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六月，是雷阵雨突如其来的季节。对中国商界来说，这也是充满不确定的季节。
黄如论怎么回事？吴小晖怎么回事？万达怎么回事？复星怎么回事？海航怎么回事？市场的风声，股价的异动，监督的态度，一切似乎都充满变数。
中国的首富们，何等脆弱！
如果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对首富们的贷款——贷款是形成资产的源泉——真的逐笔仔细追究，我敢说，条件和用途都合规、不骗贷、不内外勾兑的不会是多数。如果不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向上攀升，很多疯狂扩张的首富恐怕已经被过高的负债率“撑死”。
饿死的企业很少，撑死的企业很多。因为企业做小而死的企业家很少，因为企业做大而死的富豪很多。
做大不是问题，但为了做大，自我膨胀、信用膨胀、债务膨胀、虚浮膨胀，乃至不知道天高地厚，以为挣的钱都是自己的本事，对社会没有发自内心的责任，那很可能走向不归之路。
越来越多的金融大鳄、产融大亨、激进的海外投资者，都将面临大考。
谁会倒下，谁会屹立，谁会焦虑，谁会从容，都将水落石出。
今晚（6月22日晚），我想着这些风光无比、对竞争者无比强悍、对下属总是高昂着头、永远“一言堂”的首富们，内心却有些悲悯。
中国再大的首富，只要政府监管有些风吹草动，股票就可能跌停，只要银行只收不贷就会垮台，所以必须忙不迭地澄清——有些澄清甚至文法都不通顺。但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中国真正有尊严、有底气的商人和企业家，并不是很多。
但是，难道他们就不想拥有尊严？
我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尊严如何形成？一部分来自于自身是否追求和坚持有尊严的准则，一部分来自外部环境的条件是不是有助于人们尊严的形成。
在我27年的媒体生涯中，我听过不少企业家泪流满面地讲述他们从贫寒卑微的起点一步步出人头地的历程。他们感谢改革开放的政策，但也遭遇过无数刁难和官员“设租”的压力。有一位企业家曾对我说：“难道我们不想有尊严吗？每年春节，我也想在家陪陪家人，辛苦一年都很少陪他们，但是我不趁着这个时候去给官员拜年送礼，行吗？我只能去。”
这个企业家对我说：“我真心感谢‘新型政商关系’政策，现在每年春节我不用去送礼了，我就在家里好好陪父母。只要我好好做企业，依法经营，不偷税，我就不用去逢迎。”
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尊严，也许可以分为三种成分：制度性尊严，社会性尊严，自制性尊严。
首先是，我们的制度环境能不能赋予他们尊严？如果他们不能得到公平的机会，公平的准入条件，公平的金融待遇，不得不走门子攀附与钻营，何来尊严感？
其次，他们的经营管理是不是为社会创造了正向的价值，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
最后，他们自身的修养，有没有节制？符合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基本要求？
美国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德龙在研究美国富豪的财富来源时指出，这些富豪获得巨额财富有以下三个来源：（遗产）继承，加上股票市场的繁荣；说服政府大力扶持你的企业；在恰当的时间占据恰当的位置：创建具有巨大社会效用的企业。德龙认为，财富集中的总体水平更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经济”现象，它与我们的政治体制以及我们对它持有的态度密切相关。
请中国的首富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没有十几亿人口的市场，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政府的大力扶持，没有社会的包容性，会不会有你们的今天？
一个国家的市场有多大，政策有多大激励——这好比是一种乘数——就会对企业家才能产生多大的乘法效应。因此，企业家对社会的责任，不应是外在的强迫，而应是内心的必然。
中国商人何时能有真正的尊严？那是在一个结合点上，一边是法治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边是商人、企业家发自内心地体认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不愿意去猜测，在中国首富阶层中，谁谁的命运会如何？但我相信，有尊严的中国商业阶层终将形成，正如人类良知和善念的力量，终将大过贪婪、投机和欺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