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山木/文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知远导读】长期以来，俄军根据其国内外安全环境变化，结合自身国情，对部队的指挥体系进行了多次改革，有时是微调，有时则是天翻地覆的改革。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俄军的屡次改革有着契合其自身客观现实的特点，大多也都经过实战的检验，获得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军事大国，俄罗斯军队的这些改革尝试，对其他国家而言，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皆为镜鉴。
长期以来，俄（苏）军指挥体制按区域性地理概念划分，实施“大陆军”体制：陆军作为军区的主体作战部队，并由其它军兵种予以配合。预备役中将、军事科学博士、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事学院教授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格罗莫夫认为：军区的主要优势是：能够快速响应并应对局部威胁，而无需动用整个军队资源，军区体制实现了区域性集中指挥和行动独立性之间的最佳平衡，军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种军事力量包括民间武装力量的整合。从这方面理解，俄军区具有相应的联合作战指挥职能。
但是，近年来，尤其是1990年海湾战争以来，世界军事斗争形式发生重大变革，联合作战成为主要作战模式。原有俄军各军兵种“树状”垂直指挥体制虽然有利于军队的集中控制，但却无法有效整合战役兵团力量，尤其是在部队的火力打击效果、兵力投送能力和后勤保障系统等方面，俄军作战能力与过去相比大幅下降，传统指挥体制明显赶不上现代战争的节奏。
俄军围绕作战任务、力量运用、作战样式、自身能力和外部环境等因素，
对军区指挥体制进行了多轮“反复改废”的结构性重组改革。
第一轮是1992-1999年间的叶利钦时代，俄国防部进行了多种尝试性联合作战改革。
1997年7月，时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签署《关于俄联邦武装力量重组及完善其结构的首要措施》的命令，赋予了军区相应战略方向上战役战略司令部（地区战役司令部）的地位。在此期间，俄军联合指挥体系实行的是：“大陆军”军区联合指挥体制，8个以陆军部队为主体的军区在理论上肩负有“区域性战略-战役司令部”职能，可全权指挥辖区内各军兵种和强力部队。由于叶利钦对时任总参谋长克瓦什宁的绝对信任，根据1998年11月11日俄联邦第1357号总统令批准的《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条例》，总参被正式定性为“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和“武装力量主要作战指挥机关”，具有“协调其它强力机构及部队完成国防任务”和“批准和管理军事指挥部门编制”的特权，因此，这一阶段的俄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从总体上是：并未对大的指挥体制进行调整，只是总参谋部依托军区机关来负责联合作战指挥，1998年1月陆军司令部解散后改组为由国防部“陆军总局”并划归总参谋长领导，陆军部队归由总参和军区指挥并管理，海、空军兵种等仍有指挥权。
这一时期，俄军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能力并没有提高。在两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既暴露出了指挥关系不顺的问题，也暴露出了陆军和空军联不到一块的问题。指挥体制应当是“总参—战区—旅或营的基本作战单元”的三级，而事实上却是“总参－军区－集团军－联合作战集群－旅营”的五级。在联合作战时，俄军总参谋部将命令和指示下达给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转达给第58集团军司令部，第58集团军司令部再转达给“联合作战军队集群司令部”，北高加索军区和第58集团军在这个作战指挥链中不担负作战任务而只充当中间环节，在“联合作战军队集群”与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之间来回传递信息。时任“联合作战军队集群”领导根纳季﹒特罗舍夫将军回忆说：“制定计划的重担全部由在北高加索军区参谋部基础上组建的联合作战军队集群参谋部承担。数百名来自总参谋部的将军和军官抵达后只充当顾问，并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空洞的、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用处的指令牵制了军区司令部。与此同时，他们却没有履行自己的主要职能——没有提供关于可能之敌、非法武装的数量、战备水平、行动的可能性质、非法武装头目的位置等可靠信息。战役计划实际上是盲目制定的。
简直难以想象那群不知为何而来、整日喋喋不休的莫斯科首长的马虎和糊涂。
忙乱和‘官气十足’显然无助于有计划和深思熟虑地准备当前的战役，连战役开始日期也变来变去”。
由于受到重重阻挠（缺乏联合指挥手段、强力部门阻挠、行政职能束缚、责权划分不一、抱着固有成见的军队团体为了维护本军/兵种的利益而迟迟不愿意接受改革），这一时期的联合指挥作战改革的相关决议最后实际未得到执行。
第二轮是在2004-2007年。美军连续出兵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其巨大的胜利与微不足道的伤亡让俄高层感受到了俄军与美军的差距，并开始真正反省如何进行军事变革，打赢未来战争。在普京总统亲自推动下，重新确立了国防部对总参谋部的指挥关系，总参谋部指挥权下放并在各军区外增设一个“地区性司令部”、后被称为“总参作战小组”来负责联合作战指挥，这实际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抛开军区搞联合指挥，反而在军区和总参之间又“制造”一个地区性司令部、“叠加增设”了一个多余的中间指挥机构。在实际运转中，这种联合指挥体制不但没有实现联合的目的，反而降低了指挥效率，再加上各军兵种、特别是军区不愿意放弃指挥权，许多高级将领抵制、反对，最后导致改革失败。
其实早在苏军时期就试行过类似办法。基于战略调整的需要，从1970年代末期起至1980年代中期，苏军在各军区之上先后设置了5个战区，即：司令部设在明斯克的西方战区、司令部设在苏联的基什尼奥夫的西南战区、司令部设在苏联的巴库的南方战区、司令部在苏联的伊尔库茨克的远东战区、暂未设指挥机构由列宁格勒军区实行统一指挥的西北战区，统一指挥一个战略方向内的所有陆、海、空和防空军及各兵种部队。关于设立战区这一指挥层次，苏军内部存在极大争议，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认为此举不但造成军队机构的臃肿，同时在本就复杂的指挥系统中，额外又增加一个层次，对作战和平时的训练、管理等没有任何益处。而支持者则认为，设立战区有利于将一个战略方向上的所有力量集中统一指挥，并对资源统一分配，能更好地协调各军兵种之间的协同合作。
第三轮改革在充分汲取前两轮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自2008年全面展开。在充份论证后，时任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于2010年下半年相继签署了《关于建立4个联合战略司令部和统一物资技术保障体系》的命令、《关于俄联邦军事行政区划》的第1144号总统令，要求俄军在2010年12月1日前组建西部、南部、中部和东部4大军区级联合战略司令部，以替代原先的6大军区：列宁格勒军区、莫斯科军区、北高加索军区、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军区、西伯利亚军区和远东军区，至2012年最终确定了“政令分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型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为使各级各类指挥机构能有效履行使命任务，国防部加紧完善指挥法规建设，明确各级各类指挥机构的权责清单，强化依法用权的意识理念，切实立起联合作战指挥权威、增强指挥活动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提升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集中指挥、高效控制、精确执行的整体联动运行水平。为提升向北极地区投送兵力以及保护俄北方海上航路并实现对北极地区的有效掌控，2021年1月1日“北方舰队”正式履行“联合战略司令部”的职能，成与4大战区平级的“第5大战区”。
通过此轮指挥关系调整改革，俄军进一步明晰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中纵向、横向各级各类指挥机构相互关系，俄军自此形成了以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军兵种司令部为核心、各区域联合战略司令部指挥中心为依托、各作战单元和协同保障部队为支点的新型联合作战指挥机制。
军区：转变为“联合战略司令部”，在作战指挥关系上实际获得了总参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权。拥有对本辖区内除战略性部队（如战略导弹部队、空降部队以及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特种部队）以外所有俄军作战部队和联邦强力部门所属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地区性军事行动全部由各战区司令部负责，总参仅负责总体领导但不直接干预作战指挥，指挥链大为缩短、作战流程大幅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