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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勉君 大卫·弗格森 | 党政文献国际传播的中外合作、传播理念与目标驱动
（图源：https://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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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山东外语教学》2023年第1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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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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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外译战略背景下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 （项目编号：18BYY102）、广东省“英语笔译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粤教高函[2020]19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笔译创新教学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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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许勉君，博士，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教学。电子邮箱：mianjunxu@263.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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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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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弗格森，外文出版社资深译审。研究方向：中国国际话语。电子邮箱：dwferguson2@hot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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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卫·弗格森（David Ferguson），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资深英文审校，从事译审工作已长达14年，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第三卷、多部政府白皮书和其他党政文献英文版的主要审稿人，获得了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本次访谈中，他分享了党政文献外译的审校经验，论述了党政文献的国际传播现状与中国国际形象的变化、国际传播的中外合作、传播理念和目标驱动，并对翻译硕士（MTI）人才培养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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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党政文献外译；国际传播；传播理念；中外合作；目标驱动
弗格森先生您好! 您在中国党政文献英译文审校工作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想请您跟读者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建议。中国读者和英语读者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您在审校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在改稿过程中，我的任务是将由中国作者为中国读者用汉语书写的话语变成专门为国际英语读者书写的话语，其实这非常困难，因为中西方在交流方式上存在很多结构和文化差异。首先，中国的党政文献几乎都包含许多抽象概念和由数字构成的高度浓缩的表述。汉语是一种很繁复的语言，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如何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一件事情，因此，重复是汉语的一大特征，但英语却忌讳重复。其次，汉语的句子很长，结构很复杂，修改译文时，要尽量改掉这些复杂句。
您在改稿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目标读者，英国、美国、还是其他英语国家的读者？您是如何平衡的?
我不喜欢谈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我认为应该用标准英语。美国的软实力是大家使用美式英语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人一直在改变英语，但他们使英语变得更丑陋，而不是更优美。
党政文献外译对广大译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我想方法之一就是改变中国话语的呈现方式，某位翻译界人士甚至提出，对于一些新理念，最好先有英文表述，然后再回译成汉语，这样做比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更容易。这个想法很激进，但也是个好办法。从事中国党政文献英译的口笔译员必须有在英语国家生活、学习或工作的经历，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产出更容易为目标读者接受的译文。现在翻译界的高层领导对此也有更深的认识和体会。
当您审校汉英翻译文本时，您是不看汉语原文的，那么修改后的译文在意思上可能偏离原文，您是如何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可接受度的？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流程，即汉语原文首先由外文出版社的优秀译者翻译成英语，然后由我来审校这些译文。我可能比其他外国专家更激进（radical）、更挑剔，因此，我提的问题更多。我修改完的稿子被送到定稿人手中，由他们继续审校，他们要确保我修改后的译文不会改变汉语原文的意思。如果定稿人觉得我的某些修改有问题，我们会继续讨论，继续修改。
您提到中国党政文献有很多由数字构成的高度浓缩的表述，即便是中国人，如果没有研读过原著，也不清楚这些表述的确切含义，要准确翻译就更难了。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这是翻译中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是汉语所特有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国文化喜欢模糊，喜欢隐而不宣，所以即便对中国人也是很难的，对其他国家的人就更难了。我的任务就是将原本不容易理解的译文理顺，方便目标读者理解。
您曾经举过关于“双循环” 译文的例子，认为“Double Development Dynamic” 比“Dual Circulation Pattern”更能表达原文的意思，也更容易被目标读者所接受，是这样吗?
是的。另一个例子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译文“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个译文有两三个弱点。外文出版社正在制作一系列小视频，每个视频两分钟，邀请资深译者和译审讨论具体的翻译问题，其中一个就是由我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翻译，我认为应该译为“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在视频里我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表述更能向国际读者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所有视频将陆续在外文局的社交媒体上发布。
您建议的“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会代替现有的“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吗?
外文出版社已经开始使用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但目前还是有很多人沿用原译文，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如果一个概念很重要，你不会接受一个不太好或不太坏的译文，而是从一开始就寻求最佳译文。翻译过程中一切争取做到最好对提高译文的国际传播效果至关重要。
翻译是国际传播中的基础和重要环节，请问您如何理解以翻译为中介的国际传播?
（中国的）国际传播就是用母语为非汉语的国际读者能理解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或传递中国信息，不仅要传递字面意思，更要传递其喻义。
近年来，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党政文献外译越来越注重目标读者的接受情况而不仅仅是追求对原文的忠实。您认为怎样的译文才能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学术界和外文局都清晰地意识到必须改变对外传播的方法和策略，但要达到理想的效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总体而言，过去十几年，这种读者意识不断增强，我本人也亲历了这一过程。
由于语言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党政文献的国际出版和传播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请问您是否认为中外合作是提高中国党政文献国际传播效果的一个有效方法?
是的。关于中外合作，中国需要恰当的战略去确定对中国友好的国际友人，鼓励他们亲自来中国，亲眼看中国，亲身体验中国。中国必须确定可以结成联盟的人和区域，从而在未来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如果能够用目标受众的语言与他们交流，那么跨越文化鸿沟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在中外合作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在语言与文化背景方面各不相同，他们可能会将自己的理解带到审稿中，并有可能无法达成一致。请问外国专家之间是如何协调的?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可能是在外文局工作时间最长的全职英语专家，但我很少与西方同事互动，我更多地是与中国同事互动。外交部、中国外文局和中央编译局这三个机构负责翻译工作和处理关键信息。目前，没有正式的结构性机制来协调机构间的交流，所有的交流都是就具体目的进行的临时性沟通，结果就是缺乏一致性，导致一些不好的译文越过审校，成为官方译文。因此，就改稿和协调而言，我建议成立一个结构分明的正式小组，负责协调这三个机构和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以及其他新闻和广播媒体的工作，这个结构化的正式机制可以协调各个部门的工作，全面保证译文的一致性和质量。
通常意义的翻译合作主要聚焦在翻译过程中，请问您觉得除了翻译、审校等方面的中外合作，还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合作形式?
我还要强调战略性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明确要达到什么目标、用什么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实现目标。另外，可以与商界人士合作。到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商人大多喜欢中国，与中国人相处融洽，他们是传递中国正面形象的一个潜在渠道，我们可以把他们作为广义的合作联盟，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
这个建议很有建设性。中外合作的范围不应仅局限于翻译和传播，还应该包括更广泛的领域。除了各个领域的中外合作，中国还应该如何拓宽国际传播空间，提升国际传播效果?
中国还需要运用各种工具和渠道，因为党政文献经常以书籍、报告、白皮书和演讲稿的形式呈现，要到达目标读者，需要突破目标国家的政治和媒体过滤，而目标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会竭尽所能阻止中国的这种努力，不能指望这些人来传递信息，必须寻找其他办法。
在国际传播中，人们需要学习使用目标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中国党政文献的国际传播就是向国际读者推介中国，必须使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所用的英语不仅要正确，还要地道，这样才能产生共情。
中国必须秉持基本的传播理念，必须了解受众，细分受众，不能把他们当成铁板一块。例如，如果想与英国对话，必须清楚他们是不同的对象，对中国持不同的态度。同时，必须充分利用国外受众的兴趣，比如，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学汉语，希望来中国，希望了解中国，希望在中国工作，可以根据不同受众调整信息和传播策略。
中国可以在很多方面做得更好，比如，更多关注年轻人，他们接触中国信息的时间可能只有两三年，向他们传递中国的信息要比年长者容易得多。同时，如果由像冬奥会奖牌得主这样富有激情的年轻人来传递中国信息，英美的年轻人更有可能相信他们。
中国可以找到更有创意的方法和工具来瞄准目标受众，比如通过电影向西方受众介绍中国，影片信息可以直达观众，而不会受到西方政客和媒体的过滤。过去二十年，美国的一些电视剧非常流行，其中不乏政治影片。中国也可以把任何东西变成受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要把介绍中国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书籍介绍给西方读者，还需做更多工作。
中国需要一些真正懂得传播理念又富有创意的人，这些人需要更好地了解社交媒体，了解软实力，了解年轻人，而且要有幽默感。幽默是很重要很有效的沟通、传播方法。我很少见过中国以幽默的方式回应西方的批评。
中国需要做的就是用语言来推广其观念，比如设定一些标准，在翻译一些新概念时用这些标准进行评判，看看是否满足了所有条件，直到所有的答案都是“是”，最终的表述才能确定下来。
简言之，中国需要改变传播战略，现在已有的是一些个体层面的独立战术，这是远远不够的。在国际传播中，我们既需要战术也需要战略，中国目前缺少的就是顶层战略。
党政文献外译和国际传播需要中外合作，需要具备传播理念,而这一切离不开翻译人才培养的质量。毫不夸张地说，翻译人才的质量决定翻译质量和国际传播效果。最近几年，您给全国各地的翻译学生开讲座，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汉英译者。在汉译英方面，您对译者、翻译教师和翻译学生有些什么建议?
党政文献国际传播的传播理念和目标驱动对翻译人才培养至关重要，因此，译者、翻译教师和翻译学生也都要做到目标驱动（objective-driven）而不是任务驱动（task-driven）。任务驱动的译者会认为：我的工作就是将汉语翻译成英语，仅此而已。而目标驱动的译者采用根本不同的方法，他会说：我的任务是将信息传递给读者。目标驱动的译者会意识到汉语和英语的句子结构非常不同，直接将汉语句子结构转化为英语不利于传递信息，因此他们会将汉语句子拆散，然后以英语的结构重新组合，直到找到最有效信息传递方法为止。
根据您与MTI院校接触的感受，您对MTI院校的人才培养有些什么建议?
我还是强调要目标驱动。目前中国的MTI多是任务驱动的,注重如何翻译，从字、词层面探讨翻译问题。这与他们的观念有关，也与中国文化有关。人们首先要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了解问题的根源，才能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简言之，MTI教育需要变得更为目标驱动，更关注传递信息而不仅仅是翻译语言。
我本身就是一个语言专家，除了英语，我还能讲好几门其他语言。我认为，语言好的人是有创意的人。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更多地专注于如何创造信息，而不仅仅是任务驱动。如果译者、改编者和英语本族语者能够有机会创造信息，那么党政文献的国际传播效果会好得多。
刚才您提到要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国，我们需要懂得如何推介中国和中国的一切，懂得社交媒体，了解年轻人，这些建议是否也可以包括在您对MTI教育的建议中?
是的，我非常赞同。年轻人比年长者更熟悉社交媒体，更清楚如何在社交媒体上与英美青年互动。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翻译市场需要创造新机遇，增加关注社交媒体的机会。中国的很多高校都缺少社交媒体战略，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现在中国外交部和其他很多官方机构都开通了各种社交媒体账号，这是一个战略，社交媒体可以为熟练掌握翻译技巧的年轻人创造巨大的机遇。
MTI院校可以开设社交媒体课程，引导学生认识社交媒体的语言特征、交流方式及特殊性等，并教会他们如何互动，从而能将传播理念和目标驱动付诸行动，更好地服务于政治文献外译和国际传播。
您对党政文献外译和国际传播的中外合作、传播理念和目标驱动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国际传播和翻译人才建设。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