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颙
生于上海，1979年出版第一本小说《冬》，迄今已经出版《雪庐》、《风眼》等八部长篇小说，并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等二十余种。曾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长篇《两间》（孙颙）简介：
戊戌变法失败后，七君子被问斩菜市口，谭嗣同的幕僚徐方白在血雨腥风中出逃，飘零在上海滩。纷纭复杂的东方开埠口岸，充满了一个古老国家在毁灭与新生间的挣扎：清王朝穷途末路出尔反尔，西洋人坚船利炮得寸进尺，各级官员为高官厚禄极尽任性糊涂，一干能臣于危局中机关算尽，革命党人尚在异国他乡积蓄着剖天之力，而江湖中正充斥着义和团血性莽撞之气……满蓄“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志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要怎样在沧海横流中完成“补天”的责任？又怎样在新旧交替的时刻先完成自身现代化的转型？铁屋子里的徐方白们只能留下“荷戟独彷徨”的时代背影……
荷戟独彷徨
——评孙颙长篇小说《两间》
李壮
编辑老师来约稿，说孙颙老师有一部新长篇，讲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之前这段黑暗岁月，一个知识分子找不到前路的哈姆雷特式的苦闷，问我是否感兴趣读读，写一篇评论。说的便是这部《两间》。这看起来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展开空间的题材——事实证明，至少从选题立意上来讲，编辑老师的这个形容确也与《两间》这部作品对应得上。当然，我并不是说哈姆雷特式的苦闷就一定能转化成好作品。哈姆雷特常有而莎士比亚不常有，写作的人本来总都是敏感的，而世间的事本来又总是拧巴的，哪个作家还不曾发现过几个哈姆雷特了？甚至哪个作家自己还不是半个哈姆雷特了？我相信任何时代任何人的那些不可胜数的所谓“找不到前路的苦闷”，大多总归是真诚、甚至也可认为是深刻的，但能不能实现有效的、有价值的思想落地和审美转化，则又是另一件事——对这“另一件事”，从我这些年来的阅读判断来说，其实是从来不敢抱太大信心。《两间》看起来又似乎有些不同，因为小说里这位“哈姆雷特”的内心和命运，同时是关乎着大历史的。哈姆雷特的内心很私密，而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大历史则很公共。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波澜起伏和转折意外，我们早早都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学到了。因此在《两间》中，最私密的纠结和最公共的痛苦之间、永远看不到答案的（非线性时间的）疑问和后人已经看到了答案的（传统线性时间的）疑问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对话、相互映衬的可能——事实上这部小说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并展示了这种对话可能。这确实是有趣的、也是该由文学来兑现可能性的地方。所以不妨先交代一下大致的故事：书生徐方白原是谭嗣同身边的智囊，戊戌变法失败后，徐方白心情坠至谷底、人身陷于险境，幸得谭嗣同身边的侠客七爷搭救，才得以逃出京城、至上海寄身谋生。在上海，新的文明气息和历史前景，既像黄浦江的江潮一样有力地涌动，又像黄浦江的江雾一样令人一时间还看不分明。在彷徨与游移之中，一对显然是江湖儿女身份的山东兄妹，忽然携带着七爷的信物，前来投奔徐方白。如何安顿这对兄妹？这对兄妹的身上究竟背负着何种秘密？徐方白这位一腔才华却彷徨阴郁的、颇有些现代知识分子意味的文人，又将如何与这两位仿佛从古典传奇中走出来的侠客相处，他们之间将会生出怎样的情感与故事？徐方白与侠客兄妹，在这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在这时序错乱的大清王朝末年，又将如何寻找自己该走的道路？……这些，就是小说主体部分要讲述的故事。简言之，在《两间》这部小说中，时局混乱，而重见光明的契机还并未到来；人正落魄，但落魄之人又还未放弃自己对时代担负的职责，并且也还正被实实在在地需要、被实实在在地感激、被实实在在地辜负。就小说主人公（也是主视点人物）徐方白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被从历史餐桌上当作垃圾被扫落到地板的人，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努力（但也似乎无望）地试图证明自己其实并非垃圾的故事。它低沉，但还未绝望；它幽暗，但还怀想着光明。是的，这是一个必须要用“但”字才能概括的故事，我们的主人公，也是一个靠“但”字才能活下去、走下去的人。说到底，这个“但”，就是错位，就是彷徨，就是“两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是鲁迅先生的诗。诗的题目，叫《题〈彷徨〉》。文人与侠
既然名字就是叫作“两间”，那么这部小说值得分析的元素和角度，也大可以用“对子”的方式铺展开。我想，第一组“对子”，当然就该放在最基本的人物形象层面，那就是“文人与侠”。先来说“侠”。在《两间》的人物结构框架里，来自山东的三郎和九妹这对兄妹，实际上是提供了主线的矛盾冲突、情节线索，或者说，是为这个故事注入了相对具有说服力的叙事动力。要知道，小说的主人公和主视角，乃是文人徐方白。而徐方白是一个几乎丧失了动力、也丧失了现代理性意义上的清晰行动方向的人：他并不是没有过方向，只不过这个方向从小说一开篇就被宣判了“死刑”——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一心追求的目标不可能实现了，他一心敬仰的谭嗣同先生也惨死在朝廷保守势力的屠刀下。覆巢之下，一颗完卵瑟瑟发抖，要紧的是赶紧逃命，至于方向，恐怕一时间已经想不起也顾不上了。因此徐方白是一个低着头四处游荡的形象，或者干脆说，他几乎一度已经像一条水桶里快要窒息的鲫鱼。那么三郎和九妹，却恰恰是像两条鲇鱼，被意外地凭空扔进了徐方白的生活之桶里——是的，我所说的就是那种“鲇鱼效应”，这对侠客兄妹搅乱了徐方白低落的死水般的生活，重新激发了徐方白的行动力（以及这些行动的系统性、“可理喻”性），也推动这个看起来还没开讲就要停滞的故事重新往前行走。这就是说，侠客兄妹带来的是“动”的色彩。这种“动”首先直观地体现在二人的身体样貌和身体状态上。徐方白初见这对兄妹时的情形如下：“徐方白走到庭院里，月色之下，隔老远，就看到了门外的客人。高高大大的汉子，铁塔似的杵在门框那儿，身后，月光勾出了另一个修长的身影。”徐方白一眼便认出了习武之人的身姿。毫无疑问，这身体是健康和美的。而在具体的身体运作状态中，浓浓的动感和能量感更是毫无遮掩：“三郎练得起劲，脱去外衣，只穿了短褂，手臂上文着醒目的长龙，随着三郎的一招一式，龙头龙身龙尾，都栩栩如生地游动起来。”在后文中，我们还将会看到，九妹这位女子，也是同样身怀绝技，堪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即便是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这还只是形象中的动感。而在更高的情节维度上看，兄妹二人从山东南下上海，无疑有更大也更加明确的行动层面上的“动”：一方面，固然是避难，袁世凯正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兄妹二人乃是义和团的成员，来上海本是逃生；另一方面，看似被动的避难也是十分主动的找寻，二人要找寻同样流落逃难至此的义和团同路弟兄们，而且还要伺机寻找洋人的枪炮据点，继续与洋人对抗掐架。正是这些行动层面的动能——它们的隐藏与暴露、压抑与释放等等——不断推动着小说故事的起承转合，也一并牵动着徐方白原本趋于静止、能量耗尽的人生，再次变得波澜变动起来。于是再来说“文人”徐方白。相比于侠客兄妹硬朗而清晰的行动力和动态感，徐方白的形象——乃至于整个人生状态——就明显显得沉思默想且虚弱茫然了许多。这倒的确是显得颇有些“哈姆雷特风情”了。这并非是我主观性的脑补，作者从小说一开始徐方白登场亮相的时候，就明确地（当然也就意味着故意地、有意识地）把这种形象与状态风格敲定下来了：徐方白站在胡同的角落，一棵大树的阴影，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他细长的身影。身子那般瘦弱，套在宽松的长衫里，松垮的衣衫被风戏弄着，时而鼓起，时而下垂，那风再猛些的话，感觉他会被轻易地裹挟走。他向来偏瘦，这段时间，吃饭也有一顿没一顿，心情处于极端紧张之中，更加弱不禁风。他吃力地睁大眼睛，风沙之中，视线变得非常模糊……他努力想看清的，是斜对面的一处门洞，那是“浏阳会馆”的大门，湖南同乡会的会所。门匾的下方，站着条汉子，粗粗壮壮，模样却看不分明，到底是熟悉的同乡，还是凶狠的清廷捕快？徐方白分辨不出，就踌躇着，是否要现身走过去。他往前跨了半步，眯缝着双眼，努力望去，依旧看不准。瘦弱疲软自是不消说的。格外有趣的还有视力问题：他看不清。在一种追捕和逃命的语境里，这可实在是要人命的短板。更深一层来讲，视力问题以及视力问题背后总体性的身体能量危机问题，其实也正是一种所谓“疾病的隐喻”：肉体看不清世界、找不到路，思想和灵魂也是一样。不要忘记作者是如何一早便交代了徐方白视力问题的由来：“科考前的那几年，在长沙老家苦学，每日挑灯夜读，虽然仅仅得了个秀才的功名，已经让他付出极大的代价。视力明显减弱，稍稍远处的东西，瞧着影影绰绰，只看得清三四成。”你看，徐方白是科考出身，从底色上说，他其实是旧时代思想的遗老。但遗老一说其实又不准确：一方面是徐方白就年纪而言实在不够老，另一方面是徐方白就成就而言也实在不够高——在旧思想的评价体系内，他不是状元，甚至都不是进士，仅仅是个秀才而已。一套即将作古的思想话语曾参与了对他的塑造，伤害了他，却什么实际性的利益（哪怕仅仅是光荣）都不曾给他。这是一种巨大的尴尬：他曾经去走一条看似正常和经典的路，但没有走通，他和那条路之间相互都没有接纳。当然，也幸亏没有接纳，徐方白因此走上了变法的道路。小说没有提及太多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及动机，也甚少正面描写他在维新变法的事业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从相关人等对他的态度，对当年任务的一些隐约提及，以及许多回忆细节里徐方白对谭嗣同的熟悉度而言，这种作用应该并不小，却也不能算很核心），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徐方白对那条道路是确信的，这个视力不好的人在那时真的相信自己看清了人生，也看清了世界。正因如此，在小说的主体故事里，变法失败后的徐方白又看不清了。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是可信的，还有什么路是应该走的。许多选项摆在他面前：从事翻译校对引进先进思想、参与教育启蒙事业、靠近现代报业传媒撰文写书，甚至干脆就是去做官……这里面，有的路他拒绝了，有的路他试着去走了几步（一种很典型的“且先走着吧”的心态），但我们知道，没有哪一条路是他真正认准了的。在小说结束之后、徐方白的生命结束之前，一定还有许多许多的“走走看”和“不走了”的摇摆轮回在等待着他。与侠客兄妹二人的风风火火相比，徐方白的人生状态就是“看不清”“走不动”，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从犹疑到明确再到更大更凌乱的犹疑，最终陷于各种路径的纷扰喧嚣之中，迟迟找不到自己的路。这是一种巨大的分别，然而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形象状态，在碰撞中又产生了张力：一种形式上的共振（文人与侠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并结成了临时性的命运共同体），让徐方白被迫——但也热情满满地——在现实生活的小逻辑（而非社会历史的大逻辑）层面行动了起来。徐方白开始盘算和安排：为三郎联系工作、向兄妹二人介绍时事世事、伺候九妹生产，甚至要把那些纯粹表演性（欺骗性）的婚礼等仪式操办妥帖……文人的哈姆雷特式不断耽溺的行动指针，终于在侠客的在场影响下，被重新拨动着走了起来。一个要停，一个要动，“两间”对峙的张力，促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如今故事的确是向前推动了，行动和因果都被重启了，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一种本质性的合流。最终，文人还是文人，侠也依然是侠，话语和心态的隔离始终存在：对于世界和历史的判断，徐方白与三郎及九妹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侠客们是不读书的，他们遵从的是直接但也过于简单的快意恩仇逻辑：他们信任自己的伙伴，为此做事可以不计后果；他们仇恨洋人，便一股脑儿地把有关洋人的一切斥为邪恶、化为对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理对他们是讲不通的，现代外交逻辑乃至现代文明的概念，也是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和接受的。看似充满古典光辉的侠客风范背后，乃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头脑蒙昧，《两间》其实依然隐藏着启蒙叙事的叹息或变音。这是一种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历史判断与人性判断之间的巨大悖论：侠客爽朗的行动激情背后，是无知和鲁莽（用一个更重的词，甚至可以是“愚昧”）；反倒是又虚弱又颓唐的文人徐方白，拥有更独立、也更贴近现代理性价值的精神人格。在此意义上，风风火火与茫然颓废，其实是历史风云导致的应激状态下，生命激情的两种不同呈现向度——它们一体两面，同时对抗摩擦。我前面说过，三郎和九妹这对兄妹，提供了《两间》这部小说主线上的矛盾冲突、情节线索、叙事动力。而我在此又要补上后半句：尽管如此，终究还是那个看起来让人着急、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徐方白，才能给小说提供更深层、更具历史纵深的思想省思和情绪底色。侠客的行动牵引着《两间》骨架血肉，文人的踌躇则注入了《两间》的气息和魂。（未完待续，全文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4秋卷）
本文作者：
李壮
青年评论家、青年诗人。1989年12月出生于山东青岛，现居北京，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有文学评论及诗歌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理论家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雪峰文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等。著有诗集《熔岩》《李壮坐在桥塔上》《午夜站台》、评论集《凝视集》《亡魂的深情》。
2025《收获》征订
途径1：邮局订阅《收获》双月刊6本，邮局征订代码4—7
途径2：《收获》微店订阅，设立三种订单，赠送礼品帆布袋。出版一本快递发送一本。征订活动期间特惠包邮。
《收获》微店二维码
《收获》长篇小说2024秋卷11月18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