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尚进（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
中国经济的下滑到底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这一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不仅是国内的人关心，国际投资者，各国政府都很关心。中国从2012、2013年开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到底多少成分是结构性因素多少是周期性因素，搞清楚这个很重要，如果速度下滑主要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总需求管理就是有针对性的药，但如果主要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需求性的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把事情搞僵，这时候结构性的改革就变的更加重要。
到底增长速度从我们习惯的10%左右到今天6.7%左右的下滑，结构性和周期性是哪个因素在起作用呢，当然是两个都有作用。比如周期性因素世界经济的强弱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作用，中国经济对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敏感性大于美国，总出口总进口占GDP比重大约比美国高一倍，同样，世界经济的乏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负面影响，所以这显然是因素之一。
我个人的判断，结构性因素对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力要更大，那我们谈结构性因素是指什么呢，我认为是有三大结构性因素，第一是劳动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全世界约160多个发展中国家里面，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排在倒数第二，比多半的国家劳动力都便宜，到了2000年左右，已经排到当中了。
到了今天，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很少有国家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贵的了，所以工资的快速上升是过去30多年经济改革开放增长的成功，工资增长对任何拿工资的人都是好事，但是同时也表明有很多行业很多中国经济能够做的事情曾经是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的，到了今天劳动力成本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没有竞争力，比如说拉詹教授曾经服务过的印度，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一半，或者1/3左右，印度和中国几乎劳动力大军几乎同样大。
还有别的国家，孟加拉国也是一个大国，越南也是大国，越南有一亿人口，他们的劳动力成本都要比中国的低，所以同样要拼成本，拼不过人家，之所以还可以和人家拼，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比他们完善一点，效率相对来说好一点，你把基础设施的物流成本加上劳工成本，出口环节上加上劳动力成本的话还有一些竞争力。但是最终多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都需要退出来，这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而历史、经济学逻辑和跨国经验同时表明，经济转型速度就会下来，因为接下来经济需要增长，不能靠劳动成本，需要拼新的想法、新的产品，需要创新，需要拼提高生产效率的速度，这个要比拼劳力难，所以历史经验表明这会造成增长速度下滑，这是结构因素之一。
结构因素之二是人口，讲到人口，这有几个维度。中国曾经就业年龄人口增长非常快，但是这个现象到了2012年开始发生了转折，2012年开始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长率由正转负，背后的原因当然部分是因为80年代初开始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另外两个和人口有关的比例，即非工作年龄人口和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这也恰恰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过去和现在两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特征，即从1980年到2012年左右，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出生小孩数量要比让家庭完全自由选择的数量要少，使得需要抚养的人口相对于工作人口比较低，所以中国出现了非自然的人口红利。
但同样的政策因为在1980年之后的很多时间出生的孩子要比自然出生孩子数量少，结果到今天，进入劳动市场的人数要比自然规律要少，而他们的祖父母辈的人在退休。2012年开始，人口被扶养人和就业的比例，曾经是非自然的有利到今天变成非自然的不利，现在这种不利仍在加剧。
另外，性别比例，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推行，中国很多父母都希望生的孩子至少有一个男孩，一旦限制孩子的数量之后，人口中出现另外一个现象，即人口政策造成性别失衡越来越严重，男婴超过女婴比例越来越大。
多半国家夫妻中丈夫会比妻子年龄大一点，如果人口正增长，从0岁到20岁又是小男孩男青年自然死亡的概率稍微高一点——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但中国现在不是这样，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造成了出生婴儿的男女比例远远超过自然的比例，在顶峰的时候2009年新生婴儿中男女比例是119：100，正常是106:100。出生的时候性别有失衡，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失衡，这是很多男孩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
这和经济增长什么关系呢，有几个渠道，一个是性别失衡时，中国平均情况下每9个男青年里面有1个找不到老婆，潜在老婆数量不够。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提高自己的婚姻竞争力，反应之一是提高自己的储蓄，提高储蓄具体的做法是买房子，没有房子怎么能说服人家嫁给你。
第二个是多打工，多创业赚钱是提高自己效率另外的办法，据我们的估算，由于性别失衡，造成对增长降低的贡献大概两个百分点，所以这是性别失衡和增长的关系，但是到了2009年之后开始也有一些下滑，2009年是新生婴儿性别失衡的峰值。
第三个结构性因素。今天，美国的后任总统又说要对进口加税，又说贸易协议等等，但是这个现象并不其实于下任的美国总统，刚刚拉格拉姆·拉詹教授提到过，全世界虽然名义上很少有国家把正式的关税提高过，但是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很多，其中包括反倾销，非关税壁垒恰恰受到最大影响的是中国，反倾销理论上可以是好的政策，但是实践中经常被作为一个保护主义的工具来使用，这方面包括反倾销战略广义关税在上升，由于中国是高度开放性的经济，所以这也给中国增长产生一定影响。
最后三个结构性的因素，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们来反思一下。第一，如果工资水平的上涨是GDP速度的一个结构性因素的话，应该怎么办？出路就是靠创新，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来抵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中国能不能创新呢？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悲观的话，很容易找到悲观的历史，因为对于中国，人家常常说是会抄袭，会做低质量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出真的创新型的东西。
要找乐观的例子也有，比如说几周前是圣诞节，美国是很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卖的最最红火的礼物是无人机，卖给家庭的无人机是百脑汇，深圳的大疆公司卖无人机据说占圣诞节总销量的70%，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它可以把无人机做的很好，有非常创新的高科技内涵，同时可以压缩成本，1500美元可以做的非常好，并且避撞。
但是卖的最最好的一款翅膀可以收起来的，可以放到背包里面的。最最便宜的可以做到400美元，什么概念呢？比苹果手机还便宜，所以现在越来越变成是中产阶级想要买的，等于是娱乐型的玩具。智能手机，接下来无人机是首选的项目之一。所以无人机是一个很好的中国企业自己创新的一个例子，当然还有腾讯，还有华为等等。
问题来了，你有不能创新的例子，你也有创新的例子，到底整体上怎么样，我和我的合作者看到数据得出的数字，得出的结论比朱民院长更加乐观，只要有机会，你要逼他一下的话，中国企业可以创新，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企业是不能创新的。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需要结构改革，什么样的结构改革呢？创新的资源有大量的资源错配，比如，中国的创新资源政府补贴，创新需要补贴，因为很多创新活动是公共产品，有外部性，但是中国政府对创新活动的补贴主要去的是国有企业，我们虽然可以想象到一两家大的企业，中石油等等有很多专利，但是创新活动，包括专利，大部分专利来自于国内的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国家对创新活动的支持是倾向国企，等于把资源给了创新低效率的企业，所以创新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是要改变资源的错配。
另外对高工资的政策需要做的是提高全要素的增长率，第二关于人口，怎么办，我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人口红利渐行渐远，现在政府高层也承认，怎么办？15年底政府把计划生育政策做了调整放松，从一胎政策变成二胎政策，是人口对增长贡献的一个存证。这里我要解释一点，15年计划生育的政策，普遍二孩的政策对政府的影响，需要区别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在短期和中期之内这个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负的，因为你再有水平，也没有一个夫妻能够生出20岁的孩子，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劳动年龄的人口并不会因为普遍二胎政策的推出而变化，但是需要被抚养的人口增加了，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由于普遍二胎的政策，被抚养人口和就业比例被恶化，当然长期以后最后会出现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