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

狂气、病迹学与文学创作——兼论日本文学病迹学研究

作者：张蕾   来源：文史哲

《天才论》的著者意大利精神医学家隆布罗宗( C  Lombroso , 1835- 1909) 19世纪末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对天才和狂气所作的一系列研究, 堪称病迹学研究的起源(病迹学是一个日语词汇, 和中文的精神医学或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都有一定的偏差, 为了更加贴切, 这里依然套用原文), 但早在古希腊人们就注意到天才超乎寻常的创造力和狂气之间的关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那些具有神秘创造力的天才几乎都带有狂气, 狂气还被看成是艺术灵感的来源之一。的确, 艺术家中和狂气大有关联的人远远超出一般的概率, 艺术创造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和狂气之间也确实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特别是原始时期的艺术和精神异常现象更是息息相关。艺术创作本身也往往包含着存在于日常性之外、并竭力要超越日常性的部分, 可以说艺术是连接日常性和非日常性之间的桥梁。

狂气经常被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狭义的精神病。但这里所说的狂气主要是指精神一时的失常, 特别是在超乎寻常地热衷于某种事物时出现的一种异常状态。所以与其说它是精神上的􀀁 病􀀁, 不如说它是人复杂的精神状态上的一个层面, 一种从常识性的生活样式中游离出来的特殊的精神状态。其实即使是那些极具理性的人也无法完全否认狂气会隐匿在自己内部的某个部分, 在执著于某种事物或思想时,它就会显露出来。

为病迹学提供理论依据的精神医学主要致力于对异常精神状态的分析、诊断、治疗和预防, 它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开始作为一门学问自成体系。法国的精神医学家皮奈尔( P P ine,l 1745- 1826)和他的弟子艾斯克罗尔( J  E squ irol, 1772- 1840)等对狂气的种种具象进行了记录和分类, 现在人们熟知的妄想及幻觉的各种症状就是在那一时期被记录下来的。遗传、外伤、中毒、热病等作为诱发精神病的因素也随之受到瞩目。

19世纪末德国的精神医学家库莱皮林( E K raepe lin, 1856- 1926)整理了一百多年来的精神病的观察记录和研究成果, 对精神异常的而病状各异的精神分裂病(进行性)、躁郁病(阶段性)、癫痫(发作性)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记述。此外他对有关精神病的内因、外因、心因三大发病原因的划分学说也由他所在的德国传播到世界各地, 由此奠定了现代精神医学的基础。所谓内因性精神病, 简单地说就是由遗传或天生气质等内部原因所引发的疾病, 上述的三大精神病都属于内因性疾病。外因性精神病是由感染了梅毒、伤寒病菌或脑部受到外伤以及酒精、毒品中毒等外部原因所引发的。而心因性精神病则是由深刻的烦恼、强烈的恐惧等心理问题所引起的。

进入20世纪后, 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人格结构”、"释梦"、"心理防御机制"等理论, 推动了精神医学的迅猛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精神医学开始从只把狭义的精神病作为研究对象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全方位地研究精神各层面上的各种问题的新时代。病迹学就是在精神医学的研究基础上逐步发展建立起来的。

病迹学是以杰出人物、特别是以文学家、艺术家为中心, 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分析探究他们的异常性格、错综的内心纠葛、疾病史和其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 揭示这种关联在他们的个人生活及创作活动和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它尤以艺术家的病理发展过程和创作本身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题。最先提出病迹学这一用语的是德国的梅比维斯( P J Mob ius, 1853- 1907) , 他从19世纪末开始对歌德进行研究, 他发现歌德的躁郁症周期为七年。躁郁症是精神抑郁和亢奋交替或单独周期性出现, 躁状态时自大狂、易怒、话多、意念飞跃、思绪狂奔、行动力强。郁状态时心情抑郁、失眠、活动力减弱、自杀倾向增强。作家在躁状态时写作速度增快、作品量增加, 多奇思异想, 因此文体和内容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每七年一次的狂躁状态中歌德的创作生涯就出现一次创作的高扬期, 歌德的许多杰作就产生在那时。接着他又对尼采、卢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奠定了初期病迹学的基础。

病迹学为何要以具有杰出创造力的天才为研究对象呢? 这是因为天才身上具有更多的普遍性与整体性。天才常常是那些更勇于涉足凡人不去涉足的——人性中由于理性而被压抑被埋没的领域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贯穿了人性中带有的正气和狂气、精神性和肉体性、意识性和潜意识性、理性和非理性等各个层面,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也许是人最完整、最自然的一种形象。以文学家为最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 在于文学家运用语言这个表现装置可以更直接更全面地把各种微妙的心理活动和狂气展示出来。比起音乐、绘画等表现手段, 它能原封不动地把作者复杂的心性具体化形象化, 人们从中能更全面地了解到在日常性中所不容易看到的精神上的一些特殊层面。

人并非活着就能心满意足, 人是一种不断思索要如何活下去的动物。文学往往就是在伴随着对各种活动的不断反思和祈望中, 去对人自身的存在进行各种层次的解剖和揭露。文学中还常常隐匿着要从日常性中超越出去的愿望、不断革新自己的愿望以及渴望被理解等各种各样的愿望, 对病迹学来说这些都是极好的研究素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家在精神上比其他人卓越, 只不过是他们会更努力地追求各种错综的心理表现。而且出现在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又大多是他们直接或间接的自我描写, 因此他们所描述的要比专家学者的工作记录更为主观鲜活, 个性也更强, 比画家音乐家所用的表现手法又更容易理解。所以自梅比维斯以来, 病迹学研究大多是以文学家为中心了。

德国的精神医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 K arl Jaspers 1883 - 1969)的《斯特林堡和凡高》(1926)是一部初期的病迹学式的论著。他曾提过有关斯特林堡作为诗人的价值如何并不是他出此书的目的, 对斯特林堡作为戏剧家的才能以及他的作品在文学领域的价值等的探讨也不是他所关心的范畴[1] 。可以说他对斯特林堡的兴趣只是停留在精神病理学方面, 这种离开了审美判断的切入文学的方法是无法真正准确地解读一个文学家的。

因此当代文学研究的病迹学不能只局限在精神医学的框子里, 仅从表层去探讨作家和作品的异常性, 也不能只是单纯地满足于对作家的病迹做资料性的分析。我认为它更应该具有一种文学批评的自觉, 应把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的方法, 使它更积极地参与对作品的审美价值判断和作家全方位的解读, 以此去揭示以一个作家的境遇和其作品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的存在方式。对一个作家的病迹感兴趣, 应该说主要是由于这个作家的作品存在着。如果对他的文学没有深刻的共鸣, 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 在病迹学里以这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

另外有一点需要确认的是病迹学并不等同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主要是以泛性论为核心, 通过对艺术家的、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本能欲望、自卑等心理上的幽暗部分借助表现活动使其生成为作品这个过程的分析, 来解开艺术创造的秘密。这种方法论在病迹学上也被应用, 但精神分析学在解读作家和作品时过分专注于作家的潜意识欲望, 总是千方百计地在寻找与性有关的象征物, 这就不免有种要把作家套入某种既成的固定模式中去的倾向。但不论是病迹学还是精神分析学, 这种把精神医学引入到艺术领域的尝试还是给文艺批评鉴赏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 注入了很多新鲜的血液。从另一种角度来看, 人作为一种善于思考创造的存在, 作为其精神活动高度结晶的宗教、哲学、艺术受到以研究人的精神现象为己任的精神医学的关注也是自然而然的。

文学的病迹学研究的一大目的是通过分析作家的生活史、传记资料和探讨狂气渗入到作品的状况、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作品风格等的变化, 来解开作家的创造之谜。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作家是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进行创作的。也就是说创造行为是借助狂气进行的, 还是不管狂气的破坏性力量如何创造都可以照样进行, 或者是创造行为本身就具有治愈和取代狂气的力量。

德国的精神医学家克莱齐玛( E rnst Kre tschmer, 1888- 1964)在他的《天才的心理学》 (1929)中, 经调查精神病患者的体型发现分裂病患者多为瘦高型, 躁郁病多为肥胖型, 癫痫病多为肌肉型, 由此他从假定体型和精神病的类型有一定关联出发, 把人划分为分裂气质、循环气质、粘着气质三大类。从人物性格描写的角度来看, 分裂型的人内向、不善交际、梦想家、冷漠, 循环气质的人外向、善谈吐交际、实际,粘着气质的一丝不苟、执著、讨厌变化。因此作品的类型和作家的气质之间也有很大的关联。他还认为精神疾患在疾病的初期以及轻度的中间状态中, 能够促进创造力的发挥。例如歌德在轻度的狂躁状态下, 尼采在梅毒性精神病发病前的一段时期里都曾创作出杰出的作品[2]  。克莱齐玛的研究触及到了病迹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所在。

狂气和创造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但创造行为本身并不是仅仅依靠狂气就能完成的。如果狂气完全侵蚀了人, 人就会失去客观凝视自己的能力, 也会丧失那种要表达自己的欲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癫痫病大发作猝倒时、或在发作后的朦胧状态中, 是根本无法进行创作的。同样陷于进行性精神病的痴呆状态中的尼采也只不过是个彻底远离了辉煌创造期的废人而已。可以说不管带有多么大的狂气色彩的创造行为, 也都需要正气的介入。正气的介入是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创造出美所必需的条件。如果是纯粹的精神病患者的手记也许只会令人感到不快, 并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美的享受。

创造需要正气的介入, 也就是说作者需要控制自己去用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看待和认识自己的狂气。狂气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但由狂气所带来的自身存在状态的变化, 对这种变化产生的强烈不安,驱使很多作家在作品中对自己的狂气体验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剖析, 像王尔德的幻觉妄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发作前所感受的恍惚的愉悦, 夏目漱石的抑郁不安以及波多莱尔、爱伦坡、赫夫曼等的药物及毒品的中毒体验等等都是。这些在日常性中不易见到的闪光所折射出的特殊状态, 往往会给第三者带来一种莫名的真实感和触动。可以说狂气在某种程度上触发和助长了艺术创造,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创造行为有时的确可以借助狂气进行。

克莱齐玛所提到的作者即使处于狂气的初期或轻度的中间状态也能进行创作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狂气只是侵蚀到作者的人格和意识的一部分, 正气依然存留着, 因此创作还可以继续进行,还是说狂气虽然已经在整体上轻度地侵蚀了作者的人格和意识, 但创造力却由此而被大大地激活。这个问题还需根据每个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作者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狂气逐渐被治愈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例如《神曲》治愈了但丁的抑郁病,《少年维特之烦恼》把歌德从失恋、自杀中拯救了出来, 《冰岛的渔夫》使皮艾尔罗奇幸免于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终生。这在精神医学上带有作业疗法和创作疗法的意义。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很早就倡导过这种疗法。在传统的精神分析里, 艺术创造行为被认为是心理防御机制中最积极的一种形式——升华——在起作用。瑞士的道拉库里第斯(Drakoulides) 在《艺术家和作品的精神分析》(1952)中曾提到消除和解决幼儿期心理障碍的途径有倒错、神经症、升华三种。其中只有升华可以诱发艺术创造[3] 。升华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变形, 本能中受到压抑或得不到满足的部分就有可能被升华。而本能性的能量分配不均则会引发神经症, 但神经症通过升华可以得到宣泄和补偿。也就是说神经症通过艺术创造行为可以得到缓解和治愈。但有些患神经症的艺术家在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 知道了自身创造的秘密是一种从本能到升华的过程后, 狂奔在他潜意识中的想象力反而由此会被消减。

创造力和想象力往往是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压抑和痛苦时而倍加高涨。有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饱受了痛苦的折磨, 像凡高、贝多芬、朱内( Jean Genet, 1910- 1986, 法国诗人)、维扬( V illon, 1431- 1463, 法国诗人)、费尔达林(H erder, 1770- 1843, 德国诗人), 有的很早就失去了双亲, 有的身体有严重的缺陷, 有的身患重病, 有的妻子发狂, 有的生活极端贫困, 但痛苦却开启了才能, 那种来自要从残酷的现实中逃离出去的巨大能量使他们比常人更能将全身心都投入到另一种状态中去, 很多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就是在和苦痛搏斗中诞生的。

弗洛伊德和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ad, 1883- 1969)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弗洛伊德在《艺术论》 (1910- 1940)中就提到过幸福的人决不会去空想, 去空想的可以说都是些抱有各种不满的人。正是那些无法实现的愿望才是产生空想的原动力, 无论什么样的空想几乎都是对愿望的一种补充,都是对让人无法感到满足的现实的一种修正[4] 。安娜弗洛伊德认为贫困和危机可以激发人, 促使人去努力追求知识, 藉此从那种困苦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安全有了保障、生活富足了反而容易使人陷于一种懒惰的状态[5] 。的确艺术创造行为的背后会存在着感情介入、模仿、现实再现、升华、超越等各种要素, 但创造行为的发起点却往往来自一种对存在的危机感, 一种因欲求得不到满足而升起的愤怒与不安, 一种与现实无法调和的矛盾。苦恼可能会使人趋向狂气以至自我毁灭, 但也有可能使人走向创作而从狂气中解脱出来、恢复正常, 当然这并不是说创造力的获得一定得要在病态中, 也并不是说创造行为一定可以使人获得健全的精神。

在日本, 狂气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可认知的异常并且狂暴的行为, 而文学正与其相反, 是一种正常而极具理性的行为。明治维新后, 随着欧洲文化的大量涌入, 那种隐匿在文学和狂气背后的关系才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的病迹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处于起步阶段,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相关论文大量涌现,此项研究开始初具规模。最早的病迹学论文是井东宪的《变态作家史》 (1926) , 井东宪从狂气和创造的观点出发, 列举了波多莱尔、果戈里、但丁、莫泊桑、王尔德、井鹤西原、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等文学家, 对狂气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接着是式场隆三对凡高的研究, 式场隆三在1932年出版了《凡高的生涯和精神病》, 对凡高的创作生涯和作品的解读有其精妙独特之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竹山恒寿发表了《对芥川龙之介的考察􀀁》 这是精神医学者第一次对某个日本文学家所作的专门性研究。此后松井好夫的《波多莱尔的病理》 (1936)、野村章恒的《爱伦坡》 ( 1949)都是精神医学者对文学研究所作的病迹学式的探索。

在50年代初, 西丸四方发表了《从精神医学看夏目漱石》和《异常性格的世界》, 对夏目漱石和岛崎藤村的精神异常进行了先驱性的研究。1957年盐崎淑男出版了日本病迹学史上第一部专著《漱石 龙之介的精神异常》, 他从作家和作品两方面入手, 对两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比较, 堪称日本病迹学研究的第一部大作。同年日本文学的专门杂志《国文学解释和鉴赏》编辑了有关《精神病理学和文学研究法》的专辑, 这部专辑在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以后的日本病迹学研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病迹学的关心也开始从精神医学界扩展到了文艺批评领域, 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吸取病迹学的研究成果, 引入病迹学的视点, 对以往被看成是禁忌的作家的精神世界的暗部进行了大胆的剖析。仅在1956年就相继有江藤淳的《夏目漱石》、唐木顺三的《夏目漱石》、中村真一郎的《芥川龙之介》、奥野健男的《太宰治》问世。从此病迹学在日本文学研究中开始受到真正的瞩目。

进入60年代后, 千古七郎首先在《漱石的病迹》中使用了( Pathograph ie)这一外来语, 此后这一译语逐渐趋于一般化, 为这门学问的广泛普及提供了一个契机。特别是在1966年日本精神神经学会总会举办了《创造和表现的病理》的专题研讨会, 它表明这种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的学会也开始关注病迹学这门边缘性学科了。同年以精神医学家王丸勇等三人为中心, 在九州地区创立了《病迹学恳话会》, 此后它发展壮大成为日本病迹学会, 该会并于1969年刊行了《日本病迹学杂志》。该杂志至今已发行了60多期, 为病迹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具体到对日本作家的病迹研究方面, 被研究者列举次数比较多的是夏目漱石、石川啄木、宫泽贤治、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等, 其中自杀的作家似乎倍受关注。从众多研究中可以发现, 和其他国家作家多属于精神分裂病圈这一情况相反, 日本属于躁郁病圈的作家却很多。像泉镜花、夏目漱石、宫泽贤治、牧野信一、坂口安吾、有岛武郎、佐藤春夫等都属于躁郁病圈, 属于分裂病圈的似乎只有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岛崎藤村、永井荷风等少数几人。这种现象说明到底是日本作家和躁郁病有什么难解之缘, 还是在日本那种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躁郁病对文学创作具有其独特的含义? 这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文学的病迹学研究并不只是给作家下个诊断。虽然诊断代表着最终结果, 但比起单纯的结果, 通过诊断的视角切入到作家内心和作品内部这个过程本身才是更重要的。比如夏目漱石的情况, 夏目漱石本人很早就说过自己的创作活动是受了狂气的驱使, 在《文学论》序( 1907年)中他写道“因神经衰弱和狂气之故, 余草《我是猫》, 出《漾虚集》, 又得以将《鹑笼》公诸于世, 思之, 余坚信余应对此神经衰弱和狂气深深致谢。但凡余身边状况不变, 余之神经衰弱与狂气将与余的生命同在”[ 6 ] 。可以说这是漱石向自己的狂气发出的挑战。漱石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几乎都带有病态的痕迹, 他对那些人物心理的把握及刻画的真实准确度, 如果不是体验者, 仅仅靠想象是很难完成的。通过对漱石幼年的家庭环境、性格形成、与他人及夫妻关系、病迹状况、代表作中的人物等方面的分析, 可以说漱石的创作生涯其实也是他利用狂气、挑战狂气、战胜狂气的生涯。

研究者对待夏目漱石的病迹大体分成强调分裂病性和强调躁郁病性两大派。但认为夏目漱石是分裂病质的研究者也承认夏目漱石一生中十年为周期地出现过三次以上的抑郁和高昂期(第一次是1894年, 第二次是1900年伦敦留学中, 第三次是1912年, 这期间随之有三次的创作高昂期, 其间的主要作品有《我是猫》、《草枕》、《行人》、《明暗》 )。认为漱石是躁郁病质的也不否认漱石的被害意识和妄想猜疑带有明显的分裂病症状。漱石从正面描写精神异常者的作品是《行人》 ( 1912- 1913), 这也是漱石自己精神最为异常时期所完成的作品之一, 它是一部身在病中、和病搏斗着、通过描写病最后战胜病的作品。漱石的作品几乎都带有自我分析的意图, 这种深度的自我解剖和批判使他能客观地直视、应对自己的宿命和苦恼, 并用一种积极的战斗性的态度去挑战自己所濒临的各种矛盾。他把创作行为当作一种精神上的修炼和求道, 借此化解不断困扰自己的精神上的危机, 使自己所坚守的内核变得更强大坚韧, 最后到达了他所追求的与世界及他人和解的􀀁 则天去私􀀁的境地。也许正因为如此, 漱石可以超越数次的精神危机, 成为无论是在作品还是理论方面都傲然耸立的大作家。

另一位很受病迹学研究者关注的天才型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情况却和夏目漱石相反。母亲的发狂(精神分裂病)使芥川一生都被一种来自宿命的阴影(遗传)笼罩着。过度敏感而又早熟的芥川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居所, 对他来说埋头于创作也是逃脱鄙陋凡俗现实的最好方法, 天才的他在创作中尝到了来自成功与被认可的喜悦。这样文学就成为他在这个平庸世界中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在变幻不息的文坛上要保持常胜绝非易事, 芥川一直试图用独特的文体和变化多端的题材与形式守住自己的阵地, 可他挑战的却是一种极限。芥川初期的作品多为历史题材, 在作品中他竭力避免展现自己, 陶醉在虚构的世界中。从中期特别是到后期, 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少。由精神分裂和死亡威胁带来的紧迫感不断增强, 作品的章幅变小, 独白形式增加。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通过创作抗拒现实的可能丧失了。

逐渐趋于人格崩溃的自我与努力要保持健全的自我之间的惨痛搏斗成为芥川晚期创作的一大能量来源。在晚期分裂病性的症状日趋明显的过程中( 1925- 1927), 他完成了一系列令人不寒而栗但又非常杰出的作品, 如《湖南的扇》、《蜃气楼》、《齿车》、《河童》、《凶》、《某傻子的一生》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作者对病态世界的极度关心,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客观距离, 以及作者所特有的那种旁观立场的丧失。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作者想象力和构造力的枯竭, 这也是自视甚高的芥川所不能容忍的。和对自身带有强韧信念的夏目漱石完全不同, 可以说创作行为不仅没有解救芥川, 反而成了加速他自尽的一个因素。随着幻觉、幻听、妄想、恐怖感等分裂病性症状的日益严重, 一直活在母亲发狂这一阴影下的芥川不是积极地去抗争, 而是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命运的准确无误的显现。自杀就成为芥川维系自己脆弱的自尊心并试图用它去抗争宿命的最后手段。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作品看起来比较另类异常, 但作者本身却比较正常的情况, 如谷崎润一郎和荻原朔太郎、中原中也等。谷崎的作品大多是以扭曲的性为主题, 受虐、倒错、嗜物癖等描写随处可见。生活中的谷崎有明显的恋母情结和女性崇拜的倾向, 但他整个生涯中却没有出现明显的发病症状。或许他是把自己异常的能量都升华到创作上, 把自己偏执倒错的价值观施加在作品中, 从中恰到好处地宣泄了自己异常的能量。也就是说他们巧妙地控制住了现实和作品之间的界限, 从而得以保持在日常世界中的平衡。

在日本从事病迹学研究的多为精神医学家, 他们运用深厚的精神病理学的专业知识, 在分析作家和作品人物的精神气质、把握作家精神结构和心理特征时得心应手, 并善于对人物形象背后的象征和隐喻意义进行挖掘, 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深度把握却显得力不从心。这自然也就影响了病迹学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文学研究者能够更多地掌握病迹学, 运用精神病理学的知识去研究文学, 也许会弥补精神医学家的研究缺失。

应用病迹学对一个作家进行研究时应对作家有足够的敬意和热爱。病迹学作为一门严肃的科学的同时也是一门带有暖意的有关文学批评和鉴赏的学问, 如果只是把作家单纯地当作一个患者去研究, 而对他的作品缺少分析理解, 那么这种研究也许就和病历分析相差无几了。另外病迹学研究大多是以作家的生活史、书信、友人的证词、在校成绩和评价等涉及有关个人隐私的资料为前提, 除非是作家本人愿意把自己的病史及生活史等资料公布于众, 否则最好是以已故的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更为稳妥。病迹学毕竟不同于普通的文学批评, 它带有医学诊断的一面。即使对已故的作家也需要把握一个度, 保有他一定的隐私权。这种伦理观念是进行病迹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

参考文献:

[1]雅斯贝斯 斯特林堡和梵高 [M ] 村上仁译 , 1959

[ 2]克莱齐玛 天才心理学[M ] 内村祐之译 日本: 岩波文庫, 1982

[ 3]道拉库里第斯 芸術家 作品 精神分析[M ] 中野久夫译日本: 岩崎学術出版社, 1967

[ 4]弗洛伊德 芸術論[M ]  高橋義孝等译 日本: 日本教文社, 1970

[ 5]安娜 弗洛伊德 自我 防衛[M ]  外林大作译 日本: 誠信書房, 1958

[ 6]漱石全集[M ]  日本: 岩波書店,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