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典学专题丨王羽飞：《 罗马精神还是罗马实践？——论波利比乌斯历史理性的觉醒》

波利比乌斯

罗马精神还是罗马实践？

——论波利比乌斯历史理性的觉醒

王羽飞

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3期】

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武德曾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到，古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是在“罗马精神”的支配下展开历史写作的，“罗马精神”外显为波利比乌斯笔下的“罗马命运”或“命运女神”，反映了实质主义对古希腊史学的重要影响。然而，无论是柯林武德还是后世学者，都未曾明确定义何谓“罗马精神”，我们甚至无法从波利比乌斯现存的文本中发现有关“罗马精神”的确切表述。因此，单纯从实质主义的角度思考“罗马精神”存在巨大困难。马克思早已预见到柯林武德所持历史哲学存在的问题，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也就是说，作为现实世界之变革的历史运动，并非源自纯粹意识自身的先验的辩证运动，罗马崛起的历史动因也绝非“罗马精神”的先天规定。当然，生活在古代世界的波利比乌斯，在分析宏观历史之动因（罗马命运）时，无法达到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理论高度。但是借助两种历史思辨模式的合理性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崛起的认识。本文在回应柯林武德的基础上，从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人的实践角度出发，尝试对波利比乌斯的“命运观”一探究竟。不揣浅陋，敬请方家指正。

柯林武德曾系统论述过“实质主义”的含义，认为“实质主义”具有先在性（先验性）和不变性，高居历史现象之上，控制历史的变化。在他看来，古希腊史家已经意识到，人们在变化的历史中更多地是归纳出特殊知识（意见），而非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他进一步说明，“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试图历史地进行思想和试图根据实质来进行思想，两者乃是不相容的。”柯林武德说明了两点，第一，先验和不变的实质控制着历史的变化；第二，古希腊史家或许能够从历史现象中意识到实质的存在，但无法在历史现象中加以论证。

柯林武德

期间，柯林武德对波利比乌斯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具有批判和哲学头脑的“真正历史学家”，他所使用的historia一词已经具有现代历史学的含义。但是，“反历史的实质主义”对波利比乌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特别影响到他对罗马民族精神的思考。据柯林武德的论述，在希腊化时代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波利比乌斯开始围绕一个明确主题，写作一部“普世”的历史，而故事的主题就是罗马征服世界。然而，波利比乌斯发现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他们认为“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也就是说，如果波利比乌斯想要写作罗马崛起的主题，就必须回溯罗马人祖先的生活习惯。但是柯林武德指出，波利比乌斯的“批判和哲学的头脑防止了他歪曲历史，他仅仅从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可信的那些权威出发而开始他的叙述”。在柯林武德看来，深受实质主义影响的波利比乌斯认识到，罗马传统的连续性无法还原，他想要写作一部主题明确的历史，就必须寻找写作的基石，而波利比乌斯寻找的基石就是“罗马精神”：

在这种历史中故事的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下的世界大一统……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已经充分形成、成熟并准备进行她的征服使命而开始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难题仍然没有被抓住。对波利比乌斯来说，给定的、现成的民族精神乃是历史的基层，是成其为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

首先，柯林武德指出，波利比乌斯将历史现象中的各种英雄视为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的体现，而罗马的大一统是在英雄精神的主导下完成的。其次，波利比乌斯不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能力思考“历史的基层”，即罗马精神从何而来，在他看来“不存在罗马民族的起源问题”，罗马精神是“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既然罗马精神是给定的、现成的，表现为先在性，同时高居历史之上，是历史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那么“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性质上的变化；因为行动者既然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公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了波利比乌斯的著作的。”最后，思考罗马精神的实质是哲学而非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家无法解释罗马精神怎样产生或经历过何种性质上的变化。在柯林武德看来，受实质主义的影响，波利比乌斯必须将绝对抽象的罗马精神视为自己历史写作的基础，但他又无法在历史经验的层面对其加以表述。

根据柯林武德的说法，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受到实质主义的影响，认为罗马精神是无法从历史经验层面认识和理解的实质，将其排除在史学的致用价值之外，体现出“反历史”的倾向。另一方面，虽然史学存在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作为政治家的教材，但由于希腊政治家在罗马世界中已无用武之地，所以史学的实用价值也大打折扣。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研究的唯一价值只能是带来“内心的成功”，即勇敢地面对命运带来的悲剧，表现出斯多葛哲学对他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柯林武德的解释当作波利比乌斯史学思想的最终结论，那么史学就会沦为哲学的“婢女”，波利比乌斯也不配称作“史家中的史家”，而史学研究的真正基础将随之消失。

在与柯林武德展开讨论之前，不妨观察一则支持其思路的例证。如前文所示，柯林武德指出，在罗马人看来，“历史中故事的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下的世界大一统。”巧合的是，波利比乌斯在介绍和分析罗马人的政治、军事和生活等方面的第6卷中，提到了一则符合柯林武德论述的“英雄故事”，反映了波利比乌斯“反历史”的倾向。

在讨论罗马政治军事体制的优越性后，波利比乌斯介绍了罗马的公共葬礼，及其对于激励人们爱国心和荣誉感的作用。他提到每当有杰出人物去世时，罗马城便会为其组织葬礼游行，逝者可以享受各种尊贵的礼节，其亲人会向公众汇报逝者生前的殊荣。通过这种方式，勇敢事迹会不断出现，高尚之人会永垂不朽，而为国效力者的名誉会世代传扬。“其最重要的结果是，鼓舞年轻人为国家共同利益，去忍受极端的艰苦，希望能够赢取那伴随勇者而来的荣耀……有些人甚至在执政的时候，会处死自己违背法律或习俗的儿子们，相比他们与自己最亲近之人的自然纽带，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价值更高”。波利比乌斯进一步指出，罗马历史上有许多爱国人士，“其中有一个人足以作为我议论的范例和明证（confirmation）”：

这则故事的主角是贺雷修斯·寇克勒斯（Horatius Cocles），他在台伯河桥与两个敌人缠斗，该桥是通往罗马城西门的必经之路，当他看到远处敌人的增援时……向身后的同胞大喊撤退，要求他们迅速拆毁桥梁。在拆桥过程中，贺雷修斯依然坚守岗位。他身负多处创伤，仍能坚持战斗……人们感叹于他的勇气和坚忍。当桥毁之时，贺雷修斯纵身跃入河中，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英勇就义 。

随后波利比乌斯谈到，贺雷修斯认为国家安全和荣誉高于自己的生命：“如果我没有说错，这就是罗马人的政体唤起年轻人渴望效仿高尚行为的方法”。

就现存史料而言，波利比乌斯是详细记载著名罗马传说“桥上的贺雷修斯”的第一人。他完全将这则传奇故事当作史实使用，并未明确考证贺雷修斯的个人信息以及战斗背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贺雷修斯参加了公元前509年抵抗克鲁西姆（Clusium）国王波尔塞纳（Porsena）入侵的战争，他可能是一位低级军官，在之前战斗中失去过一只眼睛（寇克勒斯即“独眼”之意）。塔西佗和李维也认为此事发生在罗马人与波尔塞纳的战争中。但李维对此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贺雷修斯并未守桥，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激励溃逃的士兵重组阵地，最后在箭雨中安然撤退。随后流传的版本则大多认为贺雷修斯独守桥梁，不仅存活下来，还落下了跛脚的残疾。经过狄奥尼修斯、恩尼乌斯（Ennius）和普鲁塔克等人的塑造，他俨然成为一位独眼的跛脚巨人。尽管后世史家指明这不过是一则传说故事，甚至是“无耻的编年史家为了挽回罗马颜面而编造和虚构的娱乐故事”。但波利比乌斯认为这是罗马历史中的诸多例证中最能体现罗马人爱国精神的范例和明证，并将其记录在说明罗马崛起原因的第6卷中。因此，沃尔班克认为，“波利比乌斯在记载贺雷修斯·寇克勒斯的故事时，不如李维有批判性。虽然李维对这则传说的解释源自波利比乌斯，但他认为此事需要存疑”。

波利比乌斯

柯林武德的实质主义观点有效地解释了波利比乌斯将传说当作“范例和明证”的做法。首先，波利比乌斯对此事真实性的认识，建立在他对当时罗马人浓厚的爱国热情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时的罗马人普遍认为，即便缺少相关史料，这则故事也是可信的，其中“反映出的价值判断，同样也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作为一种观念上的真实，这种爱国精神或美德正是“罗马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其次，在“罗马精神”的指导下，波利比乌斯将“桥上的贺雷修斯”这则传说故事当作历史事件加以叙述，又反映了两个史学致用目的，一是“提供道德故事……影响读者的行为和态度，不仅影响其接受能力和判断力，而且要影响他们的行动”，通过“罗马精神”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二是“展示罗马的制度和传统如何激励人们追求美德”，说明罗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实用主义的特征。最后，波利比乌斯的做法反映出希腊化时期历史写作的一般趋势，“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开始，在西方古代历史编纂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史家一方面声称其所撰历史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宣传他对史事的价值判断，从而表明他们对史事价值的认识”。因此，在求真方面，当先验且不变的“罗马精神”与存疑的具体史事之间出现冲突时，波利比乌斯以“罗马精神”为真，体现出了“反历史”的倾向。

将此例置于柯林武德“实质主义”的解释框架中，确实说得通。然而，如果“罗马精神”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写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为何他没有在第1卷和第3卷出现的两次核心导言中论述“罗马精神”。假设如柯林武德所言，波利比乌斯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波利比乌斯无法从第1到5卷中讲述的罗马崛起之前的历史事件中认识“罗马精神”。那么，当我们回看文本时却不禁发问，为何波利比乌斯又在第1到5卷的叙述中记载了大量涉及罗马人道德精神的历史事件？因此，第6卷中出现的这一则“反历史”的事例，并非波利比乌斯论述罗马崛起的起点，更像是波利比乌斯从罗马人的历史中提炼出的结论。他在前5卷叙述的历史现象中觉察到罗马精神的来源以及罗马崛起命运的本质，随后在第6卷中进行总结，如此才符合论述的逻辑和卷目的排列。那么反驳柯林武德的立论根基在于，波利比乌斯是否能够从第1到5卷中提及的历史现象中把握罗马崛起的本质。

或许诚如柯林武德所言，波利比乌斯不具备完整思考或论述何谓罗马精神的能力。波利比乌斯在开篇处承认，“详细记载这些事件（按：指第1卷引言部分的史事），不是我的责任……我将试图以恰当的顺序概述这些史事，以便结束引言部分，开始实际历史（actual history）”。同时，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中总结到，“因为我们不了解早期罗马公众和私人生活的特征，因此也无法预见未来”。可见由于史料，特别是目击证词的缺失，波利比乌斯无法系统地讨论罗马民族的起源。但就罗马崛起背后抽象的历史动因而言，波利比乌斯绝非柯林武德所设想的那样，无法进行历史地思考。相反，波利比乌斯“寓论断于序事”，于历史现象中窥探罗马精神的实质，体现出这位希腊古典史家历史理性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