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因为中国人天生好和平，就他们等同于固守一隅的族群，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
中国人真正的、独有的地理观是——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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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呦呦鹿鸣
在2021年第一篇推送文章《
最高法的朋友，这次不妨走慢些
》文末，我写了这么一段话：
中国之所以叫做“中”，一大原因是——这是奉行“中道”的国度。什么是中？中是“度”，是不偏不倚，是过犹不及，是坚持正当。对老百姓维护公平正义的诉求，不能麻木；对本系统需要适当避嫌的事，不能躁动。衡平中正，正气充盈，这就是“中”。
有一些读者朋友表示反对，说，“中国”就是一个地理概念，应为“中间”“天下中央”。
初看过去，这是一个很琐碎的争论，其实，所关者大：如果固定在地理意义上，就会将“中国”固定在“中原”地理范围上，进而将这个地理之外的文化、文明都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形成对抗心理，走向闭塞、内卷。
事实上，中国在春秋时代，就已经从文化上来区分华夏与蛮夷。“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春秋左传正义》）
遵奉这一套礼仪文明价值观的，就是华夏；不遵奉的就是蛮夷。楚国自称蛮夷，后来文明日进，诸侯便不再视其为蛮夷；郑国本为诸夏，一旦行为不合礼义，也被视为夷狄。
一次，孔子说他想到九夷去居住。有人质疑：“那个地方蛮夷之地，落后简陋，怎么能去呢？”孔子答说：“我们君子居住在那里，还会闭塞落后吗？”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 ）
孔子还说，“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道义如果不能在中原推行，那我就扎个竹筏到海外去，带上子路做伴。孔子当时自命是中华文化集大成者，他去海外，海外自然也可以有礼仪服章，可以称为“华夏”了。
看吧，孔子心中的“华夏”是不受地理限制的，他输出文化、价值观。
今天的河南人，以“中”为口头禅，说的就是“好”“赞同”，就是一个文化概念。
明白了这一点，我方便向大家解释我的身份——“客家人”。
家谱记载，我的祖先原在河南固始，唐代迁移到了福建邵武，当时的蛮夷之地。
在这里出了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黄峭。
黄峭办了一个“和平书院”，还娶了3个妻妾，恰好，每位生了7个儿子，一共21个儿子；
到了晚年的时候，黄峭在生日宴上写了一首“遣子诗”：
“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立纲常。
吾思异境犹吾境，汝在他乡即故乡
。
”然后，留下3个长子，将其他18个儿子遣散四方。
十八个兄弟分道扬镳，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的更蛮野之处，拓荒垦殖，开枝散叶，蔓延族系一脉。时光荏苒，有人从祭祖规模估算说，如今，黄峭在世界各地的子孙，已近1000万。
峭公第十四子这一枝，先到福州，后辗转到汀州地区，开辟野林，直到我这一代。汀州属于是“客家核心区”，闽西（汀州）赣南（赣州）粤北（梅州）是一个三角地带，相对封闭，不仅蛮荒，而且贫瘠。
客家的客，就是“客居、外来”的意思。以前我也觉得奇怪：明明已经在这里呆上一千年了，为什么还叫“客家”呢？
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客家人一千年来固执地保留了自己的语言、饮食、风俗，包括独特的信仰体系，有自己专门的仙、佛、保护神，并由于对中原故乡文化传统的坚持而显得“性坚毅”，这自然被人视为“非我族类”。
比如，祭祖时使用单独相传的语言腔调，有一年，一位观礼的湖南人告诉我说：“这很像我们湖南的常德话。”后来我才知道，常德虽然地处南方，常德话却属于北方方言，也是在汉人“衣冠南渡”浪潮中留下的一个“语言岛”。
与其说客家人的故乡在中原，不如说客家人的故乡在心中。一代代客家人所思恋的，是五次大移民浪潮前的汉晋风流、盛唐气象、两宋风华，归根结底，是“华夏”二字
。可惜，在以前的客家人看来，中原已在五胡乱华、末唐五代、金元吞并中，山河破碎、易子相食，进而文化堕落。客家人失去了中原故乡才成为客家，他们知道已经回不去了，于是，仍然不放弃那丝念想；于是，就地播种新的“华夏”。
于是有了那句令人百感交集的话“
千年为客，四海为家
”。
客家三角带中的人，一代代继续外迁，四海为家。
1772年，一个从梅州来的客家人罗芳伯在虎门登船，前往婆罗洲（属印度尼西亚）。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35岁了，他虽然一肚子学问，文武双全，但是科举总是失败，只能靠教书维持生计。终于，他循着同乡的路，奔赴那个时候还属于蛮荒之地的婆罗洲。
“
既从虎门而出，定直达乎龙宫
。”罗芳伯在《游金山赋》里写下自己的壮志。
罗芳伯到婆罗洲后，仍以教书为生。他注意到这里的人生活困苦，而且不论是土著还是华人，都是不守礼法，于是，邀集同乡108人结盟聚义，智取山心金湖，在东万律建立“兰芳公司”总厅，开发金矿，团结侨胞。因为罗芳伯的领袖魅力和团队实力，越来越多人依附，土匪海盗纷纷平定。
一次，罗芳伯与敌攻战，“
与诸兄弟约，誓灭此而朝食。于是亲抱桴鼓，奋力争先，诸兄弟无不以一当十
，呼声动天，一朝而破六个大寨，联营尽皆奔溃。是役也，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为数年来第一血战。”
（见《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载）
平息了盗匪后，罗芳伯已领众二十多万人。当地苏丹予以其自治权。1777年，兰芳公司“兰芳大总制”正式建立，是为为兰芳元年，所辖110万民众将罗芳伯称为
“大唐总长”“大唐客长”
，并被当地人尊称为坤甸王。在兰芳公司的范围，客家华侨与土著安居乐业，经济蒸蒸日上。
罗芳伯的行为很有中国古风。当时，婆罗洲鳄鱼为患，本地土著苦无良策，请求罗芳伯。罗芳伯一方面暗中带人在鳄鱼聚集点上投毒与埋伏弓箭，另一方面又效唐代韩愈在潮州祭祀鳄鱼的办法，摆设祭桌，宣读《
祭诸神驱鳄鱼文
》，勒令鳄鱼即时离境。
有意思的是，罗芳伯在国内少为人知，在海外却拥有重要地位。根据荷兰学者、原荷印官员高延的荷兰文著作，罗芳伯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
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创立几乎与美国的共和国体制同时
（相差一年）
，很多人说，罗芳伯是媲美华盛顿的伟人。
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就视罗为偶像。这个“共和国”实行直接民主制，总长和各级官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也可能遭到弹劾。罗芳伯在位19年，逝世后，分别由江戊伯、阙四伯、宋插伯、刘台二等继任，传十代，历108年，直到1884年，没有国家后援的兰芳公司才被荷兰军队所灭。
从108个兄弟到108年，兰芳公司成就一部传奇。
不过，虽然高延是在大量调研客家社会
（包括广东和福建的）
后作出的结论，但“共和国”恐怕更像是一个误会。罗芳伯终其一生也没有说“建国”，他始终使用“兰芳公司”的称呼。自己只是“客长”“太哥”。他的妻子和儿子还在梅州老家。根据《兰芳公司历代年册》记载，他的愿望就是归附祖国，恳请祖国将兰芳公司开垦的地方纳入外藩。只是被当时的清朝皇帝拒绝了。
而且，在当时的南洋，与兰芳公司并存的，还有许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客家人公司。比如以大港公司为首的十四家公司联盟——和顺总厅，拉腊（Lara）地区的源和、英和、长和、惠和、升和、双和、下屋等公司。兰芳只是比较大而已。
即便荷兰学者高延，也发现客家人群体的特别之处：“
他们的体制具有最严格的共和精神、秩序、纪律和政策……
他们没有背弃自己的民族，没有背离祖宗的礼法
；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千变万化的环境中，他们并不是单枪匹马闯天下的冒险家，而是有组织的移民者……这样一个民族，在完全没有祖国的战舰、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条件下，并非以成千上万的集体，以强力或全副武装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是
一个接一个以小组的形式前进，最勇敢的人当先锋，每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机智与道义自力更生
。”
兰芳公司的“共和民主精神”其实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组织——村社机构中寻求答案。
当摆脱了满清专制政府的桎梏，中国人在文明早期天然的共和、民主、互助精神，就会自然荡漾开来，并开花结果。兰芳公司有中国人的逻辑。
“兰芳大总制”辖区所在位置
鸦片战争之前, 下南洋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 移民人数飙升, 仅1922年至1939年间, 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
是的，即便在明清“片板不得入海”的闭关锁国背景下，南方的人们还是纷纷涌出。这些情况虽然在主流历史中被刻意淡化，乃至罗芳伯这样卓越的人在国内
长期少为人知、隐而不显
。
如果因为中国人天生好和平，就把他们等同于固守一隅的族群，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因为这样无法理解当年的“蛮夷之地”为什么今天有了深圳、广州、香港、上海这样第一流的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