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
一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与中国签订一连串“中日密约”。战后中日在巴黎和会就中国收回山东权益问题展开较量，北京政府原希望提出所有“中日密约”，交由列强裁决，但中国代表团只提出与山东相关各约。当时正值上海南北和议召开，北京文治派与南方代表合作，藉英美列强对日本之猜忌及国民外交风潮，迫使武力统一派公布所有“中日密约”，暴露皖系军人与日本之密切关系。然而，最敏感之两次购械合同并没有公布，英美与日本对参战军及参战借款之争执也以妥协收场。
关键词
:
“中日密约” 上海南北议和 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
内容提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追随黄兴或认同其调和主张的国民党人组成欧事研究会。他们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同时，也对一战展开了系统的观察、分析，并指出：一战的导火线是萨拉热窝事件，远因则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对峙；战争的实质是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挑战称霸世界数十年的大英帝国；战争在一年内结束，同盟国胜，延及二年或二年以上则协约国胜；战局的延长将会引发部分交战国的国内革命或殖民地的独立；战后世界格局将由六强变为三强。部分成员还对交战双方的国力做出分析，预言同盟国终将赢得胜利。也有人分析了日本对德宣战的动因，批评北京政府的局部中立政策，对“二十一条”，则认为日方所要的主要是前四号，尤其是第二号，第五号实非所急。欧事研究会的一战研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关键词
:
欧事研究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十一条”
内容提要
:
全面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民予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将中共看作“真正敌人”。日方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国共合作的前途以及中共在华北抗日活动等角度对中共及其军队的政策、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广泛调查。但是由于日军传统的“作战第一主义”以及其对情报缺乏综合的战略分析，特别是由于日本军部为强力推行侵华而选择性使用情报，造成了日方虽然发现了中共的真正实力及其政治工作的威力，也预测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作为外来侵略者，对中共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存在严重短板，没有认识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已经更加成熟，日军建立统治秩序的计划不符合华北农村实际，特别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思想观念的进步。尽管日本进行了大量情报调查并提出诸多对策，但终究未能挽回其失败命运。
关键词
:
抗日战争 日军特务部 情报 防共 根据地
作者简介
:
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
在管制日本期间，盟军总司令部为解决日本粮食危机，一再谋求放宽日船捕鱼范围。国民政府由于考虑不周，同意了盟总提出的费德勒计划，由此埋下了日船越界侵渔的祸根。面对日益严重的形势，国民政府采取一些措施试图制止日船侵渔，先是通过外交途径向盟总提出抗议，抗议无效乃转而依靠自身解决，试图制定本国法规管制越界日船，还专门动用武力抓捕了一批越界日船。这引起了盟总的强烈不满，双方由此纠纷不断。在交涉过程中，国民政府一度表现出强硬姿态。同时，中国政府还试图以战胜国身份限制日本渔区，并在远东委员会上多有努力，甚至与苏联等一道否决美国提案，否认盟总自由扩大日本渔区的权力。国民政府内部亦在对日和约谈判问题上就限制日本渔区达成共识。但是，由于战后国民政府采取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最终不得不对盟总（幕后则为美国）妥协，制止日船越界侵渔的努力未取得成效。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国民政府 越界侵渔 盟军总司令部 领海
科学、商业与政治：
走向世界的中国大熊猫（1869—1948）
内容提要
:
近代博物学的兴起改变了西方人看待自然的方式，物种知识的产生和流行亦在商业、生态和政治文化方面引发跨国连锁反应。大熊猫作为博物学兴起后被重新“建构”的新物种，逐渐受到西方国家普遍关注，博物学机构的展览需求也为大熊猫的商品化拉开帷幕。当大规模的猎捕活动给大熊猫种群造成冲击，国民政府将管理重心由管控外国人转向保护物种，外人在华猎捕大熊猫成为非法行为。商业渠道中断后，欧美动物园为了得到大熊猫，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赠送请求，国民政府认识到大熊猫有特殊作用，“熊猫外交”遂开始出现。有管控的物种交流也为大熊猫物种的保护提供条件。从博物学知识的全球流行开始，中国的野生动物也开始为世人所熟悉，并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使者”。
内容提要
：
在清代，官方存有一套直接服务于各级科举考试与官学生员的科举经费体系。科举制度废除后，科举经费体系并未随废科举而消亡，各种科举经费转用于新式教育。虽然各级官府的各项旧有科举经费的用途与收支方式发生变化，但其固有来源大致未改，一系列名目亦存续至清亡。在其实际的转型过程中，清廷、各省、府厅州县乃至城乡士绅关于各种科举经费的提留划分多有争议与竞合。通过学部与各省关于各项科举经费的提留划分，基本厘定中央与省（含所属府州县）教育经费的界限，结果是内销—外销的科举经费体系被整合进新的中央—地方教育财政体系。
作者简介
:
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路径依赖与新兴宗教在地化：
民国时期县级道院微观研究
内容提要
:
在民国时期出现的新兴宗教团体中，以发源于济南的道院规模最大、影响最巨，而其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县院更标志着新兴宗教在地化的深度和广度。县院的扩散与北洋时期军绅政权的权势结构有关，是绅权的文化网络扩张的一部分。各地县院对绅、学、商、农各界精英进行了社群整合，并为之提供了心理调适和社会控制的新工具。它们在当地的扩展深受“绅士圈套”的影响，反过来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效应。由此，绅权和神权在新兴宗教与县域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实现了合缘共振。事实上，这亦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路径依赖”问题的微观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