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5日晚，延安延河边。一对男女正在争吵，隐约中可见男子拿着一把小手枪。
突然，寂静的夜空中传来两声枪响，年轻女子倒在了血泊中，那名男子则匆匆隐入了夜色中。
黄克功和刘茜
枪杀争吵女子的男子是年方26岁、战功赫赫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他是江西南康人，生于1911年。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战役中立过大功。
受害女子是一名接受进步思想，背着父母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学生，名叫刘茜，生于1921年，山西定襄人，年轻貌美，能歌善舞，原在太原上学。来到延安后，她加入了延安抗大第二期15队学习。其时，黄克功任15队队长。
那时候，对于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来到延安的年轻学生们都非常崇拜。刘茜年仅16岁，同样对黄克功很有好感。但黄克功行伍出身，是典型的工农干部，说话耿直，甚至有些粗鲁，生活古板单调，这与生活在城市中的刘茜所追求的那种浪漫爱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
因此，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刘茜发现黄克功并非自己理想的爱人。后来，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15队划归陕北公学，黄克功则调回抗大第6队任队长。两人接触逐渐减少，刘茜也有意疏远黄克功，这令黄克功极为痛苦。
黄克功认为，自己在战场上从来未失败过，绝不能在爱情的战役中失败。于是，10月5日晚上，在延河边的一处僻静沙滩上，两人因此发生了言语冲突。气急败坏的黄克功拨出心爱的勃郎宁手枪威胁刘茜嫁给他。
刘茜没想到黄克功居然是这样的一个人。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她怒火中烧，坚决不从，言词更加激烈。恼羞成怒的黄克功失去了理智，扣动扳机打在了刘茜的胁部。在刘茜倒地挣扎呼喊救命之际，因担心事发，黄克功又打响了第二枪击中刘茜头部。
第二天，人们在延河边的一块大石头旁发现刘茜的尸体。案件并不复杂，很快得以侦破，黄克功被逮捕收监。
这一案件刚好发生于蒋介石特赦枪杀妻子的爱将张钟麟（即张灵甫）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置这一案件成为各方最关心的焦点话题。
当时，对黄克功的审判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黄克功无视党和军队的纪律，残忍自私，必须杀人偿命。”一种是“黄克功对革命有功，是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但毛主席对此态度坚决：“我们正在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的大院召开公审大会，数千人参加了大会。最终宣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当年，黄克功案件发生的背景是，延安革命队伍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粗略统计男女比例约在30比1，女性成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这种情况也从客观上加大了失恋后黄克功的不理智行为。
但无论如何，黄克功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红军干部，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主观上出于个人泄愤枪杀刘茜都是属于居功自傲、目无法纪、罪不容恕的。而且影响巨大，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不稳。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方面对此案件大肆宣传，说“延安出了桃色事件，红军干部枪杀女学生”，甚至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
能否妥善处理这一案件，极大地考验着刚刚经历多年内战和长征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
在当年那个时代，封建社会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男尊女卑、重男轻女、大男子主义在许多人心中并未根除。蒋介石特赦枪杀妻子的爱将张钟麟这一事件，就暴露了这样的问题。
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倡导新社会的新女性不再是男人的奴隶、工具和私有财产。提出任何人，无论是领导人、干部、战士还是普通群众在法纪面前都是平等的。
在黄克功案发当天，毛泽东听取罗瑞卿的报告后愤怒地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而成立刚刚2个多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进行认真调查和取证后，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处理意见：“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才能够号召更多人民参加伟大的抗日斗争，使这些纲领能够迅速地、普遍的、更加彻底地实现，由于如此，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应从重治罪，所以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
可以说，黄克功案件的秉公处理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全国抗战军民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时刻的正确抉择：从严治党，执法如山，领导干部犯法与庶民同罪。从而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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