来自于欧美，各类抗逆力研究机构（如美国的社区与地区抗逆力研究中心（Community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Institute，http://www.resilientus.org/），斯德哥尔摩抗逆力研究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等）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分别从社区及区域发展、全球环境变化、社会公正、社会和生态交互、经济发展、灾害应对能力和行为科学的角度论述了抗逆力的概念、测量方法和理论框架。已有的“抗逆力”评估模型主要有二种。一是按时间顺序划分指标的周期模型，按照灾前敏感度（susceptibility）评估、灾中处理能力（coding ability）以及灾后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三个阶段对脆弱性进行评估[6]；二是按评估主体及内容划分指标的评估模型，列出了家庭个人（居民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种族、职业、房屋产权等）、社区（互惠、合作、社区参与、情感支持、社区网络等）、外部服务（与周边区域及服务设施的联系）、组织制度（地方政府政策、专项资金等）四个评估维度。一般情况下，社区维度中的互惠、合作、社区参与、情感支持程度越高以及社区网络越强越广，在家庭个人维度中居民的年龄结构、职业与种族构成越合理以及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都会对社会抗逆力的提高带来正面的影响。
图2： 社会抗逆力构成与遗产社区社会抗逆力特征关系（钟晓华 2016）
行文至此，对于遗产能否成为一种社区分析的类型仍无定论，但毋庸置疑，更新语境下的遗产型旧住区变迁涉及复杂的社会过程，城市旧区的空间生产汇聚了从“国家战略——地方策略——街区发展——个体权益”等各层面的利益目标及相互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理解城市社会转型的理想文本，而社会学的实证与反思无疑也会助益遗产保护与更新实践。
参考文献
Jokilehto J.(2006). World heritage: defining the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EB/OL]. City&Time,. http:// www.ct.ceci-br.org.
Brian Logan VanBlarcom & Cevat Kayahan (2011) Assess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designation,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6:2, 143-164
Takamitsu Jimura (2011) The impact of world heritage site designation on local communities e A case study of Ogimachi, Shirakawa–mura, JapanTourism Management 32, 288-296
Terry Clark (2013) The Theory of Scen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UNESCO.Recommendation on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EB/OL]. 2011-04-30.
Glass, Ruth. “Introduction: Aspects of Change.” In Centre for Urban Studies(ed)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Mac Gibbon and Kee. 1964
Sharon Zukin (2010) Naked City: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New York: Oxford R.W.Sutherst, et al., (2000) Estimating Vulnerability under Global Change: Modular Modelling of Pests[J], Agriculture Ecosystem & Environment, 82(3): 303-319
A. Dwyer, et al.(2004) Quantifying Social Vulnerability: A Methodology for Identifying Those at Risk to Natural Hazards[J], Australian Government,Geoscience Autralian, 14(5): 5
Susan L. Cutter etc.(2008) A place-based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o natural disaster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18, 598–606
UNESCO (2013) Heritage and Resilience: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Reducing Disaster Risks[R]
Artur Steiner & Marianna Markantoni (2014) Unpack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through Capacity for Chang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49(3), 407–425
钟晓华.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J]，城市发展研究，20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