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式”竞争引发各方高度关注，我们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宏观经济和财税视角发现：“内卷式”竞争影响到了宏观经济运行，同时其产生部分地源自财税制度重供给轻需求。
从宏观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名义增速与实际增速背离的现象。
2024年前三季度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4.8%，但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导致GDP平减指数连续六个季度为负，PPI也连续26个月为负，这使得名义增长率仅为4.0%。当经济的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时，就会出现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企业营收增速相对偏低的情况，进而导致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背离。名义与实际增速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价的下降以及背后的“内卷式”竞争。
当然，除了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外，中国经济增速还存在实际增速低于潜在增速的背离现象。
从财税制度来看
，当前的财税制度在支持供给和生产端能够发挥出较大作用，但对需求的支持相对有限。比如生产地原则的税制，注册地和生产在哪里，税收交在哪里，这使得地方政府的精力和竞争主要体现在招商引资，而非改善消费环境等。这种倾向可能加剧供需失衡，并进而引发“内卷式”竞争现象。当然，我们不能简单苛求制度，因为既有的财税制度产生于供给短缺的时代，供给短缺时代下解决供给问题是核心任务。当前中国经济从供给短缺进入到需求不足阶段，要推动相关制度改革。
具体而言，主要汇报三个问题：其一是“内卷式”竞争的特征及代表性行业；其二是“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原因；其三是治理路径。
一、“内卷式”竞争的特征及代表行业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是天然存在的，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技术进步和改善消费者福利具有重要作用。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卷式”竞争有两个最核心的特点：同质化竞争、低效低水平竞争。第一个特点，
同质化竞争主要通过价格战进行，而“非价格竞争”如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则进展缓慢，不是主要的竞争方式。这种同质化竞争导致了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事实上，一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经大幅下降。第二个特点，低效低水平竞争则不是一种良性竞争，体现为利润率持续下降，这种竞争无法改善消费者福利，也不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例如，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价格竞争，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营业利润率降至3-4%的水平，而燃油车的利润率更低。这两个核心特征清晰地反映了“内卷式”竞争的问题所在。
根据“内卷式”竞争的两个核心特征，我们可以分析当前哪些行业正面临此类竞争。首先，同质化竞争表现为企业的盲目跟风建设和重复投资，这可以通过观察产能利用率来识别。其次，低效低水平竞争通常以低价为主要竞争手段，这会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因此，通过分析产能利用率和行业利润率这两个指标，可以对行业的竞争状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在具体分析各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时，我们采用2024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并将其与历史均值进行比较。由于不同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具有特定的行业特征，因此通过与历史均值的比较来剔除这些行业特性的影响。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水泥、玻璃等非金属矿物质行业、新能源汽车相关行业、专用设备和计算机行业、食品医药行业等四个大类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低于历史均值。
产能利用率是统计局发布的指标，行业分类相对较少，于是可以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加以佐证，可以得到更加细分行业的情况，所得结论与之一致。类似产能利用率的指标，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周转率在历史平均分位数水平之下，分析结论与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相符，在此不再赘述。
产能利用率仅是研究的一个维度，还需考量利润情况。从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体和分行业的情况来看，其利润率呈现急剧下滑态势，行业分布与产能利用率大致相当。
综合这两个指标能够发现，当前“内卷式”竞争主要集中于四大方向：
其一，与新能源紧密相关的新兴行业存在供需错配问题，需求在扩张，但供给扩张速度更快。
近年来，该领域供给端大幅扩张，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其销量与渗透率快速增长，而产能扩张速度远超需求扩张，这背后既有经济周期因素，也有政策导向影响。2020 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后，中国的供给率先恢复，同期美国等经济体因疫情供给能力下降、采取保需求政策，供需链条由此形成，中国出口形势良好，带动大量投资涌入新能源领域。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力度对产能扩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就逐步下降。
其二，与房地产链条相关的行业，房地产持续调整转型带动水泥玻璃集中的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通过打价格战的方式勉强维持生计。
其三，与终端消费能力不足相关的中下游行业，食品药品等行业，背后是内需不足。
其四，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行业，包括专用设备及电子计算机行业，主要是外需影响导致。
二、“内卷式”竞争的原因
可以从三个维度分析其成因：其一是制度和政策层面，其二是经济周期，其三是产业发展规律。
（一）从制度和政策层面来看，生产地原则税制、建设型财政支出结构、歧视性土地定价、政绩考核与政绩宣示等容易导致供需失衡，表现为供给大于需求。
其一，我国采用的是生产地税收原则，即税收归属与企业的注册地和生产地相关联。与之相对的是消费地税收原则，如果按照消费地原则征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将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改善消费环境的竞争。地方政府的干预方式多样，其中通过招商引资补贴供给端的方式与税制结构有较大关联。生产地税收原则导致地方政府过于重视供给和生产，而对需求的关注不足，从而引发供需失衡，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未来，若能从生产地原则逐步向消费地原则转变，或在一定程度上嵌入消费地原则，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将发生显著变化。
其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正处于从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的过程中，建设支出占比偏高、民生支出占比偏低导致供给强、需求弱。
近年来我国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不断提高，2023年财政支出占比已达到40.7%，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与居民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支出中仍有大量用于补短板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导致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仍不足以打消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进而影响需求的充分释放。
其三，对工业用地价格低廉、居民住宅用地高昂的歧视性土地定价也影响了供需失衡。
工业用地通常以低价甚至无偿划拨的方式供应，因为工业用地低价策略能够吸引资本，能增加当地产值和财税收入。相对地，居民住宅用地的价格则较高，进而推升了住宅用地价格，影响消费需求的释放。于是，工业用地对应着供给，居民住宅用地对应着需求，这种差异化的定价策略导致了供给增加、相对抑制了需求。
其四，在探讨新能源产业时，还应关注其背后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政绩宣示。
新能源产业对地方财政税收的贡献相对有限，新能源行业享受优惠税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而且需要政府提供补贴，从地方政府获取财政税收的角度难以解释地方发展新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动机。
实际上，发展新能源背后还存在地方政府政绩宣示的动机。
地方政府可能通过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来展示其对上级指示的贯彻落实，从而在政绩考核中获得优势，进而获取更大的利益。
（二）从经济周期看，国内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国际政治经济处于重构期，需求下行导致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下降
中国经济从2010年开始进入增速换挡期，而非疫情期间才出现的。
2010年经济增速换挡不是个简单巧合，与人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10年当时劳动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其后开始下降。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也开始下降，总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这种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引发了人口周期和房地产周期性的变化。房地产供需形势逆转，进入调整转型期，影响了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如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和利润率均处于较低水平。
全球经济政治周期的变化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转向逆全球化，一些经济体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采取了不合理的打压措施，导致中国的外需受到一定影响，专用设备和计算机设备等产能利用率出现下降，引发“内卷式”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