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德行》第二八条讲了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
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
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
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
在“永嘉之乱”中为逃难而放弃亲子的邓攸，过江之后，为求子纳妾，却误纳甥女，遂哀恨终身，不复蓄妾。
就篇幅论，“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只是故事主体的背景说明。
故事中他所谓的“德行”，显然侧重他得知自己误纳甥女时，尚属“闻过能改”。
要细说起来，邓攸保存侄子、抛弃亲子，着实异乎常人之情。
原本作为背景的中道弃子故事，却备受关注，甚至衍生出添油加醋的版本：
“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
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遂渡江。
”（《晋中兴书》）当人们侧重对邓攸弃子存侄这一特殊事例的讨论时，也很容易遮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其时其地，邓攸何以非要做出如此极端的选择。
邓攸是平阳襄陵人，和西晋权后贾南风的娘家平阳贾氏是同一个县的小同乡；
贾后之父、西晋佐命贾充，当其领衔伐吴时，担任幕僚长的就是邓攸的祖父：
两家既有乡谊，又有府主——故吏这层时人很看重的关系。
邓攸年幼时父母与祖母便接连去世，与其弟相依为命，以孝友博得声誉，进入贵族社交圈。
虽然彼时已完成“清和平简，贞正寡欲”的个人形象设定，但他的“贞正寡欲”重点是不贪财利，而不包括淡看虚名。
借着拜见贾后亲叔贾混的机会，他就有意展现过自己“具有名士风度的举止”：
尝诣镇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之，以女妻焉。（《晋书·良吏传·邓攸》）
贾混让邓攸判断公案，是想测试邓攸行政、司法等方面的能力。
邓攸的回应则在姿态上超越了问题本身，避开在具体细节上露怯的风险，这契合大部分西晋贵族不经世务的追求，是一种比较取巧的回答。
贾混“笃厚自守，无殊才能”（《晋书·贾混传》），但喜欢他的回答，于是邓攸娶了贾后堂姊妹，颇历清显。
贾氏集团倒台，他又依靠人设，很快转为新当权者司马越的幕僚。
或许妻子在他眼中渐渐失去价值，因为到了西晋政权崩塌，邓攸选择南奔的时候，在“弃子存侄”之后，还一度抛弃了其妻贾氏：
至新郑，投李矩。三年，将去，而矩不听。荀组以为陈郡、汝南太守，愍帝征为尚书左丞、长水校尉，皆不果就。后密舍矩去，投荀组于许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属还攸。攸与刁协、周顗素厚，遂至江东。（《晋书·良吏传·邓攸》）
李矩也是平阳人，为当时新郑一带的坞壁主，组织对抗刘、石的活动，一度保持较高胜率。
邓攸先投奔他，当然是想依靠有力量的同乡。
李矩也想留他与自己继续共同作战，却导致邓攸无法成功获任愍帝政权的官职。
愍帝政权虽自建立初就风雨飘摇，内讧不断，听起来总算还是个朝廷。
李矩强留，邓攸便抛弃家属，孤身投奔了愍帝阵营的荀组。
这次抛弃的家属，最起码有他的妻室，应该还包括他放弃亲子保下来的侄子。
若是乱世英雄、枭雄，做这样的决策，倒还不足为奇。
但邓攸既非此等人物，发迹又依靠贾氏一族，有难临头如此这般，未免有失厚道。
贾氏在娘家如日中天时成为邓攸的妻子，没有对不起他的记录，到了娘家彻底翻身无望时，先是亲生骨肉被丢在半路，继而自己也横遭遗弃——这个故事，和邓攸误纳甥女为妾，最终哀恸改正相比，又如何呢？
那个时代中原板荡，公主、王妃都可能被掠卖为奴、下落不明甚至死于荒郊。
若非李矩个人修养尚可，始终坚持不劫夺、强占妇女（《晋书·李矩传》），邓妻贾氏的处境，几乎不能细想。
大约在邓攸潜意识里，非但孩子可以再生，妻子也可以再娶。
李矩最终将邓攸家属送还，厚道之心毕竟未泯；
在邓攸，则是一种幸运：
《世说新语》和刘孝标注，不约而同隐去了邓攸妻的身世；
编者、注家，对邓攸也还是厚道的。
若加上这笔，他们的读者，恐怕未必还认为邓攸宜入“德行”一科。
不过《世说新语》之外，东晋初王隐《晋书》、东晋中后期邓粲《晋纪》、南朝刘宋何法盛《晋中兴书》，以及唐修《晋书》，则对邓攸在另一串事件上的德行，展开多样化描写，可以说构成了立体声式的反讽。
它们也与邓攸为何弃子有一点点关系，因为这一串事件正是：
为叙事方便起见，我们按照唐修《晋书》的故事时间线，来比对一下相关异文。
邓攸作为西晋河东太守，被羯人武装领袖石勒擒获。
接下来：
邓粲《晋纪》说石勒和他一见如故，还请他吃了顿饭，于是他就留在了石勒军中；
唐修《晋书》则说，西晋二千石以上高官，大都是石勒一贯讨厌的对象，所以邓攸一开始差点被杀，因石勒部下中有与他相熟的亲随，他才得以和石勒一见。
邓粲《晋纪》没有细说石勒对邓攸后来如何，而唐修《晋书》说，石勒谋主张宾曾和邓攸邻居，对他从前的名声印象很好，帮助他得到石勒另眼相待，甚至得到任用，留在石勒军队的车营中。
邓粲《晋纪》说，某次，与邓攸比邻而居的胡人造成失火，并诬赖邓攸，邓攸觉得争不过他，就认了下来，并推说是自己“为老姥作粥”（“老姥”，老妇，或系对他人谦称妻子）而失火；
唐修《晋书》中增加了“勒夜禁火，犯之者死”的细节，矛盾得到强化，邓攸面对诬告则“度不可与争，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
邓粲《晋纪》说石勒采信邓攸的说辞，就放他走了，唐修《晋书》则说，石勒相信并赦免了邓攸，邓攸也继续跟着他，又过了一阵，才脱离石勒部队。
邓粲《晋纪》里因邓攸“不争”，胡人出于感激，送他驴马，还护送他逃离；
唐修《晋书》的故事，没有胡人护送邓攸逃离的情节，但被感动的胡人到石勒面前坦陈了事实，而后唐修《晋书》采用王隐《晋书》的说法，邓攸是自行逃亡。
而且，这个故事里，没提到邓攸那位“弟妇”（也就是他侄子的寡母）下落如何，只是在与王隐《晋书》大致相同的情节（“斫坏车，以牛马负妻子而逃。
又遇贼，掠其牛马，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绥。
度不能两全”，遂弃子存侄）之后，又采用了出自何法盛《晋中兴书》的“攸弃儿于草中，儿啼呼追之，至莫复及。
攸明日系儿于树而去”。
《晋中兴书》说邓攸逃离石勒军队之后“遂渡江”，而唐修《晋书》指出，邓攸在坞壁主李矩军中，被强留至少三年，终于投奔荀组，几番周折才南渡建邺。
出行依仗图（王陵大墓，甘肃嘉峪关新城出土魏晋墓壁画画像砖）
可以看出，邓粲《晋纪》塑造的邓攸，至少对东晋政权一以贯之，而唐修《晋书》则显示出，邓攸的南渡过程，是一个不断比对各种政治势力强弱、挑选依靠对象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避难”。
唐修《晋书》的故事里，多出了一个弟媳；
而这个弟媳的出现与消失，对邓攸形象的影响又颇微妙：
她或许因为邓攸拿她顶包而被杀，或许因为邓攸出奔而被抛弃，独自去面对石勒的追究和不可知的未来；
邓攸一家逃亡途中，也无异于放弃了得到弟媳助力的可能性，落得不得不舍弃亲子的下场。
唐修《晋书》中的邓攸，因此形象尴尬：
他原本因为兄弟友悌得到赞誉，但关键时刻却出卖（或抛弃）了弟弟的寡妇，甚至后来还企图放弃孤儿。
虽然故事中他放弃己子的明面理由是为了亡弟、保存侄儿，但这一连串选择也暴露了内心：
他对弟、侄的爱和尊重，其实也深不到哪里。
邓粲《晋纪》中连最初无理生事的胡人，后来都被邓攸感化。
而唐修《晋书》的故事里，并不是没人帮助过邓攸，只不过陆续都被一心追求个人名位的他抛弃而已。
邓粲《晋纪》希望塑造一个得道多助的名士，而唐修《晋书》中的邓攸，必然因其失道而走向寡助的结局。
唐修《晋书》的撰著者们，对邓攸显然已完全不打算继续保持“厚道”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邓攸渡江之后的政治抉择，恰恰向读者证明：
唐修《晋书》中比邓粲《晋纪》多出来的那些不堪，“完全有可能发生”。
邓攸离开李矩，又放弃了他之前心心念念的荀组、愍帝阵营，投奔江东的元帝。
他和东晋高官刁协、周顗有旧交情，得到重用，出守吴郡，入为侍中、吏部尚书，努力重建相对良好的风评。
“蔬食弊衣，周急振乏。
性谦和，善与人交，宾无贵贱，待之若一，而颇敬媚权贵”（《晋书·良吏传·邓攸》），此时他敬媚的对象是刘隗、刁协等得势的元帝心腹。
王敦起兵战胜元帝，刁协、周顗等被杀之后，他的敬媚对象就成了王敦。
“永昌中，代周顗为护军将军”，“王敦伐都之后，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
过于迅速，姿态也过于难看。
明帝支持者们非常恼火。
即便邓攸后来又想转投明帝，他们也千方百计加以破坏。
在拉锯中，邓攸挨到明帝英年早逝，但在成帝刚刚即位的咸和元年（326），他便死去了，因此不必再接受“苏峻之乱”的考验。
他的侄子为他服了三年丧，随后消失在史册中。
一个以主题词“抛弃”贯穿始终的故事就此结束。
绝大多数被抛弃对象，也像邓攸的亲生儿子一样，不再可能追上来找他。
乱世里从不缺少分道扬镳的故事：
或许因为观念不合，或许因为利益冲突，最终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志在惩戒失德者的裂裾割席，尤其容易得到舆论理解。
邓攸故事的特点，则在主角总是不断抛弃那些信任他、依赖他，甚至愿意帮助他于危难中的人。
后来讲起邓攸故事，一部分人（包括《世说新语》编撰者），或许把这些“抛弃”也混同于闻过能改，遂使邓攸“素有”了某些他自身不具备的德行。
《世说新语·赏誉》第一四〇条：
“谢太傅重邓仆射，常言：
‘天道无知，使伯道无儿。
’”邓攸活动时期与谢安正大致相当，名望则远不如。
东晋后期到齐梁，邓攸故事的讲述方式逐步定型，似乎也掩藏了某种默契：
但，认真分析，实际并不困难。
邓攸行事一贯之处，主要是经营人设，追求名声，以名求利。
为此他可以谦和对下，也可以“敬媚权贵”，在西晋摆出务虚蹈空的姿态，东晋初则努力展示政绩和能为——两朝评价人的标准有变化，当轴权贵也取舍不同。
但他内心实质说不上有原则，眼光不够长，既没有与人共担风险的能力和毅力，也无法自行组织队伍，就很容易表现出：
总在各个势力集团接近发展顶点时投奔，又在他们转向下坡时迅速脱离。
承平时，这类人经营声望，大多确实能收获随之而来的一些利益，很难暴露本相；
碰到乱世，他们还能凭借伎俩活下来，甚至暗暗得意自己的“生存技能”。
历朝历代，这类人物都往往比纯良君子多。
相较被弃而丧亡的无辜者，这是很令后人唏嘘的。
南渡衣冠至少可分三类：
元帝永嘉时期草创班底的成员（旧臣）、流民帅（强将）、其他。
邓攸所属的“其他”群体，渡江有先后，内部层次丰富，种类繁多，个人品质各异，利益诉求也不尽相同，对汉魏以来的观念新变，则有不同接受和理解，在东晋南朝文化发展史上，构成大量驳杂、斑斓的图景。
东晋权门如庾、桓、谢等，多属“其他”群体，客观上也使认同邓攸价值观的人，得以从旁趁势发声，甚至裹挟一部分文化人物的意见。
邓攸的“德行”，正在此阶段获得避重就轻的树立。
作为个案，邓攸在西晋便依附强者，南渡之后更加如此。
真实的个人欲望、无力自主的个人困境，产生巨大的戏剧张力。
他这类人，在南渡者中并非罕见。
不过，即便他和同类们始终努力经营“清名”，但在《晋书》的编撰者们看来，除了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邓攸实在再没什么可多加赞誉的。
同处两晋之际，论家中情理，邓攸不如他的前任尚书左仆射荀崧：
遭遇乱兵身受重伤，还能保护幼女周全，甚至把女儿教育成文武兼能的小英雄；
论地方政绩，他比不了年纪轻轻就力拔郡国守相考绩头筹的诸葛恢。
他出守吴郡，刻意模仿地方上前贤陆绩的清廉表现，痕迹却过于明显。
论大节、论原则，他更远不如《晋书·良吏传》中的其他许多人。
史臣论给他的标签止步所谓“清廉”：
《晋书》并不认为他能像同样被史臣点名的西晋洛阳令曹摅一般贤明。
总而言之，邓攸的遭遇，有他自身和外在环境的多重因素，“伯道无儿”更是一连串进退失据综合结果的象征。
遥想过江之初，他出守吴郡，还能试图兢兢业业为当地解决问题，甚至在灾荒中顶着政治风险开仓放粮。
或许他还在试图博取声名，或许他的良心当时并没有完全沉睡，能提醒他，有一些东西比个人利益更重要。
但，谁知道呢。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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