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境内频发的仇外暴力事件，到PEGIDA（爱国的欧洲人反对伊斯兰化运动），再到这次在大选中崛起另类选择党(AfD)，东部地区都似乎为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滋生提供了温床。许多学者对德国东部暴力仇外组织和另类选择党(AfD)党的兴起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学者一致认为这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经济因素，自1990年两德统一后，虽然东部获得了大量来自西部的“输血”，但德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未根本改变。据2015年出版的《德国统一报告》显示，东西部在人口发展、工业实力、财富状况、经济结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尽管经济差距在缩小，但直到2015年东部的可支配家庭收入不到西部的一半，月平均工资只有西部的三分之二，工业生产力只有西部的73%，而德国最大型的三十家企业没有一家位于东部。较低的工资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大量东部年轻劳动力涌入西部联邦州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造成了东部社会生活的萧条。在这种情况下难民问题就成为东部民众不满现状的替罪羊，与其说是担心难民造成的影响，不如说是对在现代社会中成为失败者感到恐惧。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东部特有的现象，在西部同样也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其次，东部地区的居民缺少与外国人相处的经历，这种不了解容易造成对移民的恐惧。过去，民主德国奉行的外国人政策是将外国人和当地人隔绝。二战以后，民主德国的外国人比例只有2%到4%。而从越南、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友好国家招聘的合同工都居住在特定的集体宿舍，同东德老百姓几乎没有接触。1988年之前甚至规定他们当中的妇女不准在东德生子。两德合并后，这一外国人政策虽然被取消，但直到现在，前东德地区移民仅仅占人口的4%-9%。讽刺的是，相对许多西部联邦州25%的外国人口，移民数量较少的东部反而比西部更排斥移民，尤其是在接收的难民人数比例少于5%的萨克森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另外，东部民众的身份认同也扮演了一个重要因素。很多前东德人感觉自己在西部人面前没有自信，抱有“二等公民”的自卑感，因此会强化自己的民族自豪感。面对西部在经济和物质生活上的领先，部分前东德人容易钻入右翼的"牛角尖"，反感“外来”的人对他们的行为指手画脚。其是在萨克森州，原本反映乡土情怀的自豪感现在被用来排斥外来移民。东部地区的“过度”自我认同，形成了排斥外来者、外来文化的本能反应。开姆尼茨工业大学研究极端主义的学者曼内维茨表示，那些主观上认为自己是社会转型牺牲品的人，会去寻找外部因素以平衡自己的失落感，于是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难民，穆斯林，甚至所有的外国人身上。
前东德政府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导致东部地区产生极右思想的原因。根据德国哥廷根民主研究所发布的《德国东部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研究》，前东德时期的过度社会控制使得在这里缺乏政治竞争的经验，这里的老百姓不习惯政策讨论和协商，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要么诉诸暴力。对此，德国联邦政府东部事务专员格莱克（Iris Gleicke）曾尖锐的评论："在东部一些地区仇外和极右思潮非常严重，是无法仅通过政治讨论就能解决的"。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四点虽然都解释了前东德的六个联邦州和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联系，但是引发这些联系的，除了东德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还有两德合并造成的经济社会鸿沟。
1990年，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力排众议，抛弃了渐进式的融合方案，由联邦德国主导了德国的“重组”，将西德马克引入东德，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合并。当时联邦德国政府提出，要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拉平东、西部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并尽快完成东部的经济改造，实现东、西部经济并轨。然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变，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腾飞。东部工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企业的产品结构单一，缺乏国际竞争力，快速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进程造成了前东德地区大规模失业、工厂倒闭和人口外流。曾经的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冠军，现在需要长期依靠西部的“输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培养出自己的“造血”的能力。如此的惨痛经验使得东部民众对这样的 “一夕剧变”心存胆怯，对新的变化和新的移民充满疑虑。
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默克尔在当年秋季决定向难民开放边境后，难民涌入德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的安置能力是否足够、社会治安、就业和融入等。德国民众对国内安全形势恶化的担忧加剧，民调机构infratest-dimap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担忧德国治安会明显变差，6%的人担心伊斯兰在德国影响力增加。作为一直对接受难民政策持坚定反对立场的唯一政党，另类选择党(AfD)打破一个又一个的禁忌，用一个又一个争议话题，吸引了很多的选民，进入一些重要联邦州的州议会，更在本次联邦议院选举中大放异彩。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承认，正是默克尔在2015年实行的欢迎难民政策让另类选择党(AfD)起死回生、支持率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