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丝接受肯尼迪总统颁奖，1962年。导读：
医学的历史不仅仅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历史，有时候也包括人与人的斗争，私利与公义的斗争，民间个人与大型机构的斗争，公共健康与商业自由的斗争……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是现代医药监管体系的一个典范，它的发展史扑朔迷离、引人入胜，一直都是非虚构写作领域的热门对象。
而作为药物的沙利度胺，曾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悲剧，这一悲剧也多次被写成书和文章警醒世人。如果每一段历史都是一条河流，那么，当FDA的历史与沙利度胺悲剧的历史汇合时，又将激起怎样的水花？这段历史又将如何改变水流的方向？
李清晨 | 撰文
美国调查记者詹妮弗·范德贝斯用一部《苦涩的灵药：沙利度胺、“海豹儿”和拉响警报的英雄》向我们揭示了这场悲剧中种种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既往粗略的讲述中，很多人都误以为沙利度胺副作用导致的新生儿“海豹肢”畸形只是在欧洲发生了近万例，而美国则由于FDA的警觉，阻止了沙利度胺在美国的使用，从而避免了同样的悲剧在美国上演。但在范德贝斯笔下，当年的美国FDA并非童话世界里的完美英雄，这个机构在当时也没有足够警觉。美国事实上也出现了沙利度胺的受害者，所不同的仅仅是受害者规模要小一些，估计受害婴儿大约有近百人。
弗朗西丝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康吉特岛捕鲸站，20世纪30年代晚期真正的英雄是以弗朗西丝·凯尔西为代表的一些人士。作者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和丰富的细节讲述了凯尔西的成长经历，比如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细节是，她小时候被送到了一个原本只招男孩的学校，男同学们经常绊她、踢她，但她很快就学会了还手，晚上回家还会向家人炫耀她反击的战绩……
一个改变历史长河走向的杰出女性绝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只有合适土壤的充分滋养才能让她在关键时刻以高度负责的职业敏感阻止一场惊天悲剧的发生。
让我十分惊喜的是，书中出现了一位我的“老熟人”——儿童心脏病先驱海伦·陶西格医生，她是拙作《心外传奇》第一个章节里的女主角。尽管《心外传奇》主要描绘的是一幅外科医生的群像，但陶西格医生的光芒依然耀眼。电影《神迹》（也译作《天赐良医》）讲的也是陶西格医生参与开创心脏外科手术的故事。
在《苦涩的灵药：沙利度胺、“海豹儿”和拉响警报的英雄》中，陶西格医生远赴欧洲做了第一手调查，她带回的数据以及她的奔走呼吁直接影响了FDA以及美国司法部门后来的决策。
海伦·陶西格医生，1968年还有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是芭芭拉·莫尔顿。在这个故事中，她也是凯尔西的盟友。早在凯尔西入职FDA之前，莫尔顿就一直批评FDA存在种种问题。她认为FDA已经沦为“制药业的一个服务机构”，并决心改善当时的药物安全状况，甚至想把FDA的局长拉下马。所以，当凯尔西不经意间介入沙利度胺的评估，并打算与莫尔顿联手阻止一场悲剧在美国发生时，莫尔顿立刻就打算拔刀相助。然而莫尔顿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当时预言：“我也许无可挽回地危及了我将来在政府部门就职的机会。”情况也确实如此，她很快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几年后，她试图重回FDA，毫无意外地遭到了拒绝。
芭芭拉·莫尔顿·布朗在华盛顿特区，20世纪60年代这跟我们看过的许多英雄电影一样，为众人抱薪者，总是最先冻毙于风雪。有些人可能生来就是要改变世界的。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菩萨，那么凯尔西、陶西格和莫尔顿都是。今年有一个网络流行语，“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昨天比如今更加“草台”。在20世纪50年代， FDA的高级官员几乎都没有医学背景。按照莫尔顿的说法，FDA当时的局长乔治·拉里克“既没有学过法律，也没有学过科学”，缺乏“对知识的诚信态度”，仅仅是“一名公务员，没有这个领域的背景，不过是在这里干了多年罢了”。 当时，FDA的确有一个医学部门，也有几名医学博士，但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在外面行医，在FDA的工作只是兼职。凯尔西加入FDA多少有一点儿意外的成分，她与丈夫结婚后，按规定两人不能继续待在同一个部门，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另谋他就。因此沙利度胺没有在美国造成跟欧洲一样规模的危害也并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如果我们熟悉FDA当时的工作流程，那一定会在事后感慨，美国的孕妇和婴儿躲过了这场灾难，实在只是侥幸。陶西格医生曾在事后说：“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沙利度胺会造成一种高专一性的、绝对恐怖的畸形……的确只是靠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国家才得以幸免。”
弗朗西丝和E. M. K. 盖林在芝加哥大学，20世纪30年代晚期
弗朗西丝和丈夫埃利斯以及两个女儿克里斯蒂娜和苏珊在1962年7月的一张新闻照片中在凯尔西的时代，法律规定只要FDA在60天内不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新的药物就可以自动上市出售。也就是说，制药公司拥有主动权，而FDA负有举证责任。在推崇商业自由的美国，这样的规定似乎不无道理：如果官方不能证明我的药物有问题，那么我就可以卖给公众使用。这其实是司法领域“疑罪从无”的逻辑。而在今天，情况则完全颠倒过来了。制药公司必须承担证明药物安全和有效性的责任，监管机构则默认新药是无效和不安全的，直到制药公司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安全性和效果。要完成这一举证，制药公司就需要严谨、科学的实验 设计，在验证疗效方面，必须设立盲法对照。逻辑变成了“疑效从无，疑毒从有”。在沙利度胺悲剧之前，没有法律要求必须让病人了解自己使用的是什么药物，也没有法律要求医生或制药公司必须保留药物的实验记录。这些漏洞也导致美国出生的“海豹儿”后来的维权之路困难重重，有些母亲甚至根本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服用过沙利度胺。 如果说几千、上万、几十仅仅是抽象、冰冷的数字，那么经由作者细致重现的具体悲剧则能让读者认识到，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曾发生过上万次。作者在书中写到过一对男女，他们原本像其他所有相爱的人一样度过了浪漫的恋爱阶段，而后步入了幸福的婚姻。他们或许原本可以像其他夫妻一样，幸福地生儿育女，但所有幸福都在一名不幸的畸形婴儿出生的那一刻戛然而止。作者的写作异常冷静克制，行文过程中议论极少，但恰恰是这样的只讲述不评论，却让读者感受到胸口仿佛被压上了一块巨石。比如她引述受害者后来的回忆：“我是我母亲的第七个孩子。她说在我出生前她就知道出了问题，因为她感觉不到我踢她。然后我出生了，没有腿。”再比如，“她们从麻醉中醒来，看到医生在落泪”，而护士不敢直视她们的眼睛。这样冷峻的叙述似乎并没有在控诉，但其实无一字不在控诉。书中出现的人物有上百人，其中有敏感的专业人员，试图力挽狂澜的FDA职员，勇敢的调查记者，勇于担责的医生（相比之下死命抵赖的医生更多），草包官僚，扯皮的政客，邪恶的制药公司管理人员（在陶西格医生的调查中，居然发现有7名受害婴儿是制药公司雇员的孩子），为受害家庭维权并且愈挫愈勇的律师（也有数量几乎相同，阵容更加豪华，为制药公司辩护的律师）……还有为数众多，也最可怜的无辜受害孕产妇和残疾婴儿。
光是看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就足以让人感觉到非常难过了，照片中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当时经历过何等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幕由公众安全、商业利益、政治需求三方纠缠、周旋、斗争的大戏，按照作者在自序中的介绍，她对健在的各方当事人进行了283次采访，查阅了公共和私人档案，走访过不同的法院，研究了数千份几十年前的文件，才又一次重现了这场发生在60多年前的沙利度胺之祸。那么，审视这段历史，能让今天的人吸取教训吗？ 比如，这场悲剧的重大遗产之一，是专家意见必须让位于科学实验。这个原则能被后人永远铭记吗？还是说，践踏科学原则的事注定会再次发生，而后把本可以避免和预防的悲剧带到人间？一位名叫保罗·道格拉斯的参议员曾说：“因为使用沙利度胺，欧洲国家发生了许多可怕的悲剧，我们国家也有这种病例……我们能吸取这个教训吗？还是说人类只有靠灾难和悲剧才能学乖？”如果说全世界的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或许这位参议员担心的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有些人即使看见过其他人类同胞经历的灾难和悲剧，甚至哪怕自己的同胞在历史上也遭遇过类似的悲剧，也不会学乖，因为下命令要去撞南墙的，和必须亲自去撞的，往往不是同一群人。
原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李清晨，《赛先生》获授权转载。
BOOK TIME
《苦涩的灵药》
[美] 詹妮弗·范德贝斯 著
林华 译
2025年1月出版
1粒小小的药片，如何引发“医学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致使全球上万新生儿成为四肢畸形甚至缺失的“海豹儿”；一群坚守科学原则和良知的英雄，尤其是三位杰出的女性，如何力拒沙利度胺的上市申请，避免新生儿畸形的风暴席卷美国；贪婪逐利的药企如何对已知的风险视而不见，在美国分发数百万片沙利度胺用于“临床试验”；美国官方如何营造虚假叙事，掩盖美国“海豹儿”悲剧的真相，无视美国的受害者。詹妮弗·范德贝斯（Jennifer Vanderbes），美国记者、作家、剧作家、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公共学者计划学者，作品广受好评并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出版。她还为HBO、派拉蒙等顶级影视公司创作影视剧本并担任美剧《法律与秩序》的执行剧审。 林 华（译者），联合国高级翻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30余年，曾任口译中文组组长。译有《企鹅欧洲史·地狱之行：1914—1949》《银、剑、石：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我们星球上的生命：我一生的目击证词与未来憧憬》等，译作《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2022年普利策非虚构图书奖获奖作品）获中国国家图书馆第十九届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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