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为徐树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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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徐树铮的策划，段祺瑞如愿以偿继承了袁世凯的地位，成为北洋名义上的带头大哥，北京政府的实际主持人。对于徐树铮这个立下赫赫功劳的军师，他自然是百般信任，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一种纵容和溺爱的地步。然而，也正是这种对徐树铮的近乎放任的重用，使得徐树铮性格中的缺陷毫无限制地发挥，给段祺瑞和他的皖系军阀带来了原本不必要的麻烦，不仅制造了后患无穷的府院之争，甚至最终皖系黯然下台，徐树铮树敌过多，也是导致皖系众叛亲离重要原因之一。
徐树铮性格刚强，段祺瑞曾经赞许他“性刚正、志忠纯、重职责、慎交游”，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优点也可以看成是徐树铮的缺点：性刚正的背后是刚愎跋扈，志忠纯的背后是谁的面子也不给的冷峻；重职责的背后是完全不肯通融；慎交游的背后是毫无社交圆滑性。这点在徐树铮当上国务院秘书长，和总统黎元洪打交道的过程中暴露无遗。他一到任，就替段祺瑞拟定了一个《国务院权节略》，当头一句就声称：“现既采用责任内阁制，元首居于不负责任地位，国务院为凡百政令所从初，国务总理领袖阁员，负综揽政务、统一政策之责。”随后洋洋洒洒罗列章程，简而言之就是徐树铮打着责任内阁制的旗号，将一切政务都收归到段祺瑞的国务院包办，让总统府不能插手任何行政事务，只是“大总统但受其成可也”。
徐树铮
除了在章程中视黎元洪的总统为无物，徐树铮在实践中做得还更加过分。理论上，所有段祺瑞国务院公事，都应该由徐树铮这个秘书长去亲自呈送大总统，但徐树铮往往不去，而是让自己手下人去办，借此贬低黎元洪，使得黎元洪非常不快。但就算徐树铮亲自前来，情况也只有更糟，每次他进总统府，要不然就板着脸一言不发，要不然就出言不逊，公开顶撞。某次山西需要同时更换3名厅长，黎元洪就顺口问了徐树铮一句任命的都是些什么人？结果徐树铮傲慢地抢白到：“总统只管在后页年月上盖印，何必管前面是什么事情呢。”气得黎元洪大骂：“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责任院秘书长制！”表示从此再也不见徐树铮之面。
结果，徐树铮更是借机干脆不向黎元洪汇报了。当时国务院决定派遣曹汝霖赴日赠勋，外交部早在1916年10月就告知日方，但作为总统的黎元洪居然对此毫不知情，直到11月，才对这个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大事有所耳闻。而此间国务院和当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反复磋商，前后长达月余，来往电报堆积如山，徐树铮居然全部压下，一点风声也没有透漏给黎元洪。
徐树铮的张狂行为，当然引起了黎元洪的府方反弹,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为了对付院方，黎元洪找来了丁世峄任总统府秘书长、孙洪伊任内务部长，展开了自己对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击。特别是孙洪伊，他本质上和徐树铮都是那种颇为自负，不肯让步之人。因此“孙挟黎自重，徐依段以为抵制，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短兵相接，日在火并之中”。（张国淦，《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华民国内阁篇》）梁士诒的友人也写信给他描述道，孙洪伊和徐树铮两人“皆负起不下，每于大庭广众之中，互相丑诋”。两人先后在多个问题上交手，结果一向狂傲的徐树铮在弹劾胡瑞霖（福建省省长）的问题上吃了个大亏，被孙洪伊抓住痛脚搞得非常狼狈。段祺瑞一怒之下，强令徐树铮草拟免去孙洪伊内务总长之命，于10月17日让徐树铮送进总统府，要求盖印。
黎元洪看到免职令后又惊又怒，当场质问徐树铮：“你们说的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结果徐树铮先后三次前来，强迫催促黎元洪盖章，最后竟赤裸裸地威胁道：“总统不盖印，就不准伯兰（孙洪伊字）出席国务会议。”黎元洪对此大怒，喝道：“你说的是一句什么话？”而徐树铮冷冷回答说：“这是总理说的。”为此事府院两方僵持良久，最后段祺瑞以辞职相威胁，叫嚣大家都辞职，让孙洪伊一个人去干，逼得北洋系大佬徐世昌入京调停，将孙洪伊和徐树铮都免职，方才告一段落。虽然府院之争因为孙、徐这两大推手被免职而看上去略有缓和，但绝不甘心的徐树铮实际上早就在联络张勋，计划利用张勋复辟来彻底解决黎元洪了。
徐树铮虽然去职，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停止在背后的阴谋策划。到了1917年3月14日对德断交，参战问题爆发之后，府院之争再度趋于白热化。这位“小扇子军师”先是离开北京，到上海、南京、徐州等地串联煽动，暗中布置。然后由皖系干将倪嗣冲跳出来发起督军团，徐树铮任秘书长，纠集了北洋十几省督军，鼓动他们赞成参战，向黎元洪和国会施加压力。黎元洪在忍无可忍之后，毅然宣布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双方彻底闹翻。
段祺瑞
徐树铮则跟着段祺瑞赴天津，组织煽动各省督军公然宣布独立，给予黎元洪更大的压力。最终，走投无路的黎元洪居然想出邀请张勋入京调停的败招，张勋来了之后搞出复辟闹剧。而暗中唆使鼓动他复辟的徐树铮则翻云覆雨，先是让张勋放手去做，假张勋之后驱黎，然后以拥护共和之名将张勋打倒，将张和黎一起摆了一道，最后成就了段祺瑞所谓的“三造共和”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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