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亚洲经济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普通新加坡劳动者的收入，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来看，都算是高薪。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法，从这一点看，亚洲的新加坡和欧洲的瑞士像极了。
杨莉明说，实施最低薪金制，会迫使雇主给予高于市场水平的薪水。并不是所有的雇主都愿意这样做。因此，最低工资制会导致失业率上升，一些人从“低薪”变为“无薪”。人们为了能找到工作，也有可能选择从事低于最低薪金的非法工作，最终使就业问题恶化。
这是我所看到，世界范围内，政府官员对最低工资法最清晰正确、简洁无伦的表述。新加坡的繁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最低工资法的危害，然而他们实际上也实行最低工资法。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显然是出于经济以外目的。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新加坡经济发达、地少人多，被文化异质的马来西亚所包围。因此，他们一方面控制外籍劳工的数量，同时还要吸收外来的精英。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就业证”（EMPLOYMENT PASS，缩写EP），并施行严格管理。
能向政府申请“就业证”的，只能是企业机构。各行各业都可以吸收外籍员工，每一家企业雇佣的外劳人数却有限制，不能超过企业员工的40%。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各外珍惜名额，以“就业证”垂钓海外精英，进而实现入籍。
企业管理者和技术人才到新加坡工作，通常都能拿到“就业准证”。社会基层的就业岗位，新加坡也需要啊。如何控制他们的数量呢？新加坡采取了“最低工资”办法。
2019年1月起，新加坡就业证（SP）薪水标准从2200新元（人民币10930元）上调至2300新元（人民币11427元）；2020年1月，从2300新元调整至2,400新元（人民币11924元）。
这样的薪水对马亚西亚、中国、菲律宾等国务工人员，都形成了很大吸引力。
新加坡企业雇佣外劳，既受限于配额，同时受制于成本。正如各国央行用准备金率来操控货币总量，新加坡政府通过规定外劳薪水标准，从而控制他们的数量。
觉得外籍劳工人数太多，政府就提高最低工资；一旦需要增加劳工人数时，就降低工资——最低工资的效果和本质，在新加坡展示得多么淋漓尽致啊。新加坡名义上没有最低工资法，实际上在非常重要的外劳市场上，最低工资法被自觉地、精密地施行。
最低工资在全世界穷人那里，受到普遍的欢迎。很多穷人都觉得，政府规定最低工资，这是为自己考虑，体贴照顾他们。唯独新加坡底层的外劳痛恨最低工资法。
这些劳动者可以真切感受到：提高最低工资不是好事。一旦政府“温柔的爱抚”到来，企业雇佣成本会上升，他们裁编减员，收回“就业证”。找不到工作的外籍劳工们，他们只好愁眉苦脸回家，从事那些收入低得多的工作。
加坡之外，那些在自己祖国打工的劳动者，他们受最低工资之害，失去的就不是新加坡式的高薪工作，而是糊口谋生的职位，直接变为失业。在任何国家，水涨船高的最低工资一直都是就业的大杀器。
在发展中国家，从赤贫之地到正常岗位之间，有大量灰色艰苦的底薪职业，它们是底层的晋身之梯。实习生、学徒、兼职，他们的薪水都非常低。把梯子抽掉，把底层赶走，这些劳动者能到哪去？他们往往沦为流氓惯偷。
张五常曾多次写文章批判最低工资。他说，在中国这样迅速城市化的地方，最低工资法有百害而无一利。农民进城务工，设置最低工资法是在阻碍农转工，那些工技低下找不到工作的，会容易向扒手或盗窃那方面打主意。最好的政策，是不要最低工资。
2019年4月1日起，上海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最低月薪将从目前的2420元，调整至2480元，增加60元；时薪最低标准从21元调整至22元。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继续领跑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