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里，恐怕没有一个术语比“内卷”更出圈的了，因为它极好地契合了疫情之下人们
别无选择、在重压之下又不得不面对激烈竞争
的心态，进而指向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痼疾。
尤其在“996”工作制下，接连爆出多起年轻员工“过劳死”事件之后，足见“内卷”之下超高强度劳动的严重后果，然而很多人似乎既苦不堪言，又觉得无法摆脱这样的状态。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内卷”？到底还有没有选择？如果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选择？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理解什么是“内卷”，它真正的核心问题究竟在哪里。
“内卷”（involution）一词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提出的，他在研究爪哇岛农业社会后，1963年出版了《农业内卷：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迁过程》一书，以此描述一种“
没有发展的劳动力密集投入
”。
他发现，这些农民祖祖辈辈以来，在小块田地里不断精耕细作，但产出即便有增长也很有限，其结果，他们的效益产出其实是递减了。
这个术语随后就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当时“停滞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共鸣，用以解释为何非西方社会未能自发产生现代化。
生态史学者伊懋可又进一步归纳出“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一说，强调中国、印度这样的亚洲传统社会，都面临着庞大人口对资源的巨大压力，劳动力过剩而资本短缺，与欧洲近代恰好相反，最终在原有的模式里越做越细，但却只是
在一个简单层次上的不断自我重复，而无法通过渐进增长或突变进入到更高层次
。
这也是“内卷”和“匠人精神”的区别所在：虽然“匠人精神”也着重不断投入精力，但它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在精益求精地追求优化；更重要的是，“匠人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职人制度的产物，虽然它也不能退出（往往子承父业），但它却不需要面对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同质化竞争，而更接近于欧洲的行会制度，那恰恰是极力限制劳动力自由竞争的。
职人、行会可以通过垄断来获得稳定的高利润，由此避免了陷入效益递减的内卷漩涡
。
在一个开放、动态的市场机制底下，
资本本能地寻求效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内卷到了完全无利可图的时候，自会有人退出或寻求开创新的模式
。
然而，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由无数同质化的村庄组成的小农社会，每家每户都会种地、也只会种地，人们精耕细作的目的也并非寻求资本增殖，而是尽可能地糊口。
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社会的人们很难意识到、甚至也很难理解，同质化竞争的结果，最终势必将导致自己的产品（粮食）和劳动力都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为人们的思维就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市场导向的。
因此，这个词最初是与西方工业革命出现的突变式发展相对比而言的，用以解释“
为什么西方做到了，但东方没有做到
”，因为
“内卷”（involution）的反面即“外卷”，也就是“革命”（revolution）
。
是不是“内卷”，其实是从结果倒推出来的：因为
没有出现创造性的破坏，自发实现现代化而跃入更高层次，所以再多努力也只是原地转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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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人们能否找到新的模式来消化过剩的劳动力，还是在原有的模式底下同质化竞争，不断加码，这又涉及到这个社会是否足够开放，能让人们有丰富多元的其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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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即不断投入的劳动力是否带来增长、扩张和转型，由量变到质变，累积下来最终导向创造性的变革。
当这个词被经济史学者黄宗智引入来分析传统小农经济时，它仍是一种“圈内人话语”，聚焦于经济史上的中国社会转型，然而在去年“出圈”之后，它所指向的却是人们当下所关心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的是一种焦虑的心态：
人们不断密集投入劳动力，但却看不到摆脱这一困境的前景，也没有退出机制
。
在此，当下流行的内卷概念其实已经偏离了其最初的内涵，它虽然也隐含着“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层意思，但真正在意的却不是整个体系的效益和转型，而是身在其中的个体主观的感受：
一种人人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很忙很累，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的困境
。
这种困境既是整体性的，又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势必对此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解读，并被宽泛地到处使用，因为人们找不出其它更好的词来描述自己这样一种生活状态。
这究竟是中国社会的新问题还是老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在“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当社会遭遇转型的阵痛、疫情的收紧、阶层的固化、大学扩招带来的大量新劳动力涌入等种种问题时，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找到新的模式，其结果是僧多粥少，人们被迫加剧竞争来争夺有限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