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最后还是会回到城市，成为城市劳动力，流入地政府给予流动儿童的教育投资最终将产生回报。即使在短期内出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考虑，需要进行人口调控，也不应该把提高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作为选项。
流动儿童是重要资源而非负担
出品/《财经》杂志
撰文/陈媛媛
摄影/车怡岑
编辑/朱弢
近三年来，在大城市人口控制的背景下，流动儿童在流入地的入学门槛随之提高，入学数量明显下降。
但是，城市人口控制本身与市场发展规律存在矛盾，提高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不仅无法有效控制人口，反而可能导致留守儿童与失学儿童的增加，从长期来看，不利于城市乃至国家未来的发展。流入地城市应该解放思想，放开教育资源。
人口控制挡住求学路
从2014年开始，各大城市把控制人口规模作为城市治理与规划的重要任务。以北京为例，北京2015年人口达到2171万人，其总体规划要求，2020年以后常住人口规模长期控制在2300万左右。上海的形势更严峻，2015年人口规模已达到2415万，城市规划中2040年人口控制目标为2500万，这意味着在未来20多年几乎不能有人口增长。
源于层层下达的严控人口增长目标, 大城市采取外迁各类批发市场、拆除违章建筑、关停街边店铺等措施进行人口疏解。与此同时，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也相应提高。
以上海为例，从2014年开始，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门槛从原有的“临时居住证”提高到父母一方需要有“居住证”，或者连续两年的“灵活就业证”。从2016年开始，要求连续三年的“灵活就业证”，而且居住证办理条件从原来缴纳半年社保，增加了合法居住的要求，也就是说，租赁的房子必须有房产证。
由于上海所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自2008年后全部转为民办学校，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因此流动儿童不管进入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就读，都必须符合以上的条件。这意味着父母在小型企业工作、自己做小生意，或者租住在农民宅基地房屋的孩子都不能在上海入学。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对上海郊区幼儿园的一项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幼儿园大班学生不符合现行入学条件。
北京同样在2014年开始提高入学门槛，在一些区，小学入学要求从原来的五证齐全，变为需要二十多证齐全，虽然不符合条件的流动儿童可以进入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但是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有一半是政府未审批的。近三年来，这些学校由于政策变化和各地区的拆迁拆违，很多学校已经被关闭或随时可能被关闭。
从小学一年级实际招生数量上看，北京和上海2014年的流动儿童招生数量均下降了2万多人，而同期广州和深圳的一年级流动儿童的招生数量分别上升了5000人和1万人，这主要是因为这两座城市中不能就读于公办学校学生可以进入民办农民工学校，因此流动儿童的总体入学数量受到的影响没有北京和上海那么大。
提高入学门槛不是明智选项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快速增长的人口规模给大城市治理带来很大挑战。于是很多人把交通拥堵、高房价、高污染等“城市病”归结于城市人口太多。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指出，依照国际上城市发展的Zipf规律，一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与国家总人口是成正比的。按此计算，京沪两地实际上还没有达到最优人口规模。目前很多“城市病”的病因主要是城市规划和体制还不能适应快速城镇化，从而导致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引起的。
特大城市人口控制的另一个目标是调整人口结构，更倾向于留住高技能人才，忽略了低技能劳动力同样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按照国际规律，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个服务业岗位，其中2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岗位，3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岗位。如果人为地抑制低技能劳动力，那么势必提高服务业价格，提高生活成本，最终削弱城市竞争力，阻碍城市发展潜力，损害城市中所有人的利益。
这几年特大城市服务业价格的快速上升，就是最好的印证。事实上，目前大城市已经出现劳动力需求增加、却供给不足的现象。并且，2014年京沪60岁以上户籍人口比例已经大大超过国际通行的老龄化社会标准，因此更需要有人口流入作为城市劳动力的补充。
退一步说，即使在短期内出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考虑，需要进行人口调控，也不应该把提高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作为选项。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估算，从2013年到2014年，上海和北京每1万常住人口中，小学入学人数减少了7个到8个学生。也就是说，如果因为入学门槛的提高，家长与学生一起回老家，那么常住人口结构中大人与孩子的比例不应该有明显下降。相较而言，同期广州和深圳的这个比例分别上升3人到13人。假定与大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一致，这说明入学门槛的提高只是减少了流动儿童在校学生的数量，而他们的父母很多仍然留在城市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流动儿童入学门槛，不但无法达到人口调控目标，还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
一个直接的结果是留守儿童的增加。现实中，入学门槛提高主要影响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家庭，对于这些家庭的家长来说，到城市工作挣钱是最主要目的，也是他们抚养子女的经济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不会因为子女的入学问题就放弃城市的工作机会。
根据暨南大学博士魏东霞的研究，因为城市户籍门槛提高，低技能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将子女放在老家留守。同时，很多研究都发现，留守儿童由于在成长的关键时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