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期的吴兴华
也许你要问，吴兴华是谁？
这么说吧，1986年，曾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学者哈罗德·谢迪克重访燕园时，这样提及当年教过的学生吴兴华：“他（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文学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教授，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1941年7月24日，刚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吴兴华在给同学宋淇的信里写道：“我明天就回家了，以后你写信到我家最好，地址是：东单西裱褙胡同廿四号。”
2016年5月，我拿着手机，看着电子地图，在北京城里寻找东单西裱褙胡同。在热闹的长安街旁，巨大的高楼下边，我没找到“西裱褙胡同廿四号”，但找到了“23号”。“23号”是一个四合院，里边是于谦祠。大门紧锁。这里已经有十多年没对外开放了。没什么人会注意到这里。院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存在着，像是穿越而来。
于谦祠当年是杭州会馆的一部分。于谦是杭州人。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之变”。兵部尚书于谦指挥了北京保卫战，挫败敌军，使其退出关外，大明江山得以保存。
吴兴华的父亲是杭州人，母亲是绍兴人。一家人原本生活得不错，但抗战中，北京沦陷，父母相继病逝。吴家人向杭州会馆申请到了狭小的房子，住了进去。
也许你要问，吴兴华是谁？
这么说吧，1986年，曾在燕京大学执教的学者哈罗德·谢迪克重访燕园时，这样提及当年教过的学生吴兴华：“他（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文学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哈罗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教授，西方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
苦中作乐
“胡同已经没有了，但那座小楼还在。”这是吴兴华弟弟吴言记忆里的杭州会馆。此地留下的建筑大抵跟当年差不多，但周围环境已经巨变。于谦祠旁边是农业银行，吴言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工作。
吴言几次拿起笔来，想写一些关于三哥吴兴华的事，却都作罢了。他觉得，三哥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他都不够了解。“我是没有资格去写他的。”可是，当吴言看到三哥的女儿和自己的女儿通信时，说起家人那些模糊的往事，他心里感到难过，觉得应该写一写自己的三哥，写一写那些快要被遗忘的时光。
我在北京的一个部队大院里见到了88岁的吴言。他把我带到了过去。
吴兴华比吴言大八岁。“三哥自幼聪颖好学，理解力和记忆力都是超群的。”吴兴华的中文和英文在班里是最好的，数理化也很好。他五岁上学，连续跳级，考入燕京大学时还不满16岁。
吴兴华有读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书架上的诗集，他背得烂熟，谁只要读出一句，他就可以背诵全篇。“我要不是他弟弟，亲眼所见，我都不相信。他的记忆力太惊人了，我已经88岁了，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记忆力比他好的人。”
酷爱诗文的吴兴华，曾把家里的兄弟姐妹组成诗社，每人定期都要交自己的代表作，汇成诗集。“我用过一个笔名，叫‘杨家帆’，就是在家庭刊物里用的。”吴言说。
少儿时期的吴兴华与家人（后排中立者为吴兴华）
考入燕京大学后，吴兴华住校，放假才回家。在吴言的记忆里，有一年冬天，吴兴华没有按时回家，家人十分焦急地等待着。吴言和五姐突发奇想，偷跑到门外去拉门铃。铃一响，院里便欢呼起来。“兄弟姐妹们争先恐后跑来开门，母亲穿一件灰色的棉袍，也紧步跟在后边。开门后看见只有我俩，兄姐们七嘴八舌地大骂，母亲没讲什么，但眼中明显流露出失望的神情。三哥很快回来了，听到大家讲述后，放声大笑。”吴言说，“那是我家最幸福、最欢乐的时刻。但噩运很快也降临了。”
父母相继病逝后，他们住到了杭州会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封校，留校任教的吴兴华回到了杭州会馆，兄弟姐妹再次相聚时，世间况味已完全不同。“那是最黑暗的几年，而我们又有着不同于一般家庭的特殊困难。祖母八十多岁，住在一起的七个孩子中，五姐和我只有十三四岁，全家八口挤在一起，几乎喘不过气来。晚间，三哥怕影响弟妹睡眠，总是在两个院落间的过道里摆一张躺椅，除了冬天外，他整夜在那里读书、休息。有时，我们深夜醒来，常能望见过道里一盏台灯的微弱光亮。那时我们吃不上正经粮食，只有日本人配给的混合面，那是由豆饼、花生皮、树皮等混合研磨的粉面。三哥和我们一样，一边啃窝头，一边看书。”
在吴言的记忆里，从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投降，是吴兴华和家里弟妹们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他们在一起看书、写诗、讨论问题。吴言的五姐写过一首诗，得到了吴兴华的赞扬——“忆昔当垂髫，无忧终日嬉。家人聚一堂，欢歌奏竹丝。呀呀父执前，学唱咏怀诗。何期父母逝，复与兄姐离。寄居依亲戚，拘谨寡言辞。一夜弦歌响，起听有所思。星月照邻院，荧寒异儿时。忽然曲声止，唏嘘难自持。岂徒哀身世，兼为歌者悲。欢娱去不返，流年逝若飞。方看春草生，瞬息秋草萎。从此愁如草，交纠无尽期。”
苦中作乐，相濡以沫的生活并未持续多长时间。“老祖母去世后，三姐得了肺结核。不久，五姐、四哥也倒下了，两姐先后病故，四哥病到1960年代去世。”吴言说。
吴兴华深受打击，变得消沉，自己也受到结核病的感染，虽没继续恶化，但也失掉出国读书的机会。“他（吴兴华）考取了奖学金，原本要追随谢迪克读硕士，然后入哈佛。”
1945年，周煦良就认为吴兴华“可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他评论吴兴华在1937年发表的一首长诗《森林的沉默》，“就意象的丰富、文字的清新、节奏的熟谙而言，令人绝想不到作者只是16岁的青年。”
仍然等待着东风吹送下暮潮
陌生的门前几次停驻过兰桡
江南一夜的春雨，乌桕千万树
你家是对着秦淮第几座长桥
吴兴华对自己的诗歌追求存在着纠结：“我徒然的运斤㓸削着言辞和意象，结果不能复产出理想的十分之一；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熟悉的喉音，而惊觉自己还是在这劳苦的世界里。”
对吴兴华诗歌写作影响最大的也许是里尔克。他曾翻译《里尔克诗选》，对里尔克诗歌的选译体现了他的文艺思想。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张泉对此做过研究。他发现，吴兴华选译了里尔克《画册集》第二部第二卷中的《乞丐的歌》，并且作了题解：它是《声音——九首诗和一篇序曲》里的一首，写于巴黎。“这一组诗系描写贫穷与不幸者的心理，因此在里尔克作品中占有着特别的地位。”张泉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吴兴华从新诗甲乙集中选译了20首诗，唯独没有译介被认为是里尔克重要代表作的《豹》。“吴兴华更留意里尔克的积极方面。”
吴兴华全集
吴兴华是一个关心时代的人。有一年春节，吴家小孩每人得到一个银元作为压岁钱。“吴兴华建议大家把钱都捐给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吴言说。
瘦弱的吴兴华在崇德中学读书时，常受到一些同学的欺侮。一个叫孙以宽的同学出来保护他，两人成了好友。但后来产生了分歧，孙以宽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把中国建成强国，吴兴华难以认同这样的观点。吴兴华那时候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两人之后再不来往。吴兴华和孙以宽的弟弟孙以亮关系倒是一直很好。孙以亮是吴兴华在燕京大学的室友，后来成为了著名演员，他以“孙道临”的名字为世人所知。
燕京大学被封校后，吴兴华进入北京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工作，另外做一些家教，补贴家用。
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曾是吴兴华的学生。陈琏当时在北京贝满中学当老师，想提高英语水平，经人介绍，吴兴华做了她的家庭教师。陈布雷是国民党的“文胆”，蒋介石的“心腹”，陈琏却瞒着父亲，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1947年，陈琏与丈夫袁永熙在北京被捕，解赴南京，在陈布雷的疏通下，蒋介石才准予释放。陈布雷在1948年自杀。
国共内战时期，吴言和吴兴华都参加过学生运动。“那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大家互相不问家里是做什么的。许多人其实是国民党大官的子女，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入到这些运动中。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讲了当年我们北平的这拨学生。”
吴言原本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上学，大二的时候，他从北京去了解放区，在那里，他把自己的本名“吴兴邦”改为“吴言”。当他再次回到北京时，是作为摩托化步兵的一员，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这是1949年的开国大典。
暴风雨之前
1949年之后，吴言和吴兴华见面也不多。他们常常通信。“有一次，他在信中说，几代人想报效国家、民族，都没有机会，我们好好工作吧。”1956年，吴兴华把一套珍藏的线装《资治通鉴》寄给了吴言。“往事历历在目，虽然都是些平凡琐碎的事，我却无法忘掉，这对我的一生都有着影响。”
吴兴华的好友宋淇去了香港。1952年1月17日，身在北京的吴兴华在给宋淇的信里写道：
此地现在正全力的肃清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已形成大运动。
我本来也有去“参观”土改的可能，但国家因财政困难，已大大减削了名额。
我的女友已去参加土改。她本来是一个彻头彻尾只会享乐和玩的孩子，现在来信也大有进步。可见那一场经验是极动人的。革命就好像是一个大熔炉，良非虚言。她今夏即将毕业，所以我们今夏可能就要讲到终身大事。
在下一封寄往香港的信里，吴兴华告知了自己和妻子谢蔚英的婚讯，并附上照片两张。
在北京双井附近的社科院宿舍楼里，我见到了谢蔚英。
吴兴华和夫人谢蔚英及两个女儿
“我与兴华相识于 1949 年，我是他英文班的学生，当时常常为了我迟交作文而在下课时想溜号而被他逮住。当时我是个爱玩活跃的人，后面也总有一群拜倒的人，但后来我和兴华的感情与日俱增，原因是他始终对我坚贞不二，而且我极为敬佩他的为人和他的学问。”谢蔚英是广东人，在香港长大，1952年毕业前曾想回香港工作，连介绍信都开好了。在吴兴华的坚持下，他们留在了北京。
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一些院系合并之后，吴兴华出任北大西语系副主任及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此时不过三十出头。
吴兴华的才华继续惊讶着世人。“兴华除了中外文学，对中外历史亦十分精通，他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当时北大历史系邓之诚老教授对他最为器重，每遇历史上的难题，总把他找去一同切磋，兴华也每每能说出某人、某时代及出处。”谢蔚英说。
宋淇回忆跟吴兴华切磋学问，“像虬髯客遇上李世民，怎样追也望尘莫及。”吴兴华没有出过国，可他不但精通英语，法、德、意等语言一学便会，全班第一，还能阅读拉丁文和古希腊文。
他曾在信里跟宋淇说，不论是英、法、德、意哪一种语言，只要是好诗，别人一提起，他便能立即说出它形式上的细节、内容的好坏，否则他便回家再念十年书。
吴兴华被认为是钱锺书式的人物。他对钱锺书极钦佩，而一向被认为傲慢的钱锺书在出新书之前，也会找他切磋。吴兴华在给宋淇的信里，提到钱锺书时，写过这么一段：
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警辟，使我不胜钦佩。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门求教，请你若见到他时，代我转致倾慕之意。近来我总没心念英文，也找不到一个有点脑筋的谈谈英美文学，此地大部分号称主修英文的人，等毕业了，关于整个世界文学的智识，还赶不上我们大一的时代。
这段话说明了吴兴华跟钱锺书的关系，也看出吴兴华不大瞧得上当时的英美文学研究者。信中所指的《杂感集》，就是《谈艺录》的初稿。
“钱锺书最早出《谈艺录》的时候，我父亲给他提了许多建议，他们就是那样认识的。”吴同说，“他们后来都曾经在北大西语系工作。我妈妈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钱锺书后来到了社科院，跟我妈妈又成了同事。钱锺书家跟我们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原因之一就是钱锺书跟我爸爸在学术上谈得来。”
有一段时间，钱吴两家人是邻居。那时候，杨绛正在翻译《堂吉诃德》，吴同还帮她抄过书稿。“那时候，我老去她家，抄完书稿后，她就老和我聊天。在谈到我爸爸和钱锺书的关系时，她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这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她觉得，我的父亲和钱锺书是知音。”
天才的悲剧
在吴同的记忆里，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回到家里，吴兴华总是坐在那儿看书。她喜欢给自己的父亲念书的段落和自己写的作文。“我爸爸在那儿看书，我就在那儿大声朗诵，朗诵完了我就说，我念的你都没有听见。他说，我听见了，要不要给你重复一遍。我说，好。然后，他就几乎能一字不差地给我念出来。”
随着吴兴华在北大被划成右派，这样平静安宁的生活被打破了。“我小的时候住在中关园，中关园是北大教职工的宿舍，经常会有人来骂我们，骂粗话，骂得很难听。我上的是北大附小，也会因此被欺负，我告诉我爸，我爸总是跟我说，唉，躲开一点，不要跟他们吵。我爸被划成右派以后，自己的亲人受到欺凌，这是让他最难过的一点。”
谢蔚英和吴同
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他在北大曾批评：为何英美文学教学研究要用苏联的方法？被划为右派后，吴兴华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可是，有眼光有学识的人还是不断地找他。在此期间，他校译了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为杨宪益校订《儒林外史》译稿，为罗念生校对文稿，为李健吾翻译了拉丁及希腊文戏剧理论……
几年之后，1962年，批判苏联教学法的吴兴华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吴兴华曾对谢蔚英说，40岁前是他苦读的准备阶段，40岁后他有不少雄心壮志，要着手一一完成。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吴兴华开始了他的两项大计划。
一个计划是，根据意大利原文翻译《神曲》。
另一个计划是，写一部以柳宗元为主角的历史题材小说《他死在柳州》。他对谢蔚英说，闭上眼睛，一幅唐代景象呈现在我眼前，风俗习惯，衣着打扮，人来人往，宛如置身其中。
这两个雄伟的计划只开始了一小半，“文革”开始了。“为了怕人说‘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他忍痛烧毁书稿，只经我偷偷留下一小章节他译的但丁《神曲》。”谢蔚英说。
吴兴华以前所有的“罪名”重新被提起，各种大字报贴满了他的家门。
吴同像讲述眼前发生的事情一般回忆了1966年的8月2日。
我爸爸这个人记书里的东西记得那么好，但是生活中的事他永远记不住。他永远记不住什么东西放哪儿。我小的时候，他骑自行车上班。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要帮他找车钥匙。他每次回家，把车钥匙随便一放，然后就忘了。我跟他说过好多次，爸爸，你进屋以后，有个小桌子在门的那儿，你就放那儿，但他还是乱放。8月2号那天，我们家被大字报糊满了。那时候学校不上课了，但系里让他去一趟。他要骑车出门，车钥匙又不知道放哪了，我就帮他找车钥匙。找到以后，我把钥匙给他。他就跟我说，如果万一我有什么事的话，希望你能照顾好你妈妈和你妹妹。我妈妈那时候37岁，妹妹5岁。他这么一说，我就哭了。我看我爸爸很难过，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拿了钥匙，骑车就走了。
8月2号中午大概下午1点的时候，北大西语系的杨周翰来敲我们家门，他说，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在北大校医院。那时候，我妈妈在城里的社科院上班，当时也没有电话什么的，没法通知她。我们住在北大，我就跑到校医院。我看到了爸爸，他就被扔在走廊里头。我怎么叫他，他都没有任何反应。等我妈来到医院的时候，爸爸的脸都发黑了，人都变色了。后来，他被送到了北医三院，然后，就没有后来了，我失去了爸爸。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特别热。
吴兴华的具体死因至今成谜。
遥远的美好时光
父亲去世三年后，吴同去了北大荒。她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三言二拍》。到了那里，别人说，来了这里，你还念什么书，那两本书也给烧了。
九年之后，吴同回到北京。那时候吴兴华还没有平反，吴同没有像其他北大西语系的家属那样被照顾进系里工作。她进入乳胶厂，做了一名工人。1979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1983年毕业后，她考了GRE、TOEFL，拿到了奖学金，出国留学。之后，她就一直留在美国。
这一天，吴同在北京双井的家里整理东西，准备搭乘下午的航班，飞回美国。她现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教英文写作。她觉得美国孩子的写作是一塌糊涂，错误百出，跟许多中国学生没法比，更不用说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小时候，父亲教过我英文，但他从来没有强迫过我学英文，我爸爸好像就是希望我小时候特别快乐，你愿意学就学，愿意玩就玩。”那样的快乐时光，在吴同的回忆里太短暂了。
谢蔚英会回想起遥远的美好时光。“兴华看起来是个手不释卷的书呆子，但事实上他对生活也充满情趣，小有音乐天赋，他的男中音未经培训，但唱起来很动听，音色很准，我俩在谈恋爱时，他总给我讲故事和一起唱歌，有两首我俩最喜欢的歌，一首是Danny Boy，另一首是In the Gloaming。”谢蔚英说，“两首歌皆为暗喻一鬼魂在对他心爱的人而唱, 真不知在当时，冥冥中是否有此暗示? ”
吴兴华的小女儿吴双如今也生活在美国，她一直喜欢中英文写作。谢蔚英曾读到过吴双的一篇仿莲波体的戏作，她觉得，吴兴华的事业后继有人了。这篇文字的其中几句是：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期何期兮 翩影天降
When will the sky startto rain
盼何日兮 细雨清扬
When will the stars start toshine
待何夕兮 星耀华光
本刊记者/卫毅 实习记者/李颖 发自北京
编辑/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