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是孟子用来论述个人发展和国家兴亡，但有时候也适用于思想领域。我们不难发现，一些重要学说的诞生，往往在于经济与社会发生巨变甚至是危机之时。比如，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凯恩斯主义，其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便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于经济学以往成果和理论框架进行了系统性反思，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实践受到质疑。在我国，当我们告别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将要进入经济“新常态”之际，以2012年11月滕泰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为标志，主张供给侧改革的“新供给”学说应运而生，从经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出路。
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指出，我国宏观政策不能仅限于总需求干预，而应更多重视供给侧。因此，他提出了“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并相继发表了系列文章，形成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而在此后不久，贾康也发表了《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相继提出“八双五并重”等经济政策建议，以此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中国式新供给经济学”。
滕泰和贾康是我国“新供给”学说的两大代表人物，其思想与主张各有千秋，多有大相庭径之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日前，滕泰将其新供给学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形成《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一书。从这本“新供给”学说的集大成之作中，我们读到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也更加深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和理解。
该踩油门还是修发动机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辆汽车，那么有两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关心的：这辆汽车的动力来自哪里，以及如何持续保持强劲的动力。
长期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成为大家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因为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其实，“三驾马车”是以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大组成部分，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对经济发展，消费、投资、出口有短期的推动作用，但绝非根本动力。那么，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李佐军认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是我国经济的“三大发动机”。
大家都看到，近年来中国经济这辆汽车的行驶速度越来越慢。是油门踩得不够，还是发动机本身有问题？滕泰认为，近年来仅靠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已经不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换句话说，虽然我们把“油门”踩到底了，车子依然在减速。在这种情况下，汽车驾驶员需要停下来看看发动机有没有问题。对中国经济而言，当刺激需求侧的“油门”效果递减后，必须启动供给侧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强调，“三驾马车”并非财富之源，供给——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确切地说，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金融与资本、技术创新、制度与管理等五大财富源泉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同时我们还发现，中国经济这辆汽车还越来越颠簸。滕泰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交替误导了中国。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我国决策部门往往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往往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
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
所幸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全面启动。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主动的战略性选择。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新供给经济周期，这是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新供给如何通过形成、扩张、成熟和老化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新供给如何创造新需求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由于供给结构老化，连续五年持续下行。而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就是基于中国改革实践基础，从供给侧出发持续推动改革的理论探索。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提出的基本原则，就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所谓“新供给”就是指由于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管理模式等新财富形态，形成了新商业价值，创造了新需求。滕泰认为，一旦资本、资源、劳动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产能过剩将自然消除，整个经济不但恢复均衡，而且将开始新的增长。
对此，滕泰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在乔布斯创造出苹果手机（iPhone）以前，人们对iPhone的需求为零；创造出了iPhone之后，带来了人们对iPhone的巨大需求。至于具体的创造过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iPhone产业链为例，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第一，新的商业价值附加是新供给形成的基础。如iPhone使得上网、聊天、视频等功能从PC端进入移动端，具有全新的商业价值。第二，持续的研发投入和体验改进能够提高供给的创造能力。如苹果公司熟悉采用新的操作系统和新的芯片构造，不断改善和提升用户体验。第三，打造上下游生态链，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形成新市场。如iPhone通过建立多元化的平台，让产品之间形成更深层次的整合和协同。第四，相对开放的贸易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有利于拓展供给创造的空间。如国际贸易，使得iPhone销售市场和生产工厂的全球布局成为了可能。第五，加速供给创造需求效率的乘数效应是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如苹果公司以手机及周边产品的销售收入，形成公司利润、股东红利、员工薪酬等，再次进入美国经济循环，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需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当下，处于供给老化阶段的煤炭、钢铁等传统产业，其最终出路不在于简单地关掉，而是应当努力培育新供给、新动能，引导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向新供给扩张的产业转移。去产能与培育新供给、新动力是同向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只有这两条河流合二为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才真正完成。
要素供给还是制度供给
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
的确，从我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历程看，不难发现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制度供给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而改革开放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不断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进而释放了市场经济活力，推动了经济增长。
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宏观的社会分工效率和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而社会分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自然带来经济的增长。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敏锐地察觉到制度供给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除了关注 “看得见”的动力之外，也将“看不见”的“制度与管理”作为五大财富源泉之一，视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源。滕泰认为，在人口、土地资源、资本和生产技术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解除制度和管理的供给抑制，能够提高单位资源、资本、劳动的产出效率，进而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当下，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深层次原因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国家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应进一步明晰产权制度、放宽市场准入、创新金融制度，放开因产权保护不完善、市场准入歧视和融资渠道匮乏等产生的制度约束，解决好国家的制度供给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和管理创新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科斯说，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而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目前制度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在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中，不但要注意引入非国有资本，使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能够在经营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还要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建设，推进公司治理机制的持续改进和完善。此外，还要着力推进内部机制和体制改革，如制定高管和员工市场化的激励办法，推进员工薪酬体制改革，形成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用人留人机制。
金融过度还是金融抑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增长的血脉。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增长较快，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好的服务。但今年开始，我国“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声音不时出现。其重要的论据是，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过大。目前，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8%，而且还在继续上升，而美国、英国的比重在7%左右。近期来，金融监管部门也出台了不少措施，力求稳妥降低金融业杠杆，防控金融风险。
其实，我国长期以来处于经济学理论上的“金融抑制”状态，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低，金融机构市场机制不足，政府对金融体系严格管制，对利率、汇率等干预较多。目前所谓的过度金融化现象，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当前实体经济比较困难，制造业在尚未完成转型升级时后劲不足，逐利的资金自然流入金融业；另一方面，金融供给结构相对老化，尚未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完全对接，金融供给仍然存在所有制偏好。
因此，《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和资本供给结构需要对接“新供给”经济，金融的流向与新供给的扩张方向应保持一致，这就需要通过制度和产品服务的创新来驱动。
具体而言，我认为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对接新供给，服务新需求，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首先，应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着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深化创业板、新三板改革，优化企业债务和股本融资结构，提升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大力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这样不仅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而且可以拓宽投融资渠道，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其次，应持续深化银行业改革。银行业仍将是金融业主体，要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发挥主流银行业对新供给的重要支撑作用。还要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积极作用，鼓励民间资本有序进入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资本流动、不当创新等对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
滕泰曾两次参加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多次应邀为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讲课，其学术主张受到决策者的重视。但《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中的部分观点，看起来仍然比较理想化，落到实践中还要克服很多困难。其实，这正是他作为经济学家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如滕泰在此书前言中所说，学术研究必须有独立性、领先性，不应该为了迎合短期决策需要而打扮成与政策相似的样子，更不应该放弃原本的学术创新方向。
董希淼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近著《有趣的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