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D 212 | 电影就像不知名的烈性传染病，没什么解药可治

在智利北部矿区的贫穷家庭里，没有足够钱可供一家人一同去影院看电影。经过一番遴选，家中唯一的女孩艾达·德辛内（意为“电影仙子”）胜出，担任起了“说电影”的角色。小说《电影女孩》是以艾达的第一人称、以回忆的视角讲述的。在小说一开头，说书人上场，往事徐徐展开。

对这位生活穷困的女孩而言，电影充满了“从残酷的现实世界转换到充满惊奇的魔幻世界”的魔法效果，去电影院前的准备过程、从放映室小窗子投射出来的光线都具有类宗教般的仪式感。而当她看完电影回来，为一家人“说电影”时，便会“指手画脚，变换音调，自己开始一分为二，转换并化身为电影里的每个角色”。后来，她渐渐学会了使用道具，听众也从家人扩展到整个小镇，从免费到接受自愿捐助，从在家讲电影到上门讲电影。

《电影女孩》主要讲述的就是这段1960年代的时光。那时候电视机尚未发明，电影仍然是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去过电影院的人仍然会来听艾达说电影，“他们离开时还说，我讲的电影比他们看的还要精彩”。后来，艾达甚至“大胆说了自己没看过的电影”，但听众一样喜欢。

说故事的力量在《电影女孩》里是双重的：首先，“电影仙子”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不但是因为她讲述电影的能力出众、表演鲜活，而且在于“说电影”与“看电影”之间的本质差别——“跟电影院里观看大银幕上的电影不同，在我说的电影里，每个人都能自在地想象那些世界”，“说故事”的力量在这里是某种想象的空间、某种可能性。另一方面，《电影女孩》这小说本身也是以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演进的，作者会插入“耐心点，之后会讲到这个”或“尽管各位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等句子，不但引发了与读者的潜在对话，而且可用于延宕、加速叙事的节奏或打乱叙事的时序，小说本身成为了第二重的“说故事”表演。在小说中段，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这两者的关联：“我则敢说，人生和电影是由完全相同的元素组成。讲述一部电影，就想倾诉一场梦。讲述一段人生，就像倾诉一场梦或是一部电影。”

如同电影总有一个“完”，人生也有起伏和终点。因为电视机的出现，“说电影”的魅力也日益衰落。“电影女孩”终究在一番命运的颠沛流离后，成为“独居在幽灵小镇上唯一的一个女人”，而小说末尾她与母亲之间令人唏嘘的故事，则成为了如电影般幻灭而破碎的梦，全书略带感伤的基调也在此处变得浓郁而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