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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公认马克思的名字第一出现在我国是在1899年。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登了英国器德（今译基德，1858-1916，英国社会学家）著、李提摩太（1845-1919）和蔡尔康（1851-1921）译述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其中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原著并没有说马克思是英国人，这是译述者的误断）。此后，提到马克思名字的著作（在20世纪初主要是译著）就慢慢多起来了。本文要说的，是辛亥革命前在我国先后出现的两本介绍近代西方名人的图书。一本是1907年在巴黎出版印行，之后运回国内发行的大型画册《近世界六十名人》；另一本是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6月在天津出版的《维新人物考》。前一本书中，印有马克思1875年拍摄于伦敦的照片，被认为是马克思像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后一本书，介绍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48位西方名人，被认为是在天津最早介绍马克思的图书，而编者华承沄（1848-1917）则被认为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天津人。这两本书，目前已收入《马藏》第一部第9卷，不久即将出版。

起初编纂《马藏》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后出的《维新人物考》与《近世界六十名人》之间的关系。但在仔细比较研究后发现，该书是一本通俗的名人简介读物，在所介绍的48位名人中，有47位与《近世界六十名人》中的相同；而且，这47个人的中文译名，除4个在用字上与《近世界六十名人》略有不同，即《近世界六十名人》中的华盛顿、鼐尔孙（今译纳尔逊，1758-1805，在反拿破仑战争中阵亡的英国海军统帅）、惠灵顿（1769-1852，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联军打败了拿破仑的英国陆军元帅）、毕斯麦（今译俾斯麦，1815-1898，帮助威廉一世完成德国统一的“铁血宰相”），在《维新人物考》中，分别是“华盛噸”“纳尔逊”“惠林顿”“俾斯麦”外，其余则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莎士比亚、笛卡尔、牛顿、林奈、狄德罗、富兰克林、马克思的译名，在两本书中分别都是“叶斯壁”“戴楷尔”“牛端”“李鼐”“狄岱麓”“樊克林”“马格斯”——其实在这之前，“莎士比亚”、“马克思”这样的译名已经在我国出现了。

《近世界六十名人》是本八开画册，每页中的主体，是名人像（照片居多，少数是画像），对名人的介绍，主要包括中文译名、外文名（按照其出生国家使用的文字）、国籍、职业职务或身份、生卒年月、主要成就，文字极为简练。让我们更感兴趣或者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维新人物考》一书中对马克思的简介，竟与《近世界六十名人》中的文字完全一致。《近世界六十名人》中对马克思的简介如下：

今案，文中的“万国工人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产业”，即《资本论》——在我们目前发现的马克思这本名著的各种译名中，只有这两本书用了“产业”。《维新人物考》一书中，与上段话不同的，只是在“今各国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一句中，少了个“国”字；“纯然立于一政党地位者”一句中，少了个“于”字，另外就是最后一句“皆宗马氏学者也”中，“皆”字成了“咸”，其实意思也都是一样的。我们由此推测，《维新人物考》很可能是在《近世界六十名人》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当然，这在当时并不奇怪。

《维新人物考》一书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书中的“考”。这里的“考”字，并不完全是“考证”的意思，更多的，往往则是借题发挥，发出一些议论或感慨，其内容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维新人物考》中只有一人，是《近世界六十名人》中没有收的，这个人叫“亚典”，今译梯也尔，也就是当年指挥镇压巴黎公社的阿道夫·梯也尔（1797-1877）。1870年9月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崩溃后，梯也尔在1871年2月被国民议会任命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的首脑，上任后即与俾斯麦在凡尔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和约，并下令解除巴黎工人的武装，终于导致巴黎的无产阶级在3月18日发动了起义，起义成功后建立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仅存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被梯也尔当局所镇压。同年8月31日，国民议会授与梯也尔“共和国总统”职务，梯也尔身兼议员、政府首脑和总统三职，权力大增。大权在握后，为了尽早还清战争赔款，结束德军占领，梯也尔政府两次发行国债，以高额利率（5%）吸引购主，还以增加间接税和提高关税等措施争取收支平衡。结果，法国不仅很快筹足了50亿法朗的赔款，而且经外交努力将赔款兑换为黄金，终于使法德两国在1873年3月签订了撤军协定。该书没有提巴黎公社事，而是对梯也尔在议和之后“不三年”就将赔款“扫数清偿”表示出了极为赞羡的态度——在编者看来，梯也尔“为总统数年，心力交瘁”，而“所尤奇者，海防边防一时并举措，国家如磐石之安”，总之，梯也尔使国家“转危为安”，真可谓创造了“中兴伟绩”（1873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确曾特意通过了肯定梯也尔“对祖国立有大功”的决议；法兰西学士院随之接纳梯也尔为院士）。编者还说，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将典亚善后事宜开具清折”呈给了政府，翁同龢阅后，“极口”称赞。关于梯也尔，现在一般只要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大陆读者，当然都知道他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但我们今天在读这本百年前的小册子时，是不能苛求古人的。事实上，早于该书之前，王韬就在1873年出版的《普法战纪》中，赞美过梯也尔（他当时译作“爹亚”）；而直到1932年，“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国难期间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说中，也是以梯也尔等人为例，激励当时的青年，要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振作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