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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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商业社会”理论

——以亚当·斯密为中心的考察

李 宏 图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关于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发生了转向 , 苏格兰启蒙运动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18 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它是以亚当·斯密提出的“商业社会”理论为中心而进行的另一种启蒙。亚当·斯密改变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一批思想家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一模式，而是从市场交换出发，论证了“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确立起了以“自利”为中心的现代道德观。在市场的观念下，“商业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变化，整个社会以市场交换作为其基础与法则。而市场交换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就是实现公正，由此带来了整个社会的自由、文明和繁荣。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理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其阐述了现代社会的基础，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性，从而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建立。

关键词 18世纪苏格兰 启蒙运动 亚当·斯密 “商业社会”理论

自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在有关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研究中日益关注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使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拟从这一视野出发，考察法国启蒙运动之外的另一种启蒙—— 18 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以亚当·斯密为中心，探讨其“商业社会”的思想理论和对现代社会转型路径的思考，借以丰富对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理解。

一

对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学术界很多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布罗迪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的一场思想盛宴，对西方文化具有重大意义。18世纪最为杰出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许多知名的社会思想家、重要的科学家、医学家甚至修辞学家和神学家都来自苏格兰。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也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关于这一有意思的主题——欧洲社会的进程，我们可以在苏格兰找到一束强有力的哲学之光；而无论于公于私，我都要重复以下这些学者的名字：休谟、罗伯逊和亚当·斯密。”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18世纪40年代之后，苏格兰思想家赢得了国际性的承认。在整个18世纪，苏格兰参与了欧洲范围内的这场运动，即启蒙运动。苏格兰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医生在他们所感兴趣的领域创造了杰出，甚至常常是原创性的贡献。因此，有人甚至断言,苏格兰发明了现代世界。无论如何,就总体而言，苏格兰启蒙运动从整体上来看是一场思想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基本上涵盖整个18世纪，尽管对此有不同的争议。

当然，“苏格兰启蒙运动”（Scottish Enlightenment）这一术语的提出实际上并非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在1900年，威廉·罗伯特·斯考特（William Robert Scott）在其研究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学术著作中首次提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概念。斯考特将哈奇森奉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父”，认为他的思想体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但非常遗憾的是,此后“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术语逐渐沉寂，以至于被学术界遗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才又重新发现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并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迎来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复兴。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杰出历史学家的推动可谓功不可没。一是“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波考克（John G.A.Pocock）。众所周知，“剑桥学派”一般不太喜欢研究苏格兰的历史，然而波考克有些例外，他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格外关注。在他的组织下,1979年5月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召开了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和公民人文主义传统”（Scottish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ivil Humanist Tradition）学术研讨会。“剑桥学派”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波考克、斯金纳参加了会议，波考克还提交了学术论文，其他开启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大门的学者诸如福布斯、温奇等也都提交了论文。这次会后还出版了论文集，诚如主编者所说，这部论文集汇集了他们在过去的14年中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的主要成果。虽然这是一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集，但同时也涉及政治、法学和道德哲学。另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他曾在其学术专著中提及“苏格兰启蒙运动长期受到冷遇，可谓学术研究的一大黑洞”。其著作的第一章即以“一种黑洞”（A Blind Spot）作为标题，提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应当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波特是将苏格兰启蒙运动包容于英国启蒙运动之内来进行理解和考察，他认为17世纪的英国就兴起了启蒙运动，而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只不过是这一启蒙运动的接续，所以该书的副标题是“英国和现代世界的创造”。

在推动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复兴的过程中，格拉斯哥大学的三位著名学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亚历山大·布罗迪 (Alexander Broadie)、安德鲁·斯金纳（Andrew Skinner）和克里斯托弗·贝瑞（Christopher Berry）教授，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在学术舞台，一直持续至今。例如，布罗迪教授撰写和出版了很多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作，试图从整体性上来回答“什么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核心问题。鉴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他本人荣升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和苏格兰皇家学术院院士。经过这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直至今日，在整个启蒙运动的学术谱系中，虽然“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竞争性的概念，但这个运动的独立性和重要性终于可与法国启蒙运动比肩，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苏格兰启蒙运动所包括的各项内容也越来越得到细致的开拓和挖掘。今天，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得到了继续拓展：一是从总体上把握苏格兰启蒙运动；二是在各个具体主题和内容上来进行研究，如社交性、阅读史、性别史、科学、医学、知识史等不同层面。

在这些研究中，学术界大多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既是整个18世纪启蒙运动思想谱系中的有机组成，又带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苏格兰启蒙运动只有放在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才能展现其独特魅力。正因如此，在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也像德意志思想家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那样，试图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给出一个定义，使之既符合启蒙运动的一般共性，又能切合与凸显苏格兰启蒙运动自己的思想特征。例如，著名学者布罗迪就曾写过影响甚大的《什么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一文。其他一些学者也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总结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贝瑞教授就曾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不同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一味对理性的高扬，他们认为在此之外，还应该尊重社会既有的习俗和习惯，理性本身在驱动或实现社会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社会的变革并非完全出于理性的设计，习惯和习俗在塑造行为方面比理性更有决定性。由此，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如休谟所言，是从人的科学（Science of Man），意为建立在实证，甚至是医学的解剖基础之上出发来思考与设计未来的社会，因而使得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和设计与法国的思想家们完全不同。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这一思考也与17— 18 世纪由霍布斯、洛克和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完全不同。这批思想家以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理论来描写与设计未来社会的图景，要用理性来设计未来的国家体制。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则将此视为非历史的和荒谬的，休谟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尤为坚决和突出。他认为，这一理论是一种先验的预设，它假设人们是生活在自然状态，然后在理性的引导下，人们一致同意达成社会契约，从而进入到社会状态。在他看来，实际上，政治社会的形成或者说政府的起源并不是理性的个人订立契约的产物，也就是说，并非起源于人民的认可，大多是起源于篡夺或征服。在批判了关于社会契约理论之后，如何找到未来社会的基础，或者要去回答什么是未来社会的基础？同时， 1707 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实现了合并，面对着英格兰地区更高层面的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到 18 世纪 30 年代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如何融入英格兰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文明”社会，这一现实情景也促使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着力思考这一问题，并希望由此解决和实现苏格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正是在这双重的历史语境中，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仅仅在政治维度上通过社会契约理论来构建未来的社会体制，完成社会转型远非找到了实现现代性的基石，必须在此之外找寻这一社会的基础，从而建构起未来的新型社会。经过这些思想家的努力，终于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指出未来的社会即是一个“商业社会”，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市场交换活动中去的社会，并论述了未来社会的三大基本要素：市场、法律和道德 , 由此来实现“文明和改善”。他们要改善的不仅有现存的人类知识，而且也包括人类生活其中的环境，即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与实现社会的进步。约翰·罗伯逊就认为，追求整体的“社会进步”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关注的中心。这样，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通过对商业社会的理论设计来为未来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提供了解释性的理论，而这一理论构建也就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现代社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正如他自己所说，写作这本书的动因就是要探讨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一问题。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得到了学界很高的评价。历史学家吉本说，这位哲学家向世界呈现了一部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系统的关于贸易和税收的专著，这一专著足以令作者本人自傲，也定会为全人类带来福祉。他的学生约翰·米拉在谈到亚当·斯密时，坦陈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并这样赞誉道：“亚当·斯密博士就是牛顿”，政治经济学的牛顿。

从社会发展阶段论出发，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类社会要通过这样四个不同的阶段，即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社会。商业社会的到来实是由于劳动分工所致。因此，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首先从劳动分工开始着手论述。其实关于劳动分工这一问题，他的老师，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泰斗哈钦森与和他同时代的弗格森等人都进行过论述，但却是在斯密这里获得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其要旨在于，正是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自我需要的满足也就无法依赖于个人自身的劳动，而是要依靠市场交换，正是频繁的市场交换行为引发了社会组织结构和机制的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商业社会也就随之形成。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了商业社会。”这一观点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法国思想史家罗桑瓦隆就说过，斯密“用市场观念来取代契约观念，不再从政治上而是从经济上理解社会，从而成为双重的革命者。于是，亚当·斯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性运动”。也就是说，社会的基础不再是以前思想家们所强调的是通过政治性的契约来形成，而是通过一个更密切、更频繁、更自发的市场交换过程而形成。于是，社会的基础和社会机制的运行等基本问题都在此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苏格兰启蒙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关于社会组织理论的提出。从此，以市场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仅是未来社会的基础，而且还就是社会本身，维系一个社会存在的运作机制或把每一个单个的人联结成为社会整体的中心力量是市场交换。“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 , 就是社会的全部。因为没有交换的社会和没有社会的交换都是不可想象的。”人通过交换而产生交往和联系，社会也通过交换而得以存在和延续，或者说交换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延续的基础。正是如此，英国学者巴瑞教授才会说，斯密“商业社会”的核心是“社会”，这一“社会”不是指政治组织，也不是氏族，尽管这个社会也包括政府和家庭。

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如何组织一个社会，或者说如何摧毁旧社会，建立起新社会，这是从17世纪开始面临着近代社会转型时一批思想家们殚精竭虑思考的问题。面对着以国王为中心的专制体制，这批思想家自然更多地从政治的维度来思考。诸如 17 世纪的思想家们如霍布斯、洛克等人以及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都是从自然状态理论出发，将“自然人”作为未来新型社会的组织者，而在斯密所提出的这一新型社会形态——“商业社会”中，其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人”或者“经济人”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并且这个“商人”完全是从利己出发来参与市场交换，由此，个体性或个人的利益开始得到凸显，并且成为“商业社会”的动力与基础。斯密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所以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是恰当和正确的。”他还说：“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因此，市场的起点和终点均为个人或个体的利益，而非是别人或集体利益。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值得注意的是，斯密所说的“自利”不是通常所说的“自私自利”，在我们的语境中常常把利己理解成了自私，这完全是一种误读。在斯密那里，正是出于利己的起点，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最后却实现了利他，由此而带来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也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完美结合。正如斯密所说：“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口舌去劝阻他们。”同样，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他表达了相同的含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一样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因此，思想史家乔治·斯蒂格尔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由自我利益花岗岩砌成的恢宏大厦”。尽管“自利”这个概念在“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两次，而且是在论述宗教问题的时候使用了这一概念。

这里，自然涉及对斯密那个时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道德观念，或者说自利以及利益在未来新的社会中占有何种地位。17世纪中期之前，“利益”一词的含义较广，例如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就曾说：“人们并不总是把‘利益’这个词理解为一种财产方面的利益，而经常倒是把它理解为一种有关光荣或名誉的利益。”虽然如此，但是在17世纪中期开始，“利益”这个词的含义却是日趋收窄，成为与“财富”相关联的概念。黎塞留的秘书让·德·西隆也说，我不明白为何“利益”一词总是只跟财产或财富的利益挂钩。拉罗什福科也一再指出：“人们所谓的德行，常常只是某些行为和各种利益的集合，由天赐的运气或自我的精明巧妙地造成。”“德行消失在利益之中，正如河流消失在海洋之中。”

尽管“利益”一词开始有了经济上的好处这种更为狭隘的含义，并开始引发出道德上的争论。“利益在后面推动着所有种类的德行和恶性”，“利益——我们谴责它造成我们所有的恶，却常常应该因它促成我们的善行而受到赞扬。”但平心而论，从17世纪开始的近代社会转型以来，个人利益还未得到社会的接受与认可，追求个人的私利仍然被视为一种恶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714年，曼德维尔才勇敢地写出《蜜蜂的寓言》一书，理直气壮地要为个人利益正名。这本书的主题就如其副标题所标示的那样，“私之恶，公之益”（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即积累个人财富的自利行为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最终却是有利于社会，增加了大众的舒适和自由。虽然友好和仁爱是人类的天然禀赋，虽然人类能通过理性和自我否定而获得真正的美德，但这些都不是社会的基础；相反，我们所说的此世之恶——包括道德上的和天性上的——才是一条恢恢律理，它使我们成为社会动物，为各行各业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灌输了生命，提供了支持；我们必须在它那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头；恶一旦止息，社会必将损毁，甚至彻底瓦解。他在此书的序言中直接这样写道：“使人变为社会性动物的，并不在于人对合作、善良天性、怜悯及友善，以及其他令人愉悦外表优点的追求；而人的那些最卑劣、最可憎的品质，才恰恰是最不可或缺的造诣,并按照世俗世界的要求使人适合于最庞大、最幸福与最繁荣的社会。”曼德维尔还说：“私利造就了独创性，加之时间和工业，带给了生活以便利，这是真正的享受、舒适与自在，由此，每个穷人也比以前的富人生活得要好。”他甚至得出结论，所有最坏的态度与行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公共之善。他举例说，“贪婪”这个字已被加入了很多的恶名，并对其进行猛烈的批评, 但是，尽管贪婪可能导致众多的恶果，它却是社会极为需求的……没有贪婪，奢侈很快便会缺少物质基础。这里实际上涉及了对人性的理解，在曼德维尔看来，人性中满足自己利益的需要这一欲望是无可指责的。为此，他批评沙夫茨伯里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人是为社会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人应当天生具备对全体的美好热情，具备为全体谋取福利的天然性向。于是，一切符合公共利益的行为就被称为美德，自私自利的行为则被指责为恶德。而在曼德维尔看来，“没有我们所说的（天性中的与道德上的）‘恶德’的帮助，要将任何群体提高为一个人口兴旺、繁荣富强的民族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绝不可能维持下去”。因此，在曼德维尔看来，要理解和尊重恶行，让人的私利得到充分的发挥，当所有人私利相遇，并且经过政治家的管理后，私利就会转化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其结果自然就是，“私人的恶行若经过老练政治家的妥善管理就被转化为公众的利益”。

亚当·斯密通过他的老师哈钦森以及思想家休谟了解到曼德维尔的思想，并认真阅读了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这本书。正是在曼德维尔的思想影响下，亚当·斯密系统地将这一思想嵌入到他的“商业社会”这一理论构建中。“无须任何法律干预，人的私利和七情六欲就能诱导他们去剖分和分配每一个社会的库存，这种剖分和分配是在该社会各行各业中进行的，并尽可能按照一种最符合全社会利益的比例而进行。”在他看来，这一道德观将是未来“商业社会”的基础。正因为此，斯密承认曼德维尔的观点是为一种“原创”。同样，有些学者认为，《国富论》中很多章节，例如关于劳动者的成本基本上是对《蜜蜂的寓言》这本书主题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