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是南宋政坛、文坛重要人物，其文集《周益文忠公集》也是研究南宋历史、文学的重要文献。文集是周必大逝世后其子周纶所编，先后于开禧二年（
1206
）和嘉定十年（
1217
）左右分两次刊刻完成。此为目前所知宋代唯一刊本，今有残本流传。此后直至元明，均无刊本。到了清初，宋刻全本已不可得见，只有少量钞本流传于世。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国内图书馆藏明清钞本共十四种（包括残本），其中明钞五种，清钞九种。此外较有价值的钞本还有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彭元瑞知圣道斋钞本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清谢深甫钞本。这些钞本以往多在藏书家手中，普通人难得一见，道咸以降学者最常见的只有欧阳棨于道光二十八年（
1848
）和咸丰元年（
1851
）刊刻的瀛塘别墅本《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本文简称“瀛本”）。学者对周必大文集版本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瀛本上，其关注点为瀛本底本即知圣道斋本的来源。但他们都是在只见到澹生堂明钞本（本文简称“澹生堂本”）、瀛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简称“文渊阁本”）的情况下，利用书目序跋进行考察。当我们比对更多的版本后会发现，他们对于知圣道斋本源流的考察并不成立。因此笔者在比对更多版本的基础上，欲对瀛本源流重新做一探讨。
静嘉堂文库藏宋刻本《周益文忠公集》卷一，共存六十九卷
《宋集珍本丛刊》影印瀛塘别墅本《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一
一、知圣道斋本源流考
绍熙二年（
1191
）至庆元二年（
1196
），周必大费时六年，校订刊刻了《欧阳文忠公集》，后来其子周纶又以欧阳氏家传本复校，成为迄今欧阳修文集最好版本。自称欧阳修后人的欧阳棨对此铭感于心。周必大德业文章为世所称而文集罕见的现
实，又使欧阳棨
“早岁即有志是编”，对编刊周必大文集之事念兹在兹。刊刻时所用底本为彭邦畴家藏知圣道斋本，又校以张敦仁所藏清初梁清标藏钞本（本文简称“张敦仁本”）和抄自翰林院本的王赠芳钞本。道光二十八年，先刊刻了除《杂著述》、《书稿》、附录之外的一百六十二卷，咸丰元年，又刊行了馀下的部分。瀛本作为
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之前周必大文集最常见的版本，十分有必要厘清其版本来源。以下先详细梳理瀛本底本源流，再论其校本情况。
1
．知圣道斋本概况
知圣道斋本二百卷，附录、《年谱》后又重出附录五卷，现存台北“国家图书馆”。该书序言“周益公文集序”六字下有彭元瑞三印，即“南昌/彭氏”、“知圣道/斋藏书”、“遇读/者善”（回文印，即“遇者善读”）。卷首首页有彭元瑞题记，其内容又见《知圣道斋读书跋》卷二。据题记可知，知圣道斋本为乾隆三十六年（
1771
）彭元瑞从吴郡商贾手中购得，初得之时“讹舛特甚”，乾隆五十五年以内府本校勘之后才“粗可读”，可见并非善本。道光十一至十二年，其子彭邦畴又以翰林院本（即四库底本，详下文）校勘。此次校勘除了校误补阙外，还有不少实质性改动，如更改篇名、调整篇目次序等，其中对《玉堂类稿》、《平园续稿》、《掖垣类稿》、《省斋文稿》的改动较大。以上改动，并无版本依据，多属误改，却基本为瀛本继承。这种改动使知圣道斋本去宋刻原貌愈远，实不可取。
彭元瑞提到知圣道斋本购自吴郡书贾，但该本原属何人，传承如何，却并未交待。此本卷一六九《泛舟游山录》末附有《记抄〈周益公集〉始末》（本文简称《抄集始末》），但自“复偕钱子往拜，遂与余省”以下全缺，彭邦畴和欧阳棨均不知谁作。周莲弟首先发现此记与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中所录宋宾王手跋十分类似，比对后认为系手跋底稿，笔者颇为认同。但周氏据此认定知圣道斋本为宋宾王、谢深甫等人共同校订完成之本，笔者则不敢苟同。此事本末还需从宋宾王抄周必大文集谈起。
知圣道斋本卷一六九后所附《记抄〈周益公集〉始末》
2
．宋宾王抄周必大文集始末
周必大文集清初流传已少，世人得残篇断简亦颇珍惜。当时顾夏珍以手抄《周益公集》十本，合张鸿声、朱端揆所藏，仅得七十三卷，“凡十三行二十四字者千二百馀页”。时顾夏珍听闻原藏于徐乾学传是楼的《周益文忠公集》全本归同郡王闻远，欲借补而未果。顾夏珍病卒前，将此本托付宋宾王，希望其能补全。宋宾王利用王闻远借其《吴都文粹》之机，向王氏借传是楼本抄写，又得到了钱枚的帮助，于康熙六十一年（
1722
）二月至十月先抄出一本。由于其家贫，乏润笔费，此本实为替金檀文瑞楼所抄，是为文瑞楼本。该本后归丁日昌，现存国家图书馆。之后，宋宾王又借文瑞楼本，于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至雍正元年（
1723
）三月抄出一本。此后宋宾王多次对其校勘，是为宋宾王本。宋宾王本现存南京图书馆，已有残缺，其中卷二十九至三十四、附录卷五、《年谱》为黄丕烈据周香严所藏钱曾述古堂钞本补抄。此本南京图书馆著录为文瑞楼本，但与国图所藏文瑞楼本相比，该本经过宋宾王多次校勘，质量实在国图文瑞楼本之上。如《承明集》卷四共十三篇文章，文瑞楼本阙第十二篇的下半部分和第十三篇的上半部分，而宋宾王本已经补全。
雍正十一年，谢深甫借宋宾王本复抄一本，“间有订正，不下百馀处”（本文称此本为谢深甫本）。此本后由皕宋楼收藏，清末转入静嘉堂文库。谢深甫本每《稿》目录后，有“太仓宋宾王蔚如氏校”及“谢甫泰惺廛氏钞”二行，故陆心源认为此本由宋宾王和谢深甫共同完成。需要注意的是，此本的宋宾王校并非宋宾王在谢深甫本上直接校勘，而是谢深甫抄自宋宾王校勘之本。
前文提到，周莲弟认为知圣道斋本为宋宾王、谢深甫等人共同完成之本，很明显，她将宋宾王本和谢深甫本混为一本了。另外，彭元瑞购得的“影宋本，乃合众手钞成者，纸墨、行式纷错不齐”，而宋宾王本和谢深甫本则是以文瑞楼本为底本由个人抄成，既非影宋，亦未出现纸墨、行式纷错不齐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宋宾王本现存南图，谢深甫本现存静嘉堂，而知圣道斋本则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知圣道斋本绝非宋宾王本或谢深甫本。周之结论并不成立。
3
．知圣道斋本来源
知圣道斋本既然并非宋宾王本和谢深甫本，那么究竟来源于何处呢？宋宾王跋又为何出现在该本？此本卷一七二《思陵录》上，淳熙十四年十一月壬辰条旁的跋语给出了答案。跋语言：“《益公集》闻宋板后，世无刻本，此张鸿声所藏，若蒙钞刻本者，故摹以志。庚寅七夕后一日。”跋语下有“王印
/
宋宾”朱白文方印。明言此本为张鸿声所藏，跋语提到的庚寅七夕后一日，当即康熙四十九年（
1710
）七月初八日。跋语所谓“若蒙钞刻本者”应为彭邦畴所谓“影宋本”说法之根据。从跋语题在卷一七二上来看，所谓影宋的部分当包括该卷。但将此卷与国图所藏宋刻残二卷本比对后发现，与宋刻本差别极大，绝非影宋本。宋刻本为半叶十行十六字，该卷为十行二十字，字体相差也非常之大。该卷遇“上”等字空格，或许抄自宋本，但绝非影宋本。
前面提到，顾夏珍以己所藏，合张鸿声、朱端揆所有，方成七十三卷本，则张鸿声本自属残本，且所存不多。但知圣道斋本实为全帙，那么张鸿声本之外的部分来自何处呢？卷一六九《泛舟游山录》之后所附《宋周益公必大〈泛舟游山录〉疑字》（本文简称《疑字》）给出了答案。
《疑字》凡三卷，为《泛舟游山录》之校勘记。第一卷叶一“丁酉”下校勘记云：
照王声翁本已增“己亥早赴县厅为大行皇后成服”一则，共十一行四字。及校弟二卷首，亦入此则，而下则辛丑云“释服而归”，则己亥应在弟二卷无疑。而顾夏珍本作阙文十四行，不知何据也，今仍之。然丁酉至乙巳凡阙七日，犹使善本校正也。〔钱阅〕
又同卷叶四二行下云：
“折柱”，
“
折桂
”
改。（注：又
“
弟大行思问其名也
”
应作小字注，〔王本〕、〔张本〕仝。）
又同卷叶廿四末云：
廿四页末有朱笔批
“
自辛卯、己亥凡九日不见纪述，而原本亦不可考
”
等云，鸿声云系天如公手笔。
结合宋宾王手跋可知，上述校勘记中提到的“王声翁本”、“王本”即王闻远藏传是楼本，“顾夏珍本”自然就是七十三卷本，“钱阅”中的“钱”则为帮助宋宾王抄校文集的钱枚，“张本”则为张鸿声本，天如公则不知为谁。当时能见到上述版本并与以上诸人均有交往的只有宋宾王。而且《疑字》所用纸张与宋宾王所抄文瑞楼本、宋宾王本也完全一致，为单鱼尾、白口，版心下有手抄“文瑞楼”三字，故《疑字》作者必为宋宾王。从《疑字》中提到利用王闻远本、顾夏珍本、张鸿声本来看，此当是替金檀抄文瑞楼本时所作。
知圣道斋本卷一六九后所附《宋周益公必大〈泛舟游山录〉疑字》
但检校文瑞楼本和宋宾王本，上述校勘记均无。宋氏手跋言：
是集也，钱子实总其成，订正舛错，费许心目。余因就卷中脱落疑讹处另副开载，更竣缮本续校焉。
宋氏言，其将卷中“脱落疑讹处另副开载，更竣缮本续校”，则此校勘记本不打算收入正式钞本中，知圣道斋本当为误收。
知圣道斋本有宋宾王抄书之手跋底稿和校勘记录，显示了宋宾王与知圣道斋本关系密切。该书版式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是书版式非常复杂，有半叶十行二十一字者、十三行二十四字者、十行二十字者、九行十七字者、八行二十字者等多种，而且，各种之间错出纷杂，往往数卷之间版式、字体突变，行格亦或有或无，此外还有不少别的补抄。以上数种版式中，十行二十一字者所占比重最大，共计八十九卷，与宋宾王本最为接近，正是抄自宋宾王本者。可见宋宾王本实为知圣道斋本的主体。
知圣道斋本除张鸿声旧藏和抄自宋宾王本之外的其他部分来源不详，其中比重较大的为半叶十三行二十四字者，共计五十二卷。考虑到顾夏珍七十三卷本为半叶十三行二十四字，顾氏又曾借张鸿声本补抄，则此部分当来自顾夏珍本。至于其他部分，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作者
上面的考察显示，知圣道斋本虽然为张鸿声旧藏，但其主体却是抄自宋宾王本，抄写中还混杂了宋宾王《抄集始末》底稿和《疑字》，此外还有不少抄自顾夏珍本。可见知圣道斋本不仅抄手众多、抄写时间不同，抄写中也甚多马虎草率。
比较瀛本与知圣道斋本可知，知圣道斋本不少阙误已据张敦仁本和翰林院本得到校补。但瀛本也继承了彭邦畴对知圣道斋本的不恰当修改。欧阳棨也有对知圣道斋本擅加改动的地方，比如《年谱》从附录之后提到卷首，书名从《周益文忠公集》变为《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这与四库馆臣将底本名称《周益文忠公集》改作《文忠集》如出一辙，实不可取。
二、瀛本校本梳理
欧阳棨编校瀛本时，用以校勘知圣道斋本的主要是张敦仁本和翰林院本。
1
．张敦仁本
据道光七年（
1827
）张敦仁所作《重刊〈周益国文忠公集〉序》，张敦仁本为张敦仁知南昌府时托人从京城购得，为梁清标旧藏。原装三十册，阙九册三十九卷。所阙卷次不详，所存如下：
首列《周益国文忠公集》总目，凡《省斋文稿》三十卷，《平园续稿》三十九卷，《玉堂类稿》十三卷，《政府应制稿》一卷，《历官表奏》五卷，《奏议》十二卷，《奉诏录》四卷，《杂著述》七卷，《书稿》十四卷，共一百二十五卷。又附录五卷，《年谱》一卷。
顾广圻道光四年六月曾鉴定此本，认为抄自开禧二年初刊，开禧初刊本共一百二十五卷。这一结论被部分学者接受。但据陈振孙记载，顾氏之说实难成立。陈氏有言：
《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丞相益文忠公庐陵周必大子充撰。一字洪道。其家既刊《六一集》，故此集编次一切视其凡目。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见。郑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录为全书，然犹漫其数十处。
陈振孙指出，《奉诏录》等四种十一卷因为“多及时事”未能刊行，则开禧初刊本为一百八十九卷，另有附录、《年谱》。而所谓“时事”者，指此四种所涉多为政府高层和宫廷之事，在庆元党禁的背景下，贸然刊刻显然不合时宜。陈氏又言，未刊部分为郑寅（字子敬）知吉州时刊行。郑寅知吉州时间，李之亮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五之一九系于嘉定十年（
1217
）至十一年七月十九日。由此周必大文集方有全帙传世。陈振孙在莆田时，亲见郑寅续刊本，又“借录为全书”，所言自然令人信服。故知张敦仁本绝非抄自开禧初刊。
