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泪洗痛：良性受虐狂的本质、测量和功能
这项研究着眼于所谓的良性受虐狂，也就是人们对本质上不愉快的体验（比如坐过山车）出现的一种似乎不合逻辑的享受。研究首先验证了良性受虐狂量表（Benign Masochism Scale, BMS）的结构，然后探究了性别在这个量表得分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得分与适应文化的程度之间的联系，来判断一个人对主流文化的融入程度是否与良性受虐狂有关。此外，研究还试图确定良性受虐狂是否具有类似于吸毒或自我伤害等行为的情绪调节功能。参与这项研究的585名参与者（其中51.1%为女性）完成了BMS和一系列关于寻求刺激、冲动行为、情绪调节困难及文化适应度的问卷。研究结果表明，良性受虐狂在不同性别和文化背景的参与者中表现出显著差异。尽管在BMS得分、冲动性、寻求刺激和情绪调节困难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但这些因素对BMS得分的解释能力有限。尽管良性受虐狂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一些已知的临床现象，如吸毒和自我伤害，但其背后的机制似乎与众不同，这一普遍但相对少被研究的现象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Samantha P. Spoor & Julia M. Hormes (2024) Crying the pain away: the nature, measurement, and function of benign masochism,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1-11, DOI: 10.1080/00224545.2022.2071669
成年期依恋倾向对面部模仿无调节作用：一项肌电图研究
该研究探索了个体内在的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源自依恋关系动机是否影响他们参与面部模仿（Facial Mimicry, FM）的程度。共有100名参与者（平均年龄24.54岁，标准差3.90岁）被要求观察表情快乐、悲伤和中性的面孔，研究者使用肌电图技术记录了他们的面部肌肉活动。通过依恋风格问卷测量了依恋，该问卷为痴迷和排斥风格提供了一个多维度概况。研究假设痴迷风格和排斥风格会分别以高和低的内在结交动机为特点，显示出增强和减弱的面部模仿。然而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确实表现出快乐和悲伤的面部模仿，但依恋风格并没有显著地预测面部模仿。贝叶斯因子分析对假设零支持，表明成年人的依恋风格并不预测面部模仿。
Stefania V. Vacaru, Johanna E. van Schaik, Lukas Spiess & Sabine Hunnius (2024) No evidence for modulation of facial mimicry by attachment tendencies in adulthood: an EMG investigatio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12-26, DOI: 10.1080/00224545.2021.1973946
权力与性别歧视的对抗：实测与操纵权力对对抗行为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勇敢面对和指责带有偏见的行为和言论所带来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帮助防止未来的偏见言论和减少对刻板印象的依赖。但研究显示，人们往往不太愿意面对偏见，特别是在性别歧视的情况下。我们研究了个人感觉自己有多大权力对直面性别歧视的可能性有何影响。权力感通常能激发人们采取行动。在第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那些感觉自己有更大权力的人更频繁地指责性别歧视行为。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女性的权力感，然后观察她们是否会指责一句性别歧视的言论。结果表明，那些被激发出强烈权力感的女性更可能指责性别歧视的言论，并且比那些感觉无力的女性更加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言论。这项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如何更有效地面对和反击偏见言论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Nicholas P. Alt, Jenniffer Wong Chavez, Cheryl L. Dickter & Margaret J. Shih (2024) Power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sexism: the impact of measured and manipulated power on confronting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27-42, DOI: 10.1080/00224545.2022.2122767
焦虑如何影响非捐血者的捐血意愿：道德解除和正念的作用
血液捐献焦虑是捐血的一个主要心理障碍。但目前尚不清楚焦虑与捐血意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哪些因素能缓解焦虑的负面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我们提出了一个模型，解释了捐血焦虑与捐血意愿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三阶段的在线调查收集了425人的数据，并使用SPSS 24.0软件进行了分层多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捐血焦虑与捐血意愿之间的负面关系是通过道德解除来中介的。同时，我们发现正念在捐血焦虑与道德解除的关系中起到了缓冲作用，也在捐血焦虑通过道德解除影响捐血意愿的间接关系中起到了缓冲作用。我们的发现加深了对捐血焦虑负面后果的理解，并证明了尽管捐血焦虑的成本很高，但它是可以被管理的。
Liangyong Chen, Yufeng Zhou, Sai Zhang & Mo Xiao (2024) How anxiety relates to blood donation intention of non-donors: the role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mindfulnes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43-58, DOI: 10.1080/00224545.2021.2024121
生物本质主义、性别观念与家务和育儿分工：比较男性照顾者/女性养家者与传统家庭
这项研究探讨了个人的社会心理特征在家务和育儿责任分配中的作用，比较了角色逆转的父母和传统角色分工的父母。共有353名有小孩的父母参与了这项调查，完成了详细的问卷。正如假设的那样，角色逆转的参与者表达了更平等的性别观念，并且相较于传统角色分工的参与者，他们更不倾向于支持生物本质主义的观念。研究进一步发现，父母的性别观念和生物本质主义观念相互关联，并预测了他们在育儿和家务中的参与程度。最后，母亲的门户守卫行为在她们的性别观念和生物本质主义观念与参与家务和育儿活动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这些发现揭示了父母观念如何塑造家庭工作分配的潜在机制，并可能导致家庭中更多的平等。
Mariana Pinho & Ruth Gaunt (2024) Biological essentialism, gender ideologies, and the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childcare: comparing male carer/female breadwinner and traditional famili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59-75, DOI: 10.1080/00224545.2021.1983508
当信任支持移民的知识权威时，有认知封闭需求的本地居民可能认可移民的经济效应
以前的研究发现，对认知封闭的需求（NFC），或者说对知识确定性的渴望，通常与对移民等外群体的负面态度相关联，可能是因为这些群体代表了变化，或者是由于人们倾向于右翼政治所带来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然而，理论上，有这种需求的人倾向于稳定和确定的知识，而不关注具体内容，所以当这些人得到积极的信息来源时，他们也可能对移民持积极态度。在两项研究中（共397名参与者），在控制了参与者的政治取向后，我们发现当移民的积极效应得到知识权威的认可时（第一项研究），有认知封闭需求的个体更可能接受移民，但这种情况只在他们信任这一信息来源时发生（第二项研究）。
Conrad Baldner, Antonio Pierro, Alessandra Talamo & Arie Kruglanski (2024) Natives with a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can approve of immigrants’ economic effect when they trust pro-immigrant epistemic authoriti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76-91, DOI: 10.1080/00224545.2021.1988498
感知到的价值观威胁与对健康障碍的恐惧相关
健康障碍是指身体和精神功能方面的问题，可能是疾病的结果或治疗的副作用。对健康障碍的恐惧在决策和行为中扮演重要角色。人们可能因为相信健康障碍的危险性而感到害怕，也可能因为这些障碍威胁到重要的价值观。然而，尽管研究了认知评估在对健康障碍的恐惧中的作用，但动机的作用却不那么明确。为了填补这一空白，这项研究分析了价值观作为动机构造在对认知、运动、感官障碍以及生殖功能障碍和毁容性障碍的恐惧中的角色。参与者评估这些健康障碍是否令人恐惧，并评估这些健康障碍可能如何威胁到价值观，并报告了他们的价值观优先级。人们认为健康障碍更可能威胁到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如变革开放和自我提升），而不是以社会为中心的价值观（如保守和自我超越）。对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威胁与对健康障碍的更大恐惧相关。
Marina Iosifyan & Galina Arina (2024) Perceived value threats are related to fear of health impairment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92-111, DOI: 10.1080/00224545.2021.1979453
新妈妈的浪漫依恋与支持的适当性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探讨了支持接受者的依恋焦虑和回避行为是否与他们从恋人那里收到的社会支持是否符合实际需求的程度有关。在第一项研究中，245名初为人母、正处于恋爱关系中的女性参与了本研究，她们使用自我报告的方式评估了过去一个月内的支持感知。在第二项研究中，我们试图使用体验抽样方法复制这些发现，以检验母亲日常生活中的依恋和瞬间支持感知之间的关系（参与者数量为40）。结果表明，母亲高水平的依恋回避或焦虑与对支持匹配的负面评价有关。接受符合母亲需求的支持（即适当的支持）对情绪有益，但对关系满意度或母亲效能感的看法并无积极影响。
Saul Mcleod, Katherine Berry, Peter Taylor & Alison Wearden (2024) Romantic attachment and support adequacy in new mothe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112-135, DOI: 10.1080/00224545.2021.2006125
我希望我的伴侣能让我改变：预期的关系自我变化与关系结果
关系自我变化的二维模型（TDM）提出了浪漫关系可能引发的四种自我变化类型：自我扩展、自我污染、自我修剪和自我收缩。先前的研究显示，这四种关系自我变化与关系结果相关联。之前的研究还表明，浪漫关系中的积极幻觉和期望可以导致积极的关系结果。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探讨了这四种预期的关系自我变化如何影响未来的关系满意度和承诺。结果表明，参与者预期的自我变化高于三个月后的实际自我变化，但他们的预期自我变化和实际自我变化是相关的。在他们关系的第一阶段，参与者的关系满意度和承诺与他们的预期自我变化相关。然而，在控制了第一阶段的关系满意度和承诺之后，预期的自我变化预测了三个月后的承诺，但并不预测关系满意度。
Lijing Ma & Eddie M. Clark (2024) I hope my partner can make me change: expected relational self-changes and relational outcom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64:1, 136-148, DOI: 10.1080/00224545.2021.20088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